三三影视剧在线观看论理，毛峰和毛尖有什么区别

来源：头条浏览：0 2023-01-27 23:51:59

说起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这个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名女性不是学术界的主流。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学术成果的发表，越到象牙塔的顶端，女性的数量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人决定从事学术事业时，她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个人……”

“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

“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有一天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这种呼声试图阻止女性进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大学体系，进入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就会把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

然而，即使不断遭到鄙视和压迫，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学术志业，融入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认识自我，寻找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朴素的想法。让更多的女性学者可以看到。

当妇女决定投身学术事业时，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障碍？有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吗？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过河女学者如何找到自己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各个国家的女学者。一部分为大众所熟知，大多在聚光灯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很不一样。她们代表不同世代间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充满热情，也经历过困惑和挫折。她们的故事描绘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这个词。

这是《女学者采访系列》的第五篇。受访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由于新媒体篇幅的限制，本文为摘录，完整版收录于新书《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第一辑）》。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女性学者采访系列”。

年末年初，《爱情神话》引起了迷影圈不小的波澜。你们唱罢我登场，“争夺”海派精神的发言权。纠纷中，很多读者都叫我，毛先老师怎么一言不发？此后，毛尖还是发表了影评。三句话，尽到了所谓中产电影的语境和核心。她写道：“太阳升起来了，不管在不在一起，都从生活中受到了温柔的讽刺。革命六十年代结束，在高达肆虐的情况下登场了。不要使用燃烧的灯光。不要混淆玉石。也有让人眼花缭乱的贵胄哭哭啼啼的穷人啊。 ”

是的。果然是习惯了“毛先体”的精力。戏谑和庄重齐飞，写意都是精准的一色。写影评已经做了二十五年了。很多读者认识她也是从影评人开始的。《从此，没有铁证如山的爱情》《非常罪，非常美》《例外》《有一只老虎在浴室》，这些作品成为讨论现代电影评论不可避免的文本。但是发梢不仅仅是影评人。在漫长的隧道里，保持文字的光辉，挖掘电影的历史感和当下感并不少见。

《我们不懂电影》，毛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20世纪90年代，毛尖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从莎士比亚到简奥斯汀，充满了新鲜的滋养。但几乎同时，毛尖羡慕隔壁的中文系兄弟姐妹们。询问理由时，他开玩笑说：“人与阴阳调和，英语系男女比例不像肉丝和面。” 于是，在研究生阶段毛尖转到中文系，从王晓明开始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同门的师兄有金海、罗岗、倪伟、李念。那段求学时光，洋溢着热烈的学术热情和感人的同门情谊，他们热情的文学讨论被整理成《非常罪，非常美（增订版）》书。他们谈了《后朦胧诗》和80年代以来新诗的发展，也讨论了当时中国的散文创作和日益技术化的文学批评。 2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在读这本小书，激发着我们现在的敏感、理解力和想象力。

1997年，毛先进入香港科大，跟随负责古典文学的陈国球老师读博。毛先背诵古典文论，“是弥补古典方面的不足”。那时，李欧梵也在香港科大任教，刚刚完成《无声的黄昏》的稿件。李欧梵的课程多涉及上海文学和电影，这一时期对发梢后的研究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博士论文进行了上海30年代和40年代的电影研究。读书期间，毛尖翻译了李欧梵的作品《上海摩登》，这一传达严密的翻译也成为上海市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文本。

博士毕业后，毛老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任教。从西到东，再从东到西，发梢研究来往东西，贯通古今。这种碰撞使发梢保持了深厚的传统性，同时也由这种传统性创造了先锋性。

发梢。回答者提供图。

从2006年开始，毛老师和她的师友一起在上海开设校际“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为大学生讲授现代文化理论。这条路线从2010年停止一年半开始持续，前后持续了10年。课程介绍尖端的文化研究理论，主体是古典理论。她一方面经历了对文化研究理论的“狐疑”，一方面在这种狐疑和警惕中不断前进。讲义《上海摩登》出版时，发梢在序言《巨大灵魂的战栗》中哀叹。坐在一起讨论文学的时间，正是她“头顶星空心中的道德，大学的意义青春的形式”。她在其中写道：“希望这个文学课堂能成为生活的意志，成为修正生活的意志。”

关于女性学者的身份，他说：“在我自己的研究生活中，我可能是麻木不仁的。我不太觉得被歧视。 ”。她警惕地认为，她过于执着于单一的语言视角，必然会导致理解的粗鲁。但她也观察到，对更多的年轻女性来说，进入学术所受到的压抑力度越来越大。

在采访中，毛尖说，我们批评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保护自己的体温。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这可以为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提供线索。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毛尖的采访。

新京报：大学教育之前，你的读书经历怎么样？

毛尖：我们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少年的读书从一开始就分裂了。社会主义文学为主流，手稿、海外文学为暗流，叛逆时代，坐在课堂上卖身不卖艺，心集中在金庸梁羽生身上，老师家长越是提起“朱德扁担”，我们就越是五体投地。那时，录像厅一起走进来，被我们看做黄片的香港电影，最多也就是衣服滑落而已，但在大银幕上，接吻是主要图谋的。《最好的时光》里，坏人王仁一扯牧羊女的裤子，就能扰乱我们的小心脏，能看到国外电影的床戏，哪里受不了。

