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之祖惟冠山

王尧

冠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山。 这并不夸张，也不自吹自擂，即使我是如今兴盛的全球旅游胜地中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我也这么认为。 如冠山石室，如冠山书院，如冠山诗文，如冠山石刻，冠山敬惜字纸洞，此冠山“五绝”，均为历史文化遗产。 你真的是对的吗？ 你真的读了吗？ 你真的读了吗？ 我觉得不一定。

周瓢饮圣贤

粗粗的沙石上，刻着四个古老的金文篆字，在古代秀才们的眼里，并没有听到任何异议。 在历代编修的《平定州志》中，也没有听说对这个四字有不同的解读。 突然有一天，这块历经岁月沧桑几千年的顽石，竟然第一次遇到了骗子。 这块石头上，潦草地刻着“傅山题，xxx镌”的文字。 从此，这四个字进入了黑暗的深渊，被人们解读的嘲讽都是非非。 有不识字的，有望文生义的，有接触风景的，有意见不一致的，也有模棱两可的，站在《文献名邦》的大牌坊下，我真的脸红了。 这样神圣的山水文化圣地，怎么能这样肆意糟蹋恶意践踏呢？ 这是我们文化的瑰宝啊。

傅山一定是来平定的。 傅山也来过冠山，傅山还用崇古冠山书院步乔宇诗韵写过《冠山雨中三章》。 但绕冠山看不到傅青主的诗碑。 倒是有一首儿子傅眉所写的诗，刻在冠山书院外的大陂陀石上。 傅眉有题诗在冠山，有一点儒学常识的人，可以断定这里没有傅山题刻。 傅眉是个读书人，再有才能，也不至于把墨宝留在自己父亲的题记旁，任人评价。 更何况无论高低，都有不孝之子大逆不道的嫌疑。 这个“丰周瓢饮”四个字是怎么来的？ 不是来自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傅青主傅山吗？ 绝对不是那样的。

多胡散臭：干隆版《平定州志山川》载：“冠山，位于州西南八里，形似冠冕，故名。 山麓有资福寺，上有元中书左丞吕公书院。 明府孙杰高岭书院，只有废地和古松一百三十株，花椒有孔穴，一石琢成。 ”并罗列了乔宇记的简文，记载了“冠山两废书院，左右都在前贤题上榨取石迹”。 从金代冠军杨云翼，到明嘉靖时期的山西参政、前提学副使陈棐、傅眉五言古诗章，都有详细记载，没有《丰周瓢饮》的石刻记录。

但是，在光绪版《平定州志山川》中，除了摘录了干隆版冠山项目下的几条内容外，“按下的话，冠山的胜迹非常多，旧志未搭载，现在选择其要的人差不多都会补充。 资福寺东偏院以前是书屋，以直隶总督那彦为题，叫做槐音书院。 寺北有子孙圣母殿，求子者多有应对之策。 西南角有水，深阔不到几尺，味甘，冬夏不旱，居山者皆来此汲。 旁有石，太原傅山篆书《丰周瓢饮》四字，语本《水经注》。 ”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丰周瓢饮”。

据州志报道，“丰周瓢饮”的刻石早在光绪版修志之前就有，是傅山篆书。 那么为什么没有刊登干隆版州志呢？ 而且，除了不载傅山题记外，傅山的儿子傅眉题诗还要写清楚，大概是因为傅山的反清复明身份在乾隆年间依然敏感，不便提及吧。 明朝灭亡一百多年后，傅山进京拜见康熙皇帝。 就连康熙皇帝也对傅山老师表示敬意。 为什么修州志的人会选择性地漏掉傅山篆书呢？ 可能没那么简单。

倒不如说，州志所指的“丰周瓢饮”出自《水经注》，让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背后雾中的乾坤。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四》中写道：“河水又南，嵊谷水注之。 出水县西北梁山，东南流，横溪水注之。 水出三累山，其山层三成密，故俗为三累名山。 据《尔雅》记载，山三会成为昆仑邱，斯山也会成为昆仑邱吗？ 下山的时候有两石室，建着隐士的故居。 细水向东流，注入嵊谷。 谷川山南有石室，西有两个石室，北有两个石室。 都是为了阿结爷，战斗不断，所谓石室分离。 东厢的石头上，还流传着杵臼的痕迹。 院子里也有旧宇处，还像前基一样。 北坎室有微涓石洼，丰周葫芦饮如栖息游隐学之所。 从前子夏教授西河，如果有嫌疑也可以，但很难分辨。 ”

这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郦道元既是地理学家，又是散文家，只把《三累山》、《北坎室》的《微涓石溜》、《丰周瓢饮》照录下来，不敢据为己有。 这也是迄今为止，我看过的历史文献中《丰周瓢饮》的最早出处。 由此也可以推断，三累山有丰周瓢饮，冠山也有丰周瓢饮。 既然“丰周瓢饮”石刻是世界上唯一的，那么这座冠山就是北魏时期的“三累山”。

三累山有石室，冠山也有石室。 冠山是由三个平台组成的山，而且第二平台叫“瀛洲”，现在还有“登瀛”石坊。 最好的第三平台叫“蓬莱”，现在还有山泉池和显眼的“蓬莱”悬崖石刻。 而最底层的第一平台面积最大，由资福寺和槐音书院组成。 有寺必有方丈。 那个第一平台应该叫“方丈”。 在太古时期生存下来的三座仙山不就排列在这里吗？ 古人称冠山为“三累山”，说得没错，名副其实。

三累山是“栖游隐学之所”，冠山至今仍以书院为荣。 有丰周葫芦饮的见证，有《水经注》的佐证，冠山终于可以向世界展示它的真面目和登峰造极的地位。

1500年前就刻有“丰周瓢饮”的东西，即使郦道元没有亲眼看到，至少郦道元也知道。 郦道元1200年后的大学者傅山老师为什么要把这个盛典据为己有呢？ 至少是《傅山录》或《傅山书》，不是《傅山题》。 傅山是诗文大师，真要在此写名山名号，也绝不捞人牙慧。 傅山是有骨气的文坛主将，即使是抄录，也一定如实记载，决不干这种剽窃之类的勾当。 何况傅山老师也是书法家，这破格落款一定会成为笑柄吧。 那有先写自己的名字再写正文的道理吗？ 傅山虽然有傲慢，但绝对不会傲慢到这种程度吧？ 所以，“丰周瓢饮”绝不是来自傅山，也不是傅山的问题。

这个“丰周瓢饮”四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连郦道元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怀疑与孔子的学生卜子夏有关。 古人的怀疑，往往是有根据的，绝不凭空捏造，英道元也不例外。 卜子夏《教西河》，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大事，也是“河汾学派”的源头活水，郦道元疑并不是空穴来风。 在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卜子夏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而卜子夏是山西人，是继承孔子儒学并在后来的广泛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人。

孔子是周礼的极力捍卫者，孔子说：“周被两代监禁，郁郁寡欢！ 我从下周开始。 ”孔子的思想是周礼借鉴夏礼和殷礼，在夏礼和殷礼的基础上光芒四射而创立的。 这三代礼是多么丰富和完善。 我想听从周礼。

周礼最大的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家族与国家相融合，政治与伦理相融合，这一制度奠定了周族八百年统治的基础，对中国封建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初大思想家贾谊在《新书礼容语》中说：“文王有大德而无功，武王有大功而治。” 而周公集大德大功于一身。 难怪历史学家夏曾佑这样评价周礼的创始人周公。 “孔子之前、黄帝之后，在中国有很大关系的，只有周公一人”。 (夏曾祐《中国古代史》 1935年版，第31页)。

而面对集三代礼于一身的周礼这片丰富历史文化的大海，教授西河的子夏及其弟子，或许能“弱水三千，我取瓢饮”就好了。 华夏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至今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几千年来，皓的知识分子即使终其一生，也只有学习皮毛，才能获得其精髓而有所建树的人很少。 学者既要有舍己的使命感，千百万人也要有自己走自己路的献身精神，也要有有时不走自己路的紧迫感。 这就是“丰周瓢饮”的原意，应该说明这四个字与春秋儒学有很大的关系。 既然郦道元认为与卜子夏教授西河有关，那就不是来自卜子夏，而是来自卜子夏的徒弟，创作者无法确定，但由来已久。

如果这个“丰周瓢饮”来自傅山，郦道元是绝对看不到的。 郦道元既然说在《水经注》看过《丰周瓢饮》，傅山的问题就太虚无缥缈了。 可以说傅山老师看了很多诗书吧。 在《水经注》中应该读过《丰周瓢饮》。 难怪上山的时候，把《丰周瓢饮》写在冠山介石上。 但问题是，早在傅山1200多年前的郦道元就看过《丰周瓢饮》。 那只能说明傅山的问题是假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丰周瓢饮”与1500年前郦道元看到的“丰周瓢饮”是同一个石刻。 因此，“丰周瓢饮”石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幸运的是，这很可能是2000年前国宝级的绝世文物。

周瓢饮，这绝对是作者的文学创作，也是思想的流露。 那不是捡人智慧的书法浮夸，也不是鹦鹉学舌的学识浮夸。 如果是傅山写的，那么产生冲突的偶然只有一个，应该属于模仿的行列。 即使是傅山写的，郦道元也绝对看不到。 怎么可能出现在他的著作里？ 唯一的解释是“丰周瓢饮”石刻由来已久。 既然都不是出自郦道元之手，可见郦道元怀疑与卜子夏教授西河的关系，傅山所题绝对是无稽之谈。

这座冠山的“丰周瓢饮”并不简单，至少不是凭空捏造，也不是沽名钓誉的杜撰故事，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上的一部古典藏，它的古老程度如何？ 可能无法想象。 凝结了什么样的文化联系，恐怕用三个词说不清楚吧。 即使在管子里偷窥豹子，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冠山书院张佩芳

苗蕃是平定人，明代天启四年( 1624 )举人，曾任江西南城县县令。 苗蕃原本平定城珠市巷后，移居泊里村。 苗蕃的足迹踏遍了古州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文。 这一天，他从泊里村出发，来到冠山，写了一首名为《自瀑房游冠山》的诗：

考槙蕗隐硕之宽，一带步向烟。

东涧飞泉瀑布，西山巍峨耸立。

说是渔父第一次新洗澡，请自爆，不要误人儒教。

高饮明霞回得晚，碧涛楼下靠着阚干。

骑着小毛驴，流过瀑布飞泉，鸟语花香，溪水潺潺，风光旖旎。 诗人笔下的“西山屹象峨冠”，是一座向往已久的冠山。

走进巍峨的冠山大牌楼，映入眼帘的是秀美冠山。

这是冠山的第一个平台。 虽然有宏伟庄严的资福寺宇和古戏台，但不容忽视的槐音书院更是古朴典雅迷人。 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开门迎客的景点，但书院大门墙上镶嵌的“槐音书院”牌匾，让我永远对这座书院抱有极大的好奇心。 书院背后的千年金柏，粗壮高大，向人们宣示着古老。 环顾四周，找不到像样的相思树树，也看不到相思树树的影子。 为什么命名为相思树之音？

据介绍，槐音书院始建于清干隆年间( 1736年)，郡人张佩芳任寿州时，多方集资，建于冠山资福寺以东。 本想定名为“梵宇书院”，因境内有古代刺槐参天，绿荫蔽日，山风来时似有丝竹音，直隶总督那彦成题为“槐音书院”。 原来如此。 故自善士，习静之儒，避尘世喧嚣； 在当地的外乡，学人者，取灵山之静。 接下来，一直学习到厌倦，蟾宫折桂，学名瑛曜，非常有名。 也称为下书院。 现在槐音书院入口处镶嵌的石刻上写着：“槐音书院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

然而，我出身于赐进士，在原安徽直隶泗州知州张佩芳撰述并书的《重修冠山资福寺记》碑文中，我却看到了这位大知识分子的苦心与无奈，他根本没有修过槐音书院。 碑文记载：

山在州城西南八里，有原左丞吕思诚冠山书院、明州人孙杰高岭书院。 寺庙位于山的左麓，建于元至元之间，书院废弃已久，但寺庙是单独存在的。 其左有家三区，州的人士率在这里。

为了余生也在发呆。 现成的进士，复辟一年多来，山石上下，无不到达。 而冠山书院，成山腹，登临此处，城廓楼堞，历历在目，号胜一筹。 州志载：为思诚父祖读书所，有宣圣燕居殿、会经堂、德本、行源二斋，遗址尚存。

空闲的日子，僧兴问余说。 “兹寺的重建已经进行了好几次，现在受了浸，又有什么办法呢？”余姑说，“等待他的日子，为孩子请求。 ”。 越十多载是不合适的。

干隆四十一年，余知寿州、兴喜伴其伴侣，赐补一百六十余金。 ”而“如果画不出口风，这就留作冠山书院的费用，招募更多的人读书的人共同完成。 此吾志也”。 欣然唯诺诺地去。

又六年，余自泗州归。

明年，时日无多了。 虽然很高兴他出来，但不知道他在寺庙里做什么，书院还是废弃了。 椿之石上亭巍然，盖曩之所不在者，州人某等所为也。 长期以来，因为书院的事而告同人，但应征者相当少，没有太多的事情也没有时间。 后来在闻亭上增建文昌阁、吕纯阳洞，口观其美，但远不及书院者。

今年春天，兴喜来到徽余说：“喜，老且病。 在你输之前，与公众募捐者，为画画的寺庙。 重修关帝庙、罗汉殿瓦房十七间，筑石洞四，砌砖坊一、围墙若干。 现在不读书的话，以后可能不知道那个费用会怎么样。 ”

余生对浮屠不好，每次进庙都不成展礼。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只是一言为定了。 不怕往返几十里，既得利益者为彼，遂不再顾我所欲者在此。 用自己的话来说，在事物的语言里，轻重太不妥当了。用自己的话来说，可以说是认识崇尚这一教诲的人。

就是记住那个山顶。 这样山就是一州之所愿，跑到文人学士那里去了，书院是乡贤遗址，不仅仅是台西观光。 结果，这个剩下的都是羞耻的，不能期待未来一代的丈夫。

它建于清干隆五十六年( 1791年)四月吉日。 碑文上说，张佩芳从小就住在冠山槐音书院读书。 读书时，吕左丞祖籍读书的冠山书院早已废弃。 当时，这座槐音书院就在资福寺的东墙附近。 这是一个只有三个房间的小院，平定了州的学子们大多在这里读书。

张佩芳( 1732—1793 )，原名汝芳，字荪圃，亦字公路，号卜山。 平定町人后，搬到大阳泉村居住。 孩子很穷，由祖父抚养大。 七岁时读经，旁观者可以接触儿童和历史，手不释卷，过目不忘。 干隆二十年( 1755 )中举，次年中进士。 历任安徽省歙县、合肥县令、寿州、泗州知州。 政治评价非常美，评价很好。