但与此同时，主流阅读也没有真正退场。或者说，集体主义这个概念，已经构成了我们的潜意识。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六十个阶级的兄弟是兄弟，“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烽烟举”也是兄弟。看乔峰段誉虚竹，在天下英雄面前结拜金兰，准备同归于尽，看我们澎湃的热血，和0755-。

电影《少林寺》(1979 )的剧照。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决定走学术之路的？你为什么决定留在学校做学术研究？在之前的采访中你开玩笑说你做学术是因为留恋学校。另外“反省”说自己是坐不住的人，我很好奇这样的性格特征是如何影响你的学术研究和写作的。

毛老师：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进了教室，觉得男女比例像肉丝和面，要去文史楼上课，看人家中文系的阴阳调和，换专业。这样大学毕业后，转到中国文学系和王晓明老师学习。同门的师兄有金海、罗岗、倪伟、李念。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尤其是罗岗，经常说傅科、罗兰巴特，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很快就意识到文盲，装神弄鬼地苦读了一年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当时王老师已经转向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们自然也

今天，这次讨论在很多议题上没有真正说服我，比如在王朔问题上，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把王朔看成虚无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误会，王老师、徐麟他们参加这次讨论时昼夜都很认真，但长期以来影响了我们所以，问问坐不住的人，怎么能成为学者。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研究生面试中，王老师也问了我。也许，他也觉得我天生很好，感到了学者生涯的寂寞。但今天，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个颇有建树的学者不断作恶的世界里，这不是一个特别的优点吗？当然，话虽如此，也有一点滑脱的成分，但我的意思很直接，很多坐得太久的人，未必适合当人文学者。

新京报：在你的大学学习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90年代初，那是承载着国人复杂感情的时期。一方面是席卷而来的文化热，一方面拉开了剧烈变动时代的序幕。你在主编丛书的序言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了一个讲座去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 那个时期对你的阅读和思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毛尖：最近刚看了日本电影。《保密局的枪声》、2021年的日本最高吧。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其中男主有习惯。他是戏剧导演和演员，喜欢一边开车一边练习台词。为了这个习惯，他去了其他城市，故意选择住在离剧场很远的地方。回到你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当时为了听某个讲座或会议，经常从华师大步行去其他学校或合作社等机构。在交通不便的时代，3个小时很普通，但我不觉得累。另一方面，当然年轻。另一方面，这条路的时间也很丰富，尤其是听了讲座，趁热回了锅，一次因为太兴奋，集体忘了买了什么讲座，我记不起了，傍晚苏州河的肮脏景象，感动了我们，坐上了公交车，苏州河这种情况，有相当时代的隐喻。

文化的热度带来了文化的爆发，也正是我们自身身心爆发的时代。爆炸对爆炸，有时会带来特别辉煌的结果。我们像狼一样读各种西方名作，把《保密局的枪声》当成教材看，把所有的课都当成西方文学课，爱情不引用普鲁斯特是不够的。校园里最受瞩目的讲座，也是作家、学者的先锋文艺平台，就像今日海报上的电商巨头，但爆炸、爆炸，往往会互相蒙蔽对方的双眼，让我们摇摇晃晃地坐上公交车，摇摇晃晃地聚在一起

所以，回顾那个时代，过去大家都喜欢讲述那个时代抒情的一面。每个人都是猛虎玫瑰，但在当今时代，翻过一页，反而能更坦诚地谈论苏州河不干净的景象。例如，当时全国人民尊崇为偶像的人物，今天就来看看吧。一部分是《驾驶我的车》的谢列布里亚科夫教授，自私、自负、傲慢，带领时代发酵成个人主义道路。

电影《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70 )的剧照。

新京报：从上海回到香港再回到上海，学术场所的变化也伴随着专业选择的变化。从英美文学到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影视剧研究，如何回顾这20年学术研究的转变？是什么让你探索并锁定最终的研究方向？除了专业的变化，还有什么重要的节点能展示你在学术研究上的巨大变化吗？

毛尖：对我来说，这些转变就像来自时代的指令，或者我们就像时代的APP，每个时代的版本升级，都会牵动着我们发生变化。作文课一开始，加菲尔德和宋琳告诉我们的，先锋作家先锋诗人，交了班里的很多同学，白天上课睡觉，晚上拿着墨水去通宵教室写作。我也去了几次，虽然写不了小说，但我认识了很多中文系的朋友。他们不得不说莎士比亚对我们外语系很看不下去，没有个性。在这样强迫我们去看冷门作家的同时，中文系产生了某种虚假的崇拜。所以，我后来转到中文系读研究生。以上提到的养生愿望是真实的，但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的中文系有一种邪气，像是在守着另一条路，与传统不同，与教室不同，他们与艺术系：生产叛道的人物、光头、长发、衬衫和乱穿衣。他们在向站在世纪拐弯处的我们示范什么是混乱和思想。后来，我们钻进了泥里，意识到他们的邪魅也不过是模子。

这样，直到王老师继续推进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文科大楼的激烈直接讨论中，我才第一次认识了现代文学的学科精神。那时王老师给我们上了课。我总是用沉郁的语气大量使用问句。 “想想看。中国现在的危机是什么？请再想想，读书人应该对国家负什么责任？ ”这个“想想看，再想想”在文中传开后，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但是，研究生的三年，是我整个求学生活中最重要的时间段。特别是王老师用他刚完成的《万尼亚舅舅》和我们讨论鲁迅，未来，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总觉得背后有鲁迅的眼睛。

我自己后来写专栏，无论是思考的时候还是语言的困难的时候，都会去鲁迅那里找资源。之后，我从香港读完博士回到华师大教书，一边听课，一边和炼红一起旁听了雪毅的鲁迅课。对我们这一代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大半是鲁迅研究专家，包括王富仁、钱理群、李欧梵和汪晖老师等。所以，不能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鲁迅，但鲁迅绝对是活着的存在。在所有中国作家和思想家中，只有他能图章地活在全体中国人的心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思想和修辞从来没有过时。

新京报：师从王晓明时代，文化研究就进入了你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视野吗？是如何从文化研究转向影视剧研究的呢？

发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鲁迅式的追问，使得王老师带着我们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转向了文化研究。那时，我们相信在我们的高温下，会给这个越来越低温的社会吹来“热风”。我们一起做了热风网站，从早到晚在网上发声，确实聚集了很多人。另一方面，我们联合了上海六所高中的老师，周末上文化研究公共课，迫使很多研究生博士生周末来上课。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愚公之力，准备集体上课，租了间教室，给看门的爷爷买烟。当然，后来我们小组也各自转向了，但热风时期的热情已经像舍利子一样存在于岁月中。

关于我的电影电视剧研究，与陆灏有关。 1997年，陆灏运营《万尼亚舅舅》，我开始写电影，似乎还很受读者欢迎，陆灏一直催我写，他一次次催我写《鲁迅传》直到容易弄到手。后来，陆灏编辑了文汇笔会，他叫我打开“看电视”栏目，我又开始转向写电视剧。所以，我制作电影和电视剧，本质上是业余的，但因为是业余的，所以没有什么习惯吧。

《万象》，《万象》编辑部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新京报：你们的“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为大学生讲授现代文化理论。课堂讲稿《万象（第七卷第五期）》出版的时候，你写的序言感动了很多读者。那次经历给了我强烈的共同体情谊的感觉。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构成了一个因学术热情而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也有人指出，其中的文本解读还是多偏重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当时课程的初衷是为了更多的前沿文化研究理论的结合。后来你曾经提到自己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多“狐疑”，这个“狐疑”主要指的是什么，你能展开话题吗？

发梢：从2006年开始，2010年将停止一年半，然后继续。前后约10年，课程介绍尖端的文化研究理论，主体是古典理论。例如，第一节课是文老师讲的《万象》，那时，文老师脚上钉着钢钉，拄着拐杖讲了半个学期。雪毅又说了半个学期的卢卡奇。《巨大灵魂的战栗》是其中一节课的凝聚。前言中写道，为什么要在文化研究联合会的课上选择这样的传统经典作品来阅读，是因为当我们批判世界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体温。经典文本是制造体温的一种方法，是传统。

今天回顾一下，当时开这门课的决定多么正确，文化研究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你提到的我这个“狐疑”，都与研究者体温的消失，或者历史感的消失有关。粗略地说，我的狐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国内一时成为“显学”后，政治正确的立场被学生轻易掌握，随意操作，学生一边用手机反复播放她喜欢的歌曲，一边在作业上对这首歌进行各种批评。如果政治是正确的，学术研究似乎会永远结束。 “永远站在弱者一边”成为空洞的机械口号后，文化研究也不会卷入其中。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常常显得没有门槛，学了半个学期就可以插手人民的生活，全中国关于他们的节日就好像是资本家的阴谋一样。

当然，这些狐疑主要来自于我卷入其中的上海文化研究的一些观察，我讨厌站位的高调研究。如果富士康工人唱了他的工作，会不会是狗屎？如果广场舞阿姨穿着LV舞蹈，爷爷应该送阿姨去上文化研究课吗？文化研究喜欢批判官僚主义，但有时他们自己的工作调动，是非常官僚的学术体制，得不到生活认证，也得不到身心检查。