有一首诗写道：“十有八九人值得翻白眼，但无济于事的是书生。” 而名垂青史的黄景仁是安徽正阳书院的山长，他在《寿州赠知州张荪圃》一诗中这样评价张佩芳。

山右文章风靡全球，滨江桃李遍植新。

知道了公独有的千秋之意，造士都将成为一代的才能。

大雅扶手是前辈的，小山属于轿子。

让淮南客人毫无羞耻地漂泊，侯门也要得到。

张佩芳不仅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而且知识广博、学问渊博，通晓天文地理，熟悉制度沿革，精通考证，爱好藏书。 应接不暇，作者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张佩芳是清代乾隆期间平定州的名人，不仅政声好，学问也好，为乾隆版《平定州志》写序，《州志》还收录了张佩芳的许多诗文。 张佩芳的德才学识，深深地影响了平定古州后的学子。 知恩图报，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读书人的美德，张佩芳也不例外。 在冠山学习期间，有重整冠山文风、翻修冠山书院的愿望。

但是，一介书生，怎么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这样的宏愿呢？ 报考进士后，张佩芳在冠山槐音书院拜师一年。 在此期间，资福寺的僧人曾与张佩芳谈到过寺庙的修缮，张佩芳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在我将来发达的时候，我一定会实现你的愿望。

此后，他任安徽歙县令，任合肥县令，升任寿州知州。 从25岁开始离开冠山赴任，现在已经46岁了。 二十一年过去了，岁月流逝，人的容貌会变，人的印象也会变得模糊，但你许下的承诺，往往会在别人的记忆中越来越清晰。 这一天，冠山资福寺的僧人兴喜，不期而至，如从天而降，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张佩芳面前。

我先说了，贫僧来了之后。 一之娘，贫僧刚前约。 这个兴喜也是有信念去执行的信徒。 张佩芳不能失信，更不能食言。 兴喜出一百六十多块钱，再三叮嘱这笔钱要修资福寺和冠山书院，一定很难对付，可以再给冠山学子们筹点。 如果筹不到更多的资金，一定要把我给你的这笔钱先用来修冠山书院。 请仔细记住。

读书人的缺点是容易信任别人，其实是太善良了。 不知道充分阅读经书的儒家张佩芳，在不经意间为狼做了保护羊的傻事。 6年后，张佩芳从泗州知州任告老返乡，荣归故里。 次年，干隆四十八年( 1783 )，张佩芳带领儿孙辈参观马来冠山。 这是他时隔三十年的冠山，是他魂牵梦绕的冠山书院。 他是多么想让自己看到屹立在眼前的古朴的冠山书院啊。 我甚至可以想象，在家里，在路上，他和随行的亲属们是如何憧憬心中的冠山书院，如何安慰以前左丞相吕思诚为代表的古代先贤，如何高唱平定学子未来的辉煌。 想象一下，当时的张佩芳，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和自豪。

然而，呈现在张佩芳眼前的情景，却让他尝到了苦果，哑巴吃了黄连——的苦。

冠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而，三十年过去了，冠山书院依然颓败，依然如故。 资福寺焕然一新，增加了椿石上的亭子、文昌阁、吕纯阳洞等，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兴喜也不见，张佩芳应该在无限的悲伤和失望中离开了冠山。

回来后，他和同事们一起，筹措资金继续翻修冠山书院。 但报名者寥寥，张佩芳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未能实现。

八年后，即乾隆五十六年( 1791 )春，资福寺的僧兴喜，又突然来到张佩芳面前。 这真是神一般的存在，神龙从头到尾都不见了。 他是一个牢牢把握张佩芳人性的人，抓住张佩芳这个大知识分子的把柄，太相信别人，太善良，对人有益。

说一句“喜、老、且病”。 也许是张佩芳所有的愤怒和怨言都消失了。 老和尚倒不谗言，来得像真的一样。 他把张佩芳给的钱都用在修复资福寺上了。 下次来见你，不是要钱，而是你张佩芳这么大的功德。 必须掐住石头牢记。 否则，就会消失，人鬼不知道。

我这是来给张佩芳写碑文记录功德的。 不知道张佩芳是怎么答应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写这篇碑文的。 他只是感叹。 “我是一介书生，是文人。 我一辈子都不善浮屠，不喜欢佛事，也不拜佛。 然而，像我这样不读佛教的书生，却捐钱全部用来修寺庙，这是多么讽刺，那不是我的愿望。

不管后人怎么看这件事，我张佩芳还是要告诉后人，这个冠山“为了一州之愿，跑到文人学士那里去，而书院是乡贤遗址，不仅仅是台西游观”。 冠山的灵魂是书院，冠山的根是人文，冠山是文人之家，冠山是学者的乐园，总有一天冠山书院还会有人来修。 这是冠山不断切割的根脉。

由此可见，今传的冠山槐音书院是张佩芳盖的，纯属虚构，纯属讹诈。 张佩芳来看书的时候，正在槐音书院。 废弃的是吕思诚冠山书院。 张佩芳一生都没能在冠山重建吕公书院。 不仅做不到，捐赠的资金也全部挪作他用。 不说也罢，说起来都是眼泪。

我严重怀疑兴喜第一次来，是因为问张佩芳要钱。 这第二次，简直就是向张佩芳要命。 两年后，即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张佩芳病逝，享年62岁。

槐音书院功德无量

回头一看，槐音书院绝不是1736年建的，也不是张佩芳建的。 1732年出生的人，1736年才5岁，怎么能去建书院呢？ 从小在槐音书院读书的张佩芳，可以证明这个槐音书院是一个古老的书院，至少在张佩芳来读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从张佩芳在这里学习的经历，到这里教学生，当时的刺槐音书院应该还不错。 “它的左边是家三区，州的人在这里学习。 ’可见，这座刺槐音书院一直是古州学子读书的地方。 张佩芳一心要重建修缮的应该是冠山书院吧。 因为那座书院已经废弃了。

学生着急的事，人们往往不着急。 读道理，饮食往往不重要。 张佩芳去世10年后，资福寺又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从清嘉庆九年( 1804 )冠山资福寺建造的《重修资福寺真武庙碑记》来看，资福寺今天的结构是通过这次修缮建立的。 碑文记载：

“州城八里许，有一座巍峨的冠山，巍峨耸立，秀秀于群山之上。 公之以名讴乡，或吟诵记之，勒诸鄂珏者，不胜枚举。 元遗山韵《冠山移近城头》，洵一州胜境也。

山上古老的真武庙、资福寺，不知道是从几代开始建造的。 从古代流传下来，是十乡下人建造的。 祈祷雨，所有的回应。 四月八日，佛爷的圣诞节，十村的戏剧会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真武庙正在颓废，停止了留下地址。 资福寺大殿及口圣母灵宫、两廊诸禅佛殿、山门四口殿的受损者非常多。 左边有三个僧院南边的房间，一座高楼。 后院有三处，前后几十户，围墙几十丈的房子，都是风雨交加，日久失修。 余与隔壁唐公府、史公宽一同上山，见此情景，欲速修，第一工程浩大，一二难，抱歉。

庚申闰四月，久旱不雨。 余纠唐、史二公与十村人，贤聚寺，呼祷雨。 晴天霹雳，甘霖普降，感应之快，莫过于此。 五月朔、十村民等聚集佛礼拜。

余等与宋家庄李公口、余公成、后沟村刘公大运、李公江安、聂家庄村王公标、王公凤鸣、冶西村文公文运、霍公口勋、霍公刚、庙沟村闫公宏、白公举、苇池村王公得有、张公入修、潘公和、上义村王公致金、河头

真武庙改建无梁大殿，耗资四百多元。 资福寺的损坏处是下一次修复。 新建钟鼓楼二座，在山门左右分别打开便门。 体制完善，形势办厂，需要三百多资金。

如今已竣工，志在必得。 ”

资福寺原本就非常古老，古老到“未知是从几代开始建造的”。 不过，这座庙确实是冠山周围十村的民众建造的，不假。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相关千家万户的吃饭穿衣头等大事，拜佛唱庙会，仍是一种盛行于平定古州村寨的民俗文化，它是骨子里的期盼，声势浩大。

大家捡柴火的火焰都很高。 十村民众的力量，毕竟不可小觑。 这次修复后的资福寺，气派非凡，规模也相当壮观。 但据碑文报道，这里最古老的是真武庙和资福寺，以前没有钟鼓二楼，这次是新建的。

真武庙必须供奉真武大王。 真武大帝又称玄武皇帝，是老子的化身。 这显然是道家的道场。 这个“圣母灵宫”也必须是“天仙圣母宫”。 那是古老的碧霞元君祠，最早位于鲁阳曲阜城。 这都与得道成仙的道家有关，可以通过十村的民间人士与寺僧公议，但这里却越来越接近佛陀。

冠山，让人觉得像读书人的家，应该是儒家的地方。 而且，在最古老的供养者看来，道家应该在修炼宝地。 但是，民间传说是向着佛陀的圣地建造的。 儒家的解释在这里，就是这样扭曲的。 要说文化，儒者乃至尊； 谈谈心境，道家至上； 要说视野，释迦牟尼佛是最远的。 这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地方，选择可能是最先推开的一扇门。

由于张佩芳推开的是儒者之门，他一生都在关注冠山书院。 他来自冠山槐音书院，又从冠山槐音书院门口走过去。 其实，冠山槐音书院的成立，与张佩芳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是槐音书院的修缮，也是张佩芳去世多年的事了。

道光四年( 1824 )张蒲上的碑文《冠山槐音书院记》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碑文记载：

冠山，约在州城西南八里。 古松百余株，苍翠秀拔，烟云飘，怪石尸，题镒古力，游人称之为胜境焉。

在前贤构书院中，有人将原左丞吕思诚冠山书院，即孙公子裕重修，更名为崇古冠山书院。 明太守孙杰高岭书院，即今山南镒夫洞也是如此。 往佛寺左边走，有家三区，平易近人率在此多读书，余生狭小，无法居住。 张佩芳任寿州时，股金一百几十，付僧欲修，僧欲修梵宇，书院亦不敢修。

庚岁、荆君绶、任君质淳、耿君以德、孙君毓芝、张君观藜、曹君荫树、李君士英、张君锦标、武君彭令以及侄儿钱冶西，齐心协力，募集资金维修，轻松捣毁，小范围宏观拓展。 正面甃石为三穴，东西相对，家为四楹，对面廊为三楹，碑中，阶前种药栏，坊外张竹，筑巽方，开门见山。 院中古槐参天，山风吹过时，疑似丝竹声。 从那个额头上说“槐音书院”。 牌匾联方便放置，比以前干净。

夫书院培养人文之薮，其制始于宋。 当初，学校还没有站起来，所以有时很盛行。 学制盛行，书院可能也废了。 我与朝重熙为伍，文教丕兴，共商天下，以书院之名告之，大使殷勤聘前辈，名宿荐为山长，相奉诸生弁香，故改其一隅之见，兴其文学，通其儒。

平定城书院，取名榆关，入嘉山大庚。 国戴文正总督的时候，改变了冠山的名字，把额头留在了医院里。 胤业诸生多达百数十人，每科名丽桂籍者，珠联星曜，几人以下，可谓盛极一时。

但养蒙育后，为待天下，其地不多，今“槐音书院”与“崇古书院”展翅相对。 或有自好之士，学静之儒，避城喧嚣，背竽而游，臂入林，继之奋发。 比方说，前明乔白岩、延慕竹诸君欲继前贤之后，兴风作浪，岂不抱佛脚谋修，见其效，与城“冠山书院”相博光华哉。

也是角色。 经始于嘉庆十五年四月，道光四年二月完成。 募集的钱六百五十多两，不能用，所以工作突然扫兴了。 王君光国听了，独立输了200美元钱，一开始必须竣工。

也指夫乐善施、助作人、雅化达人。 以此为最后，我随后迎来了翻修者，寄予厚望。

道光四年( 1824 )岁次甲申二月谷旦立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槐音书院可能更古老。 “夫书院培养人文之薮，也始于宋之初。 ”宋初既然有肇立书院制度，平定古州就是文献名邦，不能不冷漠。 在这里创办书院的大潮中，槐音书院应运而生也是合情合理的。 “往佛寺左边走，有家三区，平易近人率在此多读书”。 据了解，这座佛寺东边的槐音书院，确实一直是古州学子读书的地方，元代吕思诚的祖辈们，明代乔宇、清代张佩芳、张穆，还有近代才女石评梅，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槐音书院功德无量。

这次怀音书院的修建，是张佩芳的外甥张观藜和荆绶等平定士绅联手募集的，从嘉庆十五年( 1810 )到道光四年( 1824 )竣工，历时十五年，前后花了八百五十两。 这样看来，张佩芳当年捐赠的资金，寺僧确实挪作他用了。 不过，光靠这一百多块钱重建冠山书院，恐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不做的话，永远，兴喜都用来修资福寺了。

张佩芳梦寐以求的冠山书院，经过到底是什么？ 这个需要慎重整理。

冠山书院惟崇古

绕过资福寺，就可以看到对面的葫芦饮亭。 “丰周瓢饮”的巨石占据了整个亭台。 据说这块刻石本来不在这里，亭与资福寺之间右手边空地的山坳里，原来有一条溪流，现在有龙王庙、水井和小池塘。 井里还有水，池塘正在干涸。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郦道元写的嵊谷。 侧溪不见了，山南以西、北二石室也不见了，这个隐士和游学者的故居也已经不见了。 “微涓石溜”不知所终，只留下“丰周瓢饮”的刻石，离开了原位。 用青砖和青石铺成的地面，干净整洁，西、北山体也筑有石墙。 只是那座不大的龙王庙，显然是建在平坦的沙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可能表明当时的石室和这里的小庙相连。

站在这座嵘谷新修的石桥上，揣摩当年西二石室和北二石室的方位，应该绰绰有馀。 视龙王庙为当初的一方石室，左右各抱一方石刻，与山体完全融为一体，天衣无缝。 我扭头望向亭中“丰周瓢饮”的碎石，回头望向龙王庙两旁的空地，仍似能看到那细流不息，似能听到石室传来的读音，宛若冠山的天光云影和钟灵毘秀是智慧

从葫芦饮亭上楼，曲折前行，仰望《文献名邦》大牌坊，便穿上浓密的松林，掘下一棵死而不朽的千年古松，横亘羊肠，倨傲桀骜不驯。 松涛在耳畔翻滚，如千军翻山越海而来。 鸟鸣恬静，浓荫遮天。

明代的苗蕃来到这里，不由得倾倒在《冠山古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冠山绝顶入云烟，五百苍松莫计年。

风破浪声如瀑布，下起雨来鳞爪欲参天。

医生的树值得礼物，羽客能自由入睡。

徕新甫盛，说斯游都像要挟飞仙。

每次走进这片松林，那涛声依然，都能感受到物是人非的光阴故事。 举目一看，崇古冠山书院就在眼前。 这是冠山的第二平台。

崇冠山书院，创建年代不详。 宋宣和年间已建成，初名冠山精舍。 此后，元代中书左丞相吕思诚的祖师数世在此读书，并在冠山精舍下扩建为吕公书院，又称冠山书院，成为山西当时有名的最大书院。

有清代嘉庆二十一年石碑。 现位于冠山书院崇古洞内，由当时的郡庠生、已75岁的王世珍老人撰写，载于《重修崇古冠山书院碑记》年。

“从前汉文翁教成都，学校的星星分布在天下。 但是，书院的名字也没有。

南唐时期，白鹿洞扩学馆、宋太宗诏书赐《九经》。 唐元与间，衡州民李宽建石鼓书院，宋初赐额。 真宗应由天府民曹诚造百余间，赐额于天书院。 又赐额岳麓书院，此宋初四书院。 《文献通考》上的人，理宗朝配置尤组。 山水知名者，苏州鹤山书院、绍兴崀山书院、衢州柯山书院、道州瀛川书院屈指可数。