《表征》，毛先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4月。

新京报：您曾说著名学者李欧梵对您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您的影响具体有哪些？在香港读书时，翻译了李欧梵的著作《巨大灵魂的战栗》。你为什么选择这本书？其中的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对你的学术研究兴趣、研究方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毛尖： 1997年，我去香港科大跟陈国球老师读博。陈老师主要负责古典文学。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苦读了一年古典文论。虽然弥补了古典的不足，但最终还是不敢写古典文学论文。陈老师博雅变通，让他自己选。当时欧梵老师在香港科大任教，刚完稿《巨大灵魂的战栗》，我们的课程也涉及很多上海文学和电影。老师的课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之后，博士论文制作了上海30年代和40年代的电影。写不好。不要追问博士论文。老师用他的《上海摩登》的稿子上课，他让我翻译，我一边上课一边翻译。第一学期的课结束，原稿的翻译结束。中稿《上海摩登》第一版使用了老师的英语未出版稿，所以内容比后来正式出版的英语稿还多。说实话，不是我翻得多快，真心是老师的论述系统干净明确。他建立了一个摩登的话语体系，每个概念都深入历史和文学史，他有自己的修辞追求，整个翻译过程对我来说不仅是学术训练，更是写作训练。之后，我花了比翻译更长的时间找了《摩登》的引文和注释材料。老师把很多资料扔在美国，我回上海找了。因为有些上穷下也找不到，所以也知道这个摩登宇宙用了多少周边资料。

现在回想起来，欧梵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和欧梵老师一起去铜锣湾看侯孝贤的《上海摩登》。确实很无聊，而且还会说上海话，所以很烦躁，座位上发出了声音。欧梵老师轻轻说了句“镜头真美啊”，把我们从镇上压住了。本质上，欧梵老师是艺术家、学者、作家三位一体。桑塔格被归类为伟大的作家。是丈夫还是恋人，借用这个分类方法，欧梵老师很像加缪。他是一个有着恋人外表的正派丈夫。或者是具有狐狸品格的刺猬。有些人看到他出入摩登场合的风景，有些人看到他在图书馆里默默生活的踏实，有些人觉得他高调恋爱太不像个大学者。有些人认为他从芝加哥到哈佛穿西装很邋遢，但所有的矛盾都聚集在他身上并不别扭。他似乎重新定义了生命中的许多概念。通过这种方法，他拓宽了学术边界，使原本相互反对的范畴可以相互重合。他说：“因此，《上海摩登》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上海的热潮。

《海上花》，李欧梵著，毛先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书中的关键词是舞厅、咖啡馆、公园、赛马场、娱乐场所、电影院、饭馆、商场、大街这三个时间和人物的交点。欧梵老师用本雅明对巴黎的热忱凝视着上海，但他的批评框架并没有追随本雅明对巴黎的格局，20世纪的上海也与19世纪拱廊式的巴黎截然不同，老师从“上海是如何寓言化的”问题出发，一百年前上海也在“摩登”的整体形象中开放。用这种方法，欧梵老师重新发明了现代文学，重新发明了上海。这种本雅明和李欧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直让我崇拜。当然，二十五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对“上海摩登”这个框架有点零星的思考。

新京报：你从五官的表现来讲授法国新浪电影的特点，分析其在电影史上的位置和创新。很少有学者关注这个角度。你总是做类似的“在课堂和研究上的”新尝试吗？这样的尝试反馈怎么样？在电影的研究和课上还有其他类似的尝试吗？

发梢：用人体不同部位的电影史表现来讲电影，确实是我的想法，但我现在也只是零星地上了两次课，没有能力在一个课程框架里实践。也许接下来。主要是，我认为电影研究应该有自己的脉络史。如今，无论是导演研究还是主题研究都沿袭了很多小说研究方法。我之所以讲《唇史》、《眼睛神话》、《屁股进化史》，就是想从影像的角度，让电影研究获得自己的属性。这几年看了很多学生的电影论文，他们基本上都是把电影内容概括下来，然后做了很多分析，完全无视阮玲玉的眼神葛优的手势。这是离题。

所以，现在有很多小视频论文。虽然常常很简单粗暴，但是在影像的水平上更合适。当张曼玉说我们分手时，她的身体语言可能想更进一步。这些在大量的书面论文中，被单一的台词夺走了。影像时代，直接对影像的关注，其实非常容易引导。例如，昨天我们去了白沈导演的《上海摩登》(1984 )，首先讨论了新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潮、现实主义。然后，我们谈论了龚雪的脸。这样，从龚雪的脸，就成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演员的脸，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脸，再到今天的脸的线索

新京报：在你编辑的《上海摩登》一书中，你的好朋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老师讲述了电影与女性特别是女性身体紧密联系的历史。 “……电影是中国女性与电影之间暧昧的历史——电影技术给她们带来了身体解放和社会地位变动的承诺，也使她们的身体商业化、物化，引起了新的诱惑和危险。 ’你怎么看电影的历史和女性身体的关系？电影(照相机)必然征用和展示女性的身体。这种凝视关系很多学者也讨论过，你认为电影和女性身体的关系影响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态度吗？

毛尖：罗岗先生的观察非常准确。女性身体物化的危险由来已久，经典文本中的美女多有被遣国行为，但毫无疑问电影加剧了这种诱惑和危险。另外，加上电影发生和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的共生结构，照相机的凝视和女性的关系更加清晰，这方面的讨论数不胜数。但是，时间接近2022年。罗岗在公共课上讲这个故事也有十五六年了。我们必须再打开这个议题，持有双边观点吗？特别是在现代男主人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女主的今天。前段时间《大桥下面》播出的，王一博的视频位置和摄像头的观看方式，远远超过了当时阮玲玉的份额。或者说，当今的女明星已经失去了影像c位，我们该如何看待现代女性银幕的失落和重返c位的努力呢？粗略地说，俊男的出现很容易得出女性物化发展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有什么意义呢？如何看待雌雄同体和中性美学，一定要从消费视角来看，美男不也是分流吗？但是，电影生态主义者同意分流说吗？