与元世祖共设山长，设学直，掌钱谷。 学生和弟子的修业者遵守命令推荐，台宪对其进行审查后，人才就会被培养出来。 (后)啸事增华，若龟山书院在常州，齐山书院在池州，尼山书院在曲阜，且比作者还多。 太原，但冠山书院当时就出现了。

志载：左丞吕公赐额，又赠书万卷，盛亦称固宜。 明嘉靖年间，天下书院知废，冠山未独撤。 然而，汪公藻督州重修后，至今已有200多年，历经风雨摧残，旧址消失得无影无踪，州里人屡思振兴，矢志不渝。 嘉庆丙寅( 1806年)、奉直大夫孙公裕起(丁卯) )秋落成。 适值吾州得隈者十五人，非兹山之灵有启之乎？

简，你永远很健康。 不与诸同志同咏，而窃为后贤之深望者，敦实学习，厉行，不以纯虚之声谶语。 略考书院本末，用以使学者知道我国文教讲学的地方，认为前代有加，冠山书院是吾州最古老的。

孙公的复兴意义堪比前人，但名贤之将也是鹿洞、鹤山、龟山之盛这样的企业。 仰望副圣天子以雅化人，其他规规矩矩、经营勤奋，则有梅韵白君文，不奢靡记云。

大清嘉庆二十一年岁次丙子( 1816 )蒲月谷旦”

王世珍的这篇碑文很独特。 重建冠山崇古书院的过程鲜有谈起，简洁梳理了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脉络弥足珍贵。 汉朝还没有书院，文翁成都设教学、石室办学，历来被视为中国民间办学之首。 两千年来，成都石室中学依然存在，人才辈出，像星空一样灿烂。

宋代书院兴起，重心却南移。 山长投靠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书院逐渐兴起，冠山书院享誉世界。 令人深思的是，冠山书院给了元朝皇帝匾额，给了他一卷书。 为什么？ 因为这是吕思诚祖先的读书所吗？ 恐怕没那么简单。 天下宰相多了，但皇帝为书院起名的，在黄河以北恐怕不多。 三晋大地，冠山独特。

由孙裕主导的这次修缮，始于嘉庆丙寅年( 1806年)，丁卯年( 1806年)秋完成，工程进展顺利。 但是，为什么王世珍会在嘉庆二十一年( 1816 )五月建立纪念碑呢？ 这是翻修后的9年。 你不觉得有点晚了吗？

原是嘉庆十二年( 1807年)丁卯科的乡试，平定了15名举子后列入名单。 其中，李绳宗获全省第一，值“解元”，动省城，名闻三晋。 为了表彰平定知州吴安祖取得的辉煌成绩，在黑沙岭长坂坂古道上修建气势宏伟、壮观的“科名坊”红牌楼，题作“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冲繁第一州”楹联，平定古州称“文献名邦”

这是古州的标志性事件，是古州的纪念，也是古州的呐喊。 文献名邦，不是一次考试就能扛得住的，它既是对古州过去的感慨，也是对古州未来的期盼。 文献名邦，多么厚重啊！ 我觉得其中都是文化的宝藏。

这是古州的感慨，也是王世珍的感慨。 而有感而发，便形成了王世珍这一迟来的碑文。 应该说这是王世珍的喜悦，也是张佩芳的喜悦。 张佩芳生前坚信有人是自己的后进生，冠山书院必将脱胎换骨，重振雄风。 如今，孙裕不仅主持冠山崇古书院的重建，而且古州学子再创辉煌，这是多么高兴啊！ 老师可以安息。

看到冠山书院，会让人想到有趣的事情。 其实，这冠山书院并不是单独平定的，冠山书院虽不能说普天下，但至少可以说天南地北到处都是。 北京延庆有冠山书院，建于清代乾隆年间。 汕头澄海有冠山书院，是为明朝建设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那家书院有一副有名的对联。 “礼门献冠山，追鹿穴； 道岸上清水，为高处攀登杏坛。 ”。 我明白几个起源。 至少我发现冠山书院的平定不是复制，而是比其他冠山书院早得多。 如果是复印的话，平定在金代把冠山书院复印到了上城州治的所在地。

在澄海冠山书院《亦步亦趋鹿洞》看来，应该叫澄海白鹿洞书院，为什么叫冠山书院呢？ 这个“冠山”，对古人来说不就是天下书院的代名词吗？ 冠山书院是天下最古老、最古老的书院吗？ 冠山可以像“杏坛”一样，将两者并列吗？ 现在不仅在中国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在韩国京畿道安山市也有冠山中学，这个问题很严重。

冠名天下，这是事实。 古代，陕西、贵州、四川、杭州、珠海都有。 今天，中国和韩国都有。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也是山东临沭颇具规模的一大AAAA级旅游胜地。 孔圣人不是在山东吗？ 尼山书院不是在曲阜吗？ 再怎么说也不应该说是冠山。 但是，为什么在孔圣人面前叫冠山呢？ 这不是在关公面前大刀阔斧吗？ 是给谁丢脸，还是自己丢脸？ 还是说，只要有一点冠冕，就可以将其统称为冠山呢？ 有点创意可以吗？ 这不仅仅是“亦”。 就像对别人说的话和听的话都是鹦鹉学舌一样。 有趣的“冠山现象”，既是中国古代的一大文化奇观，也是一个大教育拼图，不能不深思。

冠山很古老，“冠山现象”也非常古老。 前秦氐族人朗写的《符子》一书中，有一则寓言，耐人寻味。 “东海有鳃焉，冠蓬莱浮于沧海。 反弹后，千云峰类将向群岳挺进； 下沉后，重川上有一座掩天之丘。 蚹蚁听了很高兴，群蚁需要海边才能相辅相成，想看看青杨。 月之余，海葵还未出现，群蚁则相反。 长风大浪，崇涛万仞，海水沸腾，雷电交加。 群蚁说。 “棒子会制作螯合的作品。 “”几天来，风止雷默，海中藏如岳。 群蚁说。 “他的冠山，为什么和我的戴粒不一样？ 可以动摇逍荡封壤的天地，伏在洞穴的洞穴里。 “””这就是熟语“冠山戴粒”的出处，意思是你拿山当帽子，我用头上的米粒。 虽然大小不同，但各自都适合。 这似乎可以很好地解释冠山现象，也是为冠山而生的成语。

但是，如果读过班固的名作《西都赋》的话，就会说：“根据坤灵的正位，模仿太紫的圆方。 中天之华阙，丰冠山朱堂。 ”。 这样的名句，让我们感受到冠山是古中国西都境内不可缺少的标准装备，也成为历朝建都必选的地标性景观，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冠山的平定。

但崇古冠山书院的真容，我们还没看到。 我看到了。 需要仔细欣赏。

平生仰止为冠山

我来到冠山的第二个平台时，冠山没有冠山书院。 这是崇古冠山书院。

据境内石刻记载，元代吕思诚建造的冠山书院无疑已成为废墟。 冠山书院于明弘治十三年( 1500 )重建后，更名为名贤书院。 现存建筑由清嘉庆十一年( 1806 )奉直大夫孙裕重建。 与当时平定城内的冠山书院不同，被称为崇古冠山书院。

在走崇古冠山书院的路上，想找到原左丞相吕思诚的影子。 坐书院向东，靠山临谷，建在冠山腹部，为二进三合式院落，按地势分为内外院。 这些建筑外观像木制，里面都是窑洞，又厚又结实，冬暖夏凉，所以叫无梁洞。 内院西侧的正屋五间，中间明亮而两暗，是“崇古洞”。 南北两厢，窑各三眼，都是一明两暗。 南窑名为“广业”，中窑墙上刻有16座柳公权玄秘塔碑的文刻。 北窑的名字叫“新德”。

外院有窑洞，是书院佣人的居室，外形为瓦房，内为窑洞，院西月台下立有几块石碑，底座与碑首明显不符，多为残损立于此。 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最简单的方法是读古代的碑文。 各个王朝的东西有制作的、重修的、吟诵主题的、提倡的。 有各种流派，读了之后，经过很清楚。 但是冠山书院的碑文，破损严重，读起来很辛苦。

明代嘉靖年间，以白岩山人周山的《雪中访左丞吕公书院旧址》诗碑最为显眼。 信曰：

崎岖的山避雪而来，冠山远在白云隈。

松盘蜿蜒厚重，花谢苍茫。

为了找附近隐藏的洞，凌高上了读书台。

终身仰乡贤之意，不留痕迹地派遣闲草莱。

宇访吕公书院时，满山飘雪，“花谢诸天如花”。 我一直不明白，像冠山这样不高的小山，既不陡也不险，既不秀也不媚，为什么会吸引像乔玉一类的文人墨客来拜访。 自古以来，文坛主谋、大师巨笔，往往以冠山为乐。 冠山有什么魔力，吸引着这些文人？

与乔宇( 1464—1531 )、字希大，号白岩山人，山西太原府乐平县)今晋中市前阳县)、王云凤、王琼齐名“晋中三杰”，又称“河东三凤”。 成化二十年( 1484 )进士，历户部左侍郎、右侍郎，拜见南京礼部尚书，后为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世宗即位，被称为人事部尚书，因直谏君过，被恢复职务，死于《庄简》。 乔宇之所以踏上吕左丞相雪地的足迹，踏上“归隐洞”，登上“读书台”，是为了瞻仰前辈乡贤。 历史上的乐平，一直归平定州管辖，古州所有的景点往往都有乔庄简的身影。

傅山登冠山的时候，正在下雨。 他写了《冠山雨中三章》《与儿女问答，贽乔庄简公韵》。 诗曰：

天上的云和雨时不时来，乱喷泉水喷石隈。

雾霾苍茫，俄罗斯过去，蓝天顿时碧绿绽放。

围着树铺床，千里山峦抱着小台子。

我最喜欢莲花佛座的底部，草莓葵幽艳映艾蒿莱。

铜轮王不来了，尴尬的车像鬼一样占领了角落。

波旬作佛文殊拜，石壁修罗芥子开。

孔雀总是拥有稳定的世界，大云似乎设置了奇怪的高台。

菩提籽如嘉谷，锺去神皋乱草莱。

山雨来看山，晴云拒绝爱上绿隈。

一点也不离开凉风，麻花的老眼睛永远睁着。

文章黄仑真是雷厉风行，封禅金绳拔台。

荒谬至极的邱命、首尔曹念不像吴莱。

这是文人之间的语言游戏，也是灵魂深处的隔空对话。 歌间，王羲之《兰亭集序》给我们留下的美丽，赵秉文和他的文友们在涌云楼传来的佳话，在冠山一幕幕幕再现。

明代太守孙杰来重建吕公书院，冠山的天雨也唤起了他的诗情，吟咏《冠山雨过》道。

四面有点曲折，但中危如冠。

野云滋鸟道，时雨下鸿盘。

朝着悬崖闲逛，人吵闹地有渡口。

翠微青石黛，田埂纠缠不休。

然后，面对蝴蝶的诗碑，孙杰也押韵地来了《七律白岩乔少保前韵》首诗：

层层叠叠，构筑起平静的山，在烟云的深处兴起。

观瀑吐寒碧，远眺绵山充分仰望。

右桧参天连绚壁，梵王掠宇换危岩。

缘分不需要找石室，这里长期潜伏着山人。

冠山，绝对是书生的乐园，是文人的天堂。 我很遗憾一辈子都没有在冠山读过书。 而且在一生中，能再次进入冠山，我感到很自豪。 冠山是他们的文化圣地，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感情和精神发源地。 进入冠山，绝对是初心的洗礼和信念的冲击。

许多心怀理想的学子，都从冠山书院走了出来。 冠山书院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精神家园，宋衣冠名南渡后，全国闻名的白鹿、石鼓、应天府、岳麓四大书院扬名后世。 但是，唐代以前，从太古时代到春秋，有多少学过的人从哪里来呢？ 我们被雾笼罩着。 百家争鸣，灿若星空； 皇巨著，汗牛充栋。 这些来自北方的圣贤又是什么书院的呢？ 泗水之滨、稷下学宫、西河讲学、河汾学派，这些都是河东、西河不可分割的学派源流，我们一直找不到根，无从追寻。 倒是北宋徽宗时期的冠山精舍，向我们挥动着冗长的手指，看到了中国北方较早的书院。

到元代，唯冠山吕公书院出现在中国北方。 元代也是中国书院普遍兴起的时代，在最初的鼓励下，各种形式的民办得到了支持，到了经过严格批准的官营，书院如雨后竹子般扩展到了九州。 原来对宋朝遗民创建的书院，一律承认。 将书院等视为各级地方官学，授予山长之职。 元二十八年( 1291年)，忽必烈明确表示：“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校内，设立小学，选聘老成之士任教，或自谋师表，或接家向父兄学习者，皆遵之。 他儒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者出钱供养粟，立书院”。

明成化《山西通志》年：“冠山书院位于平定州冠山下资福寺旁。 原司郎中吕思诚的祖先几世从秦溪王司业在这里读书。 初名冠山精舍，后来用宰相的话给予匾额，迁移后盖在了故乡。 又建造燕居殿，宣扬圣像，用脸，曾经让两个孩子侍候。 堂曰会经、斋曰德本行源，蓄书万余卷，师山长之一。 现在保存遗迹。 ”位于冠山的冠山书院，如果不是“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地”，元帝怎么能得到院名呢？ 冠山书院，是宝贵的存在。

冠山书院，吕思诚曾被誉为元世祖所言“儒过之地，先贤经行之所”。 冠山书院绵延，金元担鼎，明清更加兴盛。 这里人才辈出，圣贤不断。 如金代的赵秉文、杨云翼、元好问，元朝参议中书省事王构、左丞相吕思诚、明南京兵部尚书乔宇、清代两广总督窦瑸、著名名家学者傅山、张穆及民国才女石评梅等，都曾在此学习讲学。 据不完全统计，金、元、明、清四代，平定中进士131人，举手680人，各类贡生785人。 其中有父子尚书耿裕、耿九畴，兄弟进士李愈、李念等。 他们的科举成功了，不可否认与冠山书院的文化影响。

问题是，冠山即使取得这样的成就，也与元世祖的“儒教过化之地、先贤经行之地”相距甚远。 那么，什么样的饱学过化和群贤完集能担当这样的名声呢？ 千里挑一，登高望去，来到冠山石室前，站在“惜字纸洞”上眺望，抚摩“丰周瓢饮”石刻时，我眼前一片迷茫。

但冠山文峰之祖

冠山书院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当不能参加这些文士们的隔空对话和高雅的神交时，绝对不会明白他们心底的默契和乐趣。