《巨大灵魂的战栗》剧。

你要说电影会不会影响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态度，我关心的中心其实是颠倒的。首先，我们可能要问，今天的电影，还有有多少身体权威，镜头凝视是更危险的，还是我们整天盯着镜头，害怕镜头？男色的出现，从影像的意义上来说，可能是电影危机的信号。当今，决定女性对身体态度的，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淘宝更是美图秀秀。电影时代的电影权威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人类的文化份额上，电影已经不如嘀嘀打车那么抢手，让我们扭转了思路。而且，元宇宙电影已经在路上了。身体的问题不仅仅是凝视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以前的采访中说：“国产剧中的女性主义往往表现为对失恋的压力反应。” 可见，主创对女性生活缺乏想象力，人物单薄，不仅是家庭与爱情的纠葛，也很难给女性角色提供更多的成长契机。据你观察，为什么国产剧的创作在女性问题上如此狭隘？哪些(国产/非国产)影视作品的女性形象/创作值得借鉴？

毛尖：国产剧几乎都是懒剧，也就是古装剧。在模子扩展到女性主义的地方之前，也出现了很多神驾御的假面女权主义。所以，国产剧在女性问题上并不是这么狭隘的，国产剧的整体性是狭隘的。当然，体现在女性的表演上，尤其令人瞠目结舌。从2021年的电视剧来看，女性的主要职业又回到了女性的人气上。《风起洛阳》652021 )、《风起洛阳》652021 )、《风起霓裳》652021 )是刺绣专家，通过刺绣技艺可以进入最高水平的宫廷政治，可以将失业妇女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当然，最重要的是，和深度相关的人结婚。绣满了画面，刺绣像古代女性的高考。这也算了，还是古代，《骊歌行》(2021 )，现代剧也是苏绣，真的沉没了。这一年的刺绣，没有一个人有东方不败的精神。在大敌面前，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天女落花流水，一枚绣花针奔腾而去，远胜令狐冲们手中的利剑，那样凌厉浪漫的刺绣才是一点现代精神啊。总之，在当今的女性影像平台上，有男性爱，有两个以上的男性爱，有多民族男性爱，是女性层面的特征。这样，如果失恋了，就要面对自己，工作，这种压力的独立是女性主义的话，那狗跳墙就是一种进化。

所以，有时我还想去看《锦心似玉》这样影像政治效果不正确的剧。在剧中，女主角菲利斯施拉夫塔领导了一场反对平权法案的运动，打败了当时风头正劲的女性主义者，永久改变了美国。理论上，舒拉夫的胜利应该让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痛心，但观众的态度却模棱两可。正好是因为保守派施拉夫出现了女性主义应该面对的现实漏洞。剧中有一个场景，支持平权法的队伍和反对的队伍在相反的道路上互相回顾，互相称量。前者以年轻女性居多，后者以家庭女性居多。团队分裂是历史的天险，在这方面，我们的电视剧反而很滑溜。因为我们连平权法案的队伍都没有，年轻的女性就像和男性牵手天涯，而奋斗的结束就是遇到更有条件资产的爱我的人。

美剧《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剧照。

新京报：在此前的采访中，我曾提到中国的影视剧多为“伪现实主义”或“粉红现实主义”，极度缺乏“硬现实主义”作品。通过近一两年的作品，你的这个观察变了吗？有接近令人印象深刻的“硬现实主义”标准的作品吗？

毛尖：强调“硬现实主义”，是希望我们的电影作品对现实发起强烈的攻击。从2006年开始，中国电影大规模市场化，大资本流入，电影井喷问世。但硬现实主义越来越少，不少影视剧表现的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矛盾，矛盾的次要的，不够犀利，粉扑扑的，自然安全干净。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去年的《美国夫人》特别好。因为这部电视剧面临着当时最严重的社会矛盾。《美国夫人》出来后，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这部剧对少数民族欠妥。确实，《山海情》很少表现回族，但除去大家都知道的电影政策，剧中的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贫困问题。这种绝对贫困是我们的首要问题，需要男女老少在贫困的同时整体解决。在这部元级史诗中，少数民族问题完全可以留待未来。

《山海情》剧。

从知识分子的这一批评中可以回顾我们电视剧的整体问题是，真正的国家电视剧很少。现在，我们的很多戏剧也在广泛地接触社会问题，包括伦理剧的老人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悬疑剧的城乡问题、贫富不均问题等。这些都是重大的问题，编辑也因此觉得自己坚持现实，走的是现实主义路线。但是，在大伦理和悬念的框架下，所有这些问题都只能以分集的方式出现。夫妻矛盾和敌我矛盾解决后，这些矛盾也会打包消失。就像2020年大热的《山海情》一样，女主人为儿子上幼儿园而发愁。欺凌儿童是当代中国家庭所经历的一大困扰，但这个问题是外在于男女主要感情问题的议题，一旦他们的感情转向，这个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在这个逻辑中，《山海情》中，北大、蔡元培绝对是过于美化了，但并没有影响建党主史诗，我认为《三十而已》也依然是一部好剧。这是电视剧的大局观。

实际上，大平台应该出手制作国家剧。从而建立人民的大局观。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觉醒年代》，曾经有过这种大局观，现在这个时代的任务转移到影视剧上来了，但是我们没能很好地连接起来。有时候，看到这样一部多情智慧的电视剧在网上消费大众，真的很有恐惧感。这些电影造就了什么样的沙发人呢？

新京报：上海一直是中国电影中重要的背景/故事发生地。从你的研究视角回顾，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到最近的《觉醒年代》《读书》等影视作品，在上海影视剧中的表现和相互影响有怎样的变化？

发梢：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是中国不争的电影中心，当时的上海形象不仅可以从《三十而已》(1937 ) 《爱情神话》 ) 1937 )电影中看到，也可以从好莱坞欧洲电影的上海表现中看到。例如，《马路天使》 ) 1941 )。再加上颓废的左翼歌声、全球污浊的纳垢、全球贫富分化，上海将以“夜晚”的形象自我代言。共和国电影上海摇身一变，霓虹灯下潜伏着各种危险，但《十字街头》(1959 ) 《上海风光》 ) 1962 )白天的上海，健康的上海，揭示了上海20世纪四五十年代银幕的好天气。 20世纪80年代末，夜上海航线回归，夜来香百乐门，歌舞直到今天，越来越多的符号化上海。在这种形势下看沪剧，可以看到电视剧和电影的不同追求。无论是《今天我休息》(1994 )还是《大李小李和老李》 ) 1996 ) 《孽债》 ) 1997 )，都有非常结实的上海普通老百姓生活。

电影《儿女情长》(1962 )的剧照。

说实话，这些电视剧上映的时候，我还不是电视剧的观众。对于当时深受现代主义美学影响的我们来说，仅从这部电视剧名称本身来看，我觉得电视剧属于父母的行为。但是，偶尔在电视上看的话，经常走不动。如《夺子战争》，最初有5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孩子去上海找父母。五个孩子展开的不同家庭关系，从里到外贸大厦，横贯一个时代的剖面，巧妙而贴切，而且不同年龄阶层的上海话，用各种语调，像不同地区的上海一样，支持着不同人物的行为逻辑。在能看到东方明珠的高楼里工作的男人和在电影院做放映员的男人，当时是同一伙人，但环境变得疏远，人群变了，两人的气氛很不一样。阶层表现也有点刻板，但整体上非常朴素。

像现在这样，电影画面上有各种上海的符号，但上海越来越没有性格，一面之隔。上海成了背景板，在街上摆弄，不再构成人物的成长因子。例如，《大李小李和老李》(2020 )的朱锁，她完全没有上海教会的族谱。你说的《孽债》(2020 )，三女主和上海的关系，也就像p涨了，换了其他大城市，这个故事就一模一样，都成立。上海与该剧组的服化道相同。然而，最近出炉的上海话电影《流金岁月》，将使上海再次回归自己，亲切而信仰地展现上海生活的散文流，必将引起一些文化批评。

电影《三十而已》的剧照。

新京报：技术变革引起了电影的巨大变化。流媒体、高帧率电影、虚拟现实等近期的“元宇宙”概念也越来越引人注目，这一设置可能彻底改变电影的叙事逻辑。你认为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电影的未来？你说过你对电影的未来很悲观，什么意思理解这样的悲观？

发梢： VR会是与电影院共存的媒体，就像3D电影、120帧不统一江湖一样。当然，这个话题很容易吵架，像严锋老师一样，他认为未来的影视剧将是游戏的一个分支。未来包括电影、网络剧在内的体系将经历一个重构。那个是一定的。流媒体进入后，影视剧美学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一成不变。 Vlog美学强力渗透，时间革命、空间革命大大超过其他方面的一切革命，个体感受改造群体体质。这些都是可见的未来。

但我相信，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也会经历漫长的衰退期。在这个总体悲观的漫长衰退期，电影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时代的电影美学从未真正开启，这个国家的光辉岁月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现。屏幕依然是貘，看看我们是给梦想还是给虻。

从技术上看，即使在元宇宙的界面上，元宇宙的电影想象也还是可以为扼杀现代腐朽桥段，如元宇宙生死概念提供方法论，可以改写现代电影中大量腐朽爱情的腐朽失忆。当然，这个问题在电影内部是不能回答的。改变租赁行业的不是汽车，而是支付。

新京报：你的影评文章独树一帜，形成了江湖人称之为“毛先体”的高辨识度文风。你觉得这面旗的鲜艳写法怎么样？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是浑然天成，还是逐渐打磨寻找的结果？同时，你的文章也跨越了多个文体。从论文到杂文、影评，如何平衡写作不同文体的文章？