清代嘉庆十二年( 1807 )八月，白以采立了冠山的《崇古冠山书院记并铭》碑，让我们看到了仍是梦寐以求的冠山书院前世。 碑文记载：

丁卯、孙公裕来了，说是那家太守杰庠、胤业冠山、志新吕左丞书院。 会内江王君藻督州重修，之后琢山南相、夫洞送别志。 其制约仿坤灵洞，桃溪白居、希大乔君记得这件事。

所以，州不是上、下书院。 到现在为止，每次去书院，宣告圣诞节的日子，诸生率都被供奉在山上。 然后下书院，旧云燕居殿、会经堂、并源、德本诸遗，一片空荡荡。

从智元到正之间，设立尼山书院，将准奉学籍录按仪式记录在天下。 时左丞官国学祭酒，在上表中请求院名，因此授予额冠山书院。 检《松峰书院记》左丞自言，院存奎章内阁书万卷，田一暂时没有参加考试。 但是，余名卿士大夫在山里旅行，访问旧址的辄诗吊之。 吟诵还留有标题的人时。

丙寅岁秋八月，裕口成为州绅士，中伤。 “先大夫之志，裕何辞之有？ 堪比轿子，步左丞故基而臬景之，厥既得吉则经营。 做无梁瓦坑，洞面三：中曰崇古，左偏曰新德，右偏曰广业。 门跟着和尚说：“登瀛。 环之厩苑，缼之墙垣，易掩木落石。 度大，怀薄，随便做，不能袭击旧的。 除了医院以外，还在坑池里种松树，丈量田地喂米，为家里提供资金。 洞内建“德星堂”，间有宋瀛溪周子茂叔、伊川二程子、横渠张子、紫阳朱子，乡大夫陪其间。 役也、裕实亲往、宿公山舍、戴星出入、计凡周再、观竣。

但余冠山，文峰之祖。 元明以来，诸君子风雅相尚，人才济济。 我向德教同侪，值得兴起，书院丽泽者出身榆关王华亭。 高宗纯皇帝敕部商议院名焉，登上“嘉山”进入告发。 文登陶君找“冠山”易签大庚。 现在遵循着古老的时代，从同一时代开始就有了怀疑。 新的，被中国讨厌了。 所以颜曰：“崇古冠山书院。” 追书公裕复正、庶几春秋两存的遗义也夫，纠诸左史。

而裕非惟克成的先志，亦意仰慕圣天子经学潼世之化，州里人所期待的，是志大者。 桂秋三日，采录，而勒石辞五章如左，其辞曰：

让他下西山，圣迹式彰。 坤灵三洞，如琢中央。

红本焕彩，古砚凝香。 仪图书哲，契休光山。

吕公崛起，咬岩廊。 建肇书院，兼作礼堂。

上品不服丧，大雅不亡。 汪公来许，丹画宫墙。

淮音嗣、孙流芳。 改名为高岭，在山阳。

维白宪使，文仰圭章。 乔国老，说诗协笙簧。

故乡有前辈、俊人表坊。 开辟庭院旧址，在阁上盖高层。

举起星星战斗，闪闪发光。 俯瞰河流的亵渎，五湖筑了一个角。

哪个挖昆仑，璨是珐琅？ 探孰室，藩缚其首。

不好意思，把豆子举到碗里，想要酒的糖浆。 嗔艳士，走向步走允。

书院的设置以莫盛为基础。 从白以采的碑文中，我再次看到书院的源头。 从元朝到正年间( 1341-1370 )，首次创立尼山书院，并以此为标尺在全国推广书院。 一时间，各地书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在这一趋势下，国学饮酒的吕思诚乘势而动，“上书表请院名”，皇帝元惠宗不仅赐“冠山书院”，还命奎章内阁在冠山书院存万卷书。

冠山书院，果然由来已久，是皇帝亲自命名的。 这样，冠山书院是继尼山书院之后，元朝中央政府认可和命名的最早的书院之一。

铭辞“吕公崛起，咬岩廊。 建肇书院，兼作礼堂。 上品不服丧，大雅不亡。 汪公来许，丹画宫墙。 ”一看，这座冠山建书院是吕思诚肇的开始。 到了明朝，书院已经衰落，太守孙杰致仕打算重建冠山书院。 结果来的时候，督州汪藻已经修好了。

不仅修好了，汪藻还为冠山书院题《冠山吊吕左丞》诗：

冠山势碧崴，来驻节吊唁左丞相。

十里红尘不来，百年青史价格先涨。

林皋松老荒书屋，洞口桃夭羡武陵。

葡萄酒厨师回来晚了，笙簧从很远的地方送走了云僧。

那时的诗人多么高兴，诗意盎然。 身在冠山，文思泉涌。 他想：“今司经洗马杨医生廷俊也来这里看书，书在天上。” 于是，又来了一首：

林东警署想起一起旅行，屈指算了算心里20秋。

正笏元堪公辅器，棺那向古今丘。

凤雏久久遮眼，萱草老了浑身是雪。

冒险再次开始，空山无山使人为难。

聚精会神地寻求，互相珍惜。 吊唁也好，朋友也好，记忆中的美丽也好，都想留在冠山。 冠山也很闪耀。

吕思诚的冠山书院让汪藻修理，孙杰不得不在冠山又新建了高岭书院。

到了清朝，汪藻修复的冠山书院又坏了。 于是，冠山学子张佩芳来修理。 阴差阳错，张佩芳带着没能修复冠山书院的巨大遗憾离开了人世。 十三年后，孙杰的后人孙裕，踏稳张佩芳的后尘，将吕公冠山书院昔日风采再现冠山，发扬光大。 这样形成的书院格局，就是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样子。

我们要深深地感谢这些前辈。 他们接踵而至，你追我赶，争先恐后，重建书院的执着； 力挽狂澜，支撑大楼将倾的支柱精神； 千里之外，万众聚财、众志成城、众志成城的奉献精神，一脉相承、一脉相承的接力棒精神，值得我们挖掘和发扬。

“余惟冠山，文峰之祖”这句话让我夜不能寐。 在我国古代，文人把孔子当作自己的祖师，难道这冠山和孔子真的有不解之缘吗？ 郦道元怀疑的卜子夏西河讲学是真的吗？ 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在这座冠山教书吗？ 孔子在冠山写《春秋》，左丘明在冠山写《左传》吗？ 卜子夏在冠山整理的《论语》吗？ 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

我也和白以采一样发出这样的感叹。 “璨伐昆仑，璨为珐琅。 “探孰室，藩绞”，白以采是不是也怀疑这个石室不是孙杰所为，而是与“文峰之祖”相称的古老石室？

但是，这位“但冠山、文峰之祖”，聪明博学的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这不是诗人写的诗，不是古人写的志怪神话吗？ 一点也不荒诞，一点也不夸张。 就像家乡的人们讲述冠山前世前世的体验故事一样，形容词也没有使用。 内心平静，说话生动，应该说的是妇女和孩子知道的事实。 为什么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呢？因为我无知。

终于，我又在冠山书院里面，找到了孙裕镶嵌在墙壁深处的那块石碣，全文如下：

崇古书院留赠碣

冠山之秀，文峰之祖。历元明清，有室环堵。丕振来许，毋剥风雨。愿德星堂，与山终古。

大清嘉庆十二年丁卯八月三日，孙裕书。

这是嘉庆十二年，也就是1807年8月3日，孙裕重建冠山书院的时候，特意将此碣镶在了墙壁之中，妥善保存，以昭示后人。

“冠山之秀，文峰之祖”，显然出自孙裕，白以采“惟冠山，文峰之祖”一语，当是引自此碣。但是，这个提法恐怕不是孙裕所创。一句“历元明清”，告诉我们这个提法至少在元代就有了，而且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与冠山书院密切相关。我怀疑这个提法出自元朝大儒虞集，遗憾的是冠山曾经的虞集碑文只字未存，就连石碑的踪影也荡然无存。