毛尖：江湖上有“毛尖体”之称，就是用麻辣而快捷的方法，用普通读者的视角写文章。我很简单。这是长期专栏的结果。千字卡死了，如果和傅比兴相通的话，就以开头结束。因此，睫状体向上是接地气，向下是不怕死的。精力充沛的时候，我可以同时给10家报纸写专栏，一天惹怒朋友好几次。但除了作家，我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学老师，《毛先体》也表明我不太会用学院派的方法写影评。

关于文体之间的平衡，我也没那么强硬。而且写了二十多年的专栏，关于文体，我自己的定义是，1000字是文体，5000字以上，也是一个。所以，即使约稿，我也要先问字数，超过两万人，我一打堂鼓，那就必须是虚构的。写小说需要改变体质，也不是没想过，但很多师友都鼓励了我。崔欣都催了我好几年。伟长把小说的名字都给我取了。《爱情神话》。果然是自己没有准备好吧。

《爱情神话》，毛先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

新京报：电影批评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要求极高的准确性，但经常被人误认为门槛很低。同时，以影评、影评为中心，还有很多其他的争论。例如，评价红包，删除红包，“你行”“不能实干就乱套了”等发言。你觉得围绕影评的很多争论怎么样？

毛尖：影评门槛确实不高。相反，这应该也是一个优点。这样，就可以席卷更多的群众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远大于其他奖项，为了文学奖，谁都可以说几句话。这几年的电影电视剧，再加上大部分都是烂剧，说坏话，谁也做不到吧。所以，我们影评人从来没说过我们从事清道夫的工作。在这个平台上，我对拿红包也并不苛刻。我也能听到正确的事情，但我自己从来没有为红包写过。但这是因为我不依赖影评人，而不依赖影评人来谋生。除此之外，我在写影评人。虽然起源是合同，但也有自以为是的使命感。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学者大多也涉足过这个行业，包括欧梵老师。因此，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很能从大地上改变影像的生态，于是成为了电影评论家。当然，很快就被按在地上了。有个制片人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写的电视剧写了一篇文章。我脱口而出，写不出来。这么差劲。他一点也不觉得被骂了，兴奋地说。那就说坏话吧。请冷酷地说坏话。所以有时想想。影评一写，就有争议。在今天这个大环境下，并不是坏事。我们没有完全折断现有的流量，而是赢了。

新京报：对于年轻的女性学者，很多人表示感受到了当今社会结构性的性别制度和歧视问题。在你过去的研究生活中，你遇到过类似的混乱和障碍吗？对于有志于学术事业的年轻女学者，你有什么建议？

毛尖：在我个人的研究生活中，我可能感觉麻木，但我不太觉得被歧视。当然，鸡飞黄腾达的女性降维事件时有发生，但我不太想把这说成是歧视。二十多年前，研究生报了选择题，说我要写周作人，王老师就马上CUT我。罗岗说他要当周作人，王老师马上同意了，但没想到是歧视。因为萝岗确实很强，也有是否合适的问题。但我的内心状态和我从未离开过学校，一直生活在弱循环环境中有关。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我成长的时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天干地支。

我有时会想，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我们在文化上越来越封建，从而使年轻女性进入学术所受到的压迫力也越来越大。现在的文化事件，马上劈腿被人肉，离婚被揭老底，政治正确和没有偏见，再加上时代政治的一部分，红橙黄绿蓝紫任何一层肤色都不能得罪，上层和下层任何一层都不能骂，文化变成了温婉的水在这道热锅料理中，女人首先会变成煮熟的青蛙。以前的歧视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现在喜旺们也成了好孩子。我绝对不会说你在家刺绣做饭之类的话。他们也让李双去面试，但用其他题材推荐了李双。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现在影视剧里的女性，家里都会大量刺绣，劝你成为新世纪的刘慧芳，或者画眉进去的时候在高楼里随时准备和总裁相撞。不像社会主义时代的画面，女性用顽强的劳动站在天地间，女性可以直接和坏人、坏事战斗了，现在好人和坏人都差不多了。所以真的很难。

新京报：有对你产生重大影响的女学者/作家/撰稿人的作品吗？

发梢： 2018年，上海师范大学举办许鞍华电影周。我的三个女人的榜样一次也曾同台。她们是戴锦华、王安忆和许鞍华。我主持了她们的对话。我特别认真地准备了，但一句话也不敢胡说的一次。我自学电影，是看戴锦华老师的书。这几年我们在做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女性研究，在老师的延长线上工作。跟着老师打冷战间谍战，我们追到了《铁证如山》。找老师谈谈切格瓦拉，我们把切格瓦拉挂在墙上。戴老师始终在第一线，始终比我们年轻。她身上混杂着强烈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二世纪感。很多年轻的女学者都受到过老师的影响。安忆老师，我一直在上海写作。她很年轻就进入文学史了。但是，她一直以来都在等速高质量地写作。雷打了，每天都写。上海自不必说，整个中国没有王安忆的创作，就画不出一个版图。许鞍华老师是我最尊敬的华语电影导演，她的电影定义了香港新浪香港电影史，她自己定义了爱情和艺术的强度定义了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她们三个人有一种无比强烈的少女感。是任何痛苦和时间都夺不走的斗志。每次和她们在一起，都有吸氧的效果。

电影《凛冬将至：电视剧笔记》(1946 )海报。

而在我的同龄人中，有三个女人，张炼红、贺桂梅、董丽敏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们大小差不多，有很相似的岁月记忆。炼红为她的《天字第一号》豪掷了20年，桂梅不仅抽烟，丽敏除了打牌，几乎没有浪费时间。她们永远周密地进行着自己的思考。包括前面提到的王安忆戴锦华许鞍华老师在内，她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顽强的才能是勤奋。我自己不是懒惰的人，很多朋友也认为我看书看剧很勤奋，但仔细想想，我是靠淫欲学习的。她们是纪律，我很容易陷入虚无，她们不是。她们都要对自己的才能加以纪律，这样才能一生斩将。能和她们一起成长，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新京报：你在散文中提到过父母的交往。 “翻翻现在的文艺作品，当影视剧里尽是充满爱心的男人时，我觉得像我父亲这样有严重缺陷的男人，比为女人吐血的小男人要强得多。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母亲太需要被教育了，但在这个被无限爱情和爱情修辞污染的世界里，我觉得母亲的人生是干净而光明的。 ”。这句话很感人，但透露了某种“政治不正确”的危险。怎么理解这个词？我在之前的报道中看到了，你也说过照顾儿子、照顾家人的人更多吗？你认为这会令人困扰或成为负担吗？

毛尖：是的。这句话有严重的政治不正确的倾向，但我说这句话有一个语境。其词的对象是现代文艺中的蒲志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恋爱而耽误工作的男人，成为了影视剧的抒情对象。例如，在《天字第一号》 (2017 )中，一名宝马男子追赶一位离婚女老板，为了给儿子过生日放弃了工作，放弃了大生意。就这样，女老板感动死了，观众见证了真爱。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比较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啊。在055-79000(1959 )中，女性听说男性为了帮助大众而弄错了约会，马上就不再感到违和感了。直到80年代都是这样。《历炼精魂》 ) 1982 )那么，电机修理工田建，加班为人民服务的结果，第一次推迟了和丈母娘的见面。她的玉婷也没有抱怨。总之，当时，劳模喜欢劳模，先进工作者喜欢先进工作者，是天然的。工作高于家庭，集体大于个人，婚姻向社会让渡一点家庭时间，天经地义的事。妈妈想一辈子为我父亲服务是因为父亲确实把他的精力献给了学校。一位中学校长没有家庭支持，很容易辛苦。当然，不能说妈妈完全没有抱怨。但是，那个时代的感情法则鼓励为人民服务。大环境如此，我们家也是，邻居家也是，谁也没离婚。

电影《我的前半生》(1982 )的剧照。

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一代的女性，应该同时继承了社会主义对国家的奉献和对家庭的奉献精神，但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也抹不去其中的乐趣。当时，《今天我休息》(1980 )，主妇以为一台洗衣机就能解决家务的烦恼，但现在我们什么机器都有了。因此，烦恼和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时代情感的变量，也是这个议题。今天爱的修辞绝对是污染源。

新京报：谈及女权议题，容易引发许多难以解释的负面情绪和争论。你说你害怕公开谈论女权，有这个担忧吗？你觉得关于女权话题，为什么总是产生这么多对立情绪？

毛尖：这其实并不是女权主义领域的特殊问题，如果我们过于执着于单一的话语视角，肯定会导致理解的粗暴。而且，粗暴引起的争论，媒体都很期待，所以稍微碰了一下，烟花就飞散了。有一次活动，我对#MeToo运动说了心事，马上就站出来教育下一个女孩。当然，并不是真的害怕。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武勇很好，如果能出手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不插嘴。

新京报：以前，我读了“请不要成为你反对的东西的对应物”这句话，深受感动。在女权主义问题上，一方面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我们批评父权话语和压迫，同时我们也要避免成为他的对手戏，思想和生活局限于性别视角。虽然出发点可能不同，但你也一定有注意/思考这个批评和现实之间的张力。或者说，理论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分歧，理论不能完全指导生活。但你似乎很好地处理了这种不应对关系。作为学者，你如何看待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的间隙？

毛尖：谁有理论生活，谁就一定输了。如果理论能指导生活，理论界的幸福指数就不能达到世界之最？看看我们的小说和电影的主人公吧。创造理论的，最后不就是时代的壁纸了吗？在《烦恼的喜事》中，祖峰饰演的文艺理论家，是最早死的吗？在作品中直接运用理论，编辑不会杀你，观众也会处死你。你说我处理得很好，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把学者当成我的主要身份。我的生活中没有这些认真的矛盾，我的痛苦和理论没有关系。我的身体经验和八字不合的所有理论，我进不去也用不上。

标题来自电视剧《烦恼的喜事》 (第二季)的剧照。

作者|张廷

编辑|青青子，罗东

标志设计|郭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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