好在有孙裕石碣，传承了这一重要信息。二百多年来，此碣与此碑留存在冠山之上，多少名流雅士观睹无语，未见不妥不实之词，更无有天下名山大儒与冠山一争文峰之祖称号，这事实上就揭示了一个真理：“冠山之秀，文峰之祖”，就是事实，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也是被我们自己漠视了的一个事实。

冠山书院，就象征着冠山是一座文山，而且是文峰之祖。就凭“冠山之秀，文峰之祖”这八个字，冠山就不仅仅只属于平定，也不仅仅是属于山西，而是属于整个中国，属于古往今来文化璀璨的中华民族。那么，冠山书院这个牌子，就价值连城了。

果然有识货之人。自王华亭知平定州，在州府榆关上城始建嘉山书院，到山东威海人陶易担任平定州牧的时候，终于将冠山书院之名改在了嘉山书院头上，从此冠山再无冠山书院。孙裕重建冠山书院之后，肯定也为冠山书院正过名，也争过名。但堂堂州府看中的名字，一介书生大概是无力守护的，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冠山书院从冠山上离开，走进了上城的冠山书院。

书生之力是弱小的，但书生有书生的尊严。于是，孙裕将“冠山之秀，文峰之祖”的石碣，镶进了墙壁，白以采又将“惟冠山，文峰之祖”刻进了石碑，这似乎是一种强调，也是一种断喝，是一种大声疾呼。冠山听见了，但是，冠山之外，谁听见了？是不是听见也当没听见呢？装睡的人叫不醒，装聋的人又未尝不是呢？于是，作哑。

孙裕只好将重建的冠山书院，更名为崇古冠山书院。“揆诸左史，追书公裕复正，庶几春秋两存之遗义也夫。”从白以采的文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崇古冠山书院”的名字，也是与“左史”、与《春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榆关的冠山书院，早已灰飞烟灭。而“崇古冠山书院”，仍然屹立在冠山怀抱。如今，冠山书院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人们心目中，文峰之祖，冠山书院，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冠山，她一直就在这里，冠山书院与冠山须臾不可分离。

只是这文峰之祖的蛛丝马迹，还得在冠山深处追寻，到冠山高处去领略。

冠山诗书感废兴

书院大门口，有石坊通南北，额题“登灜”二字。言外之意，来到了这里，就是走进了远古仙境，登上了瀛洲。“登瀛洲”，是我国古代的文化典故。“瀛洲”本是传说中的神仙们在海上居住的地方，能登上瀛洲的，自然就进入神仙境界，当然也就是神仙了。后来，读书人就把能得到皇帝的荣宠，或者是豪门的赏识重用，看作是登临仙界。

唐太宗官居天策上将军时，开文学馆，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等十八子为学士，供给珍膳，轮班值宿，画像题名，藏入书府。这等荣耀，当然就是“登瀛洲”了。

后来的科举之士，把金榜题名时，也看成是人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境界，那也如同“登瀛洲”一样，让人忘乎所以。这是冠山的文化，也是对学子们的一种人生暗示。

从石坊向西绕道书院外北向，又有一组巨石阵。在这里，我终于看见了傅眉的那首《陂陀石》诗：

但是陂陀石，颓唐总可人。

风霜容磊落，烟雨渗精神。

不肯孤花压，谁能乱木因。

点头汝信我，各各会其真。

其中最大的一块陂陀石上有一眼不大的石室，号“左丞石庵”，落款为“白岩”，写在首行。古篆字题刻在石室的左上方。石室高出地面有十多公分，非常工整的洞口，几乎不凿痕迹。石室门长不足1.5尺，高顶多二尺，里面稍大，供奉着神仙。坐北朝南凿成的石室，一个成年男子肯定钻不进去。

从石室遗迹来看，应该非常古老，或许以前有过开合之门，石门上方有两个眼，显然是安装小门之须。我严重怀疑这石室能是吕思诚所为？而从那乔宇的题刻落款来看，应该也是应景之作。乔宇，字希大，号白岩山人，怎么能这样命名呢？这石室和吕思诚究竟有多大关系呢？也许这只是乔宇在提醒后人关注并保护而已，否则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们，随时都可能毁灭这些冠山国宝，也未可知。

莫说吕思诚时代已经有像模像样的书院可供读书，这有背后的书院背书。学子在此攻读，遮风挡雨应该不是问题，吕思诚何故要在此凿一个连他自己都难以容身的洞穴来读书呢？即使是一个小孩子，钻在里面也很难转身。这不仅莫名其妙，而且简直是自欺欺人。元朝的一位左丞相，小时候在冠山上读过书不假，可也没有留下只字半语呀。

郭纮，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84名进士出身，文武双全的他，在古州平定驿道关隘上留下了许多辞章。他为冠山留下了《首夏游冠山远望二首》诗：

行穷白云坞，步入青松林。

飞泉落轻舟，好鸟喧清音。

山僧颇爱客，瀹茗淡冲襟。

怀哉幽兰芳，凉矣轻华簪。

当年介轩子，出处知何心。

徘徊扬州鹤，怅望西山岑。

古人不可问，石磴藤萝深。

玉龙蟠曲萦山脊，蜿蜒踏艇上空碧。

何年鬼凿开神奇，高青直插苍冥裂。

松声十里溪壑清，四月仿佛寒蝉鸣。

剪霞缀雾红锦湿，倚楣花础晴空明。

冷光竦射彻毛髓，杖藜着屐者谁子？

攀缘一啸碧云秋，举头便足千里游。

自怜好道心不歇，金丹未就犹凡骨。

华发萧骚事业非，时时梦到蓬莱阙。

往年云里丹邱曹，霞披翩翩清羽毛。

采虹如何掣我去，因之一置三山高。

这么好的诗，读过之后都有一种快上冠山看看的冲动。这明朝所立的诗碑，到现在为止也五百多年了，何其珍贵？但我遍寻不得。简直是岂有此理。

即使是汪藻的诗碑也没有。就是白以采碑文中所言明代重修冠山书院的汪藻，难道说他的那次非常重要的重修，就没有碑文记载？还是曾经的碑文连同石碑也被遗失了？不得而知。如果把冠山诗文，都以不同形式展示出来，冠山岂不是一座文山诗海？徜徉其中，那该是怎样的快事啊？

从汪藻的诗中，可以看出：他来冠山，也主要是追寻吕左丞的足迹，缅怀先贤遗志。只是那曾经的书屋已荒芜，杂草丛生。夫子洞，也被岩崖上的山桃花掩映着。寂静的冠山，在明朝似乎更加落寞。幸亏还有乔宇乔白岩山人，在这一丝落寞中，为我们透出了一束明亮的光芒。

相差整整一百岁的明尚书乔宇，紧步吕左丞之后尘，也来到冠山读书。而且在民间，还一直流传乔尚书在冠山上读书时，夜遇狐仙伴读，留下一段极其美丽的传说，近年来，还有剧作家将此传说搬上了晋剧舞台，回肠荡气，赚足了戏迷们的泪水，也给冠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只是这乔尚书晚年居家，遍游神州。所到之处，必留墨宝，诗碑就在院内，何以在此石室上方给命名“左丞石庵”呢？难道这是在暗示此石室是吕思诚所凿？确实让人生疑。

离开石室，继续向西，绕道书院背后，爬上一段陡峭的台阶，就进入了冠山的第三个平台，也是冠山的最高境界。白以采说，下面的冠山书院，被称之为下书院，而上面的境界就是上书院。

一步一个台阶，台阶太陡，台阶也很长。不需要攀登的太快，上几个台阶就停下来，驻足观看，冠山的美景尽收眼底，满目青山皆书院，耳畔仿佛读书声。这里绝对是一个书生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也是遥学先贤的大课堂。此情此景，我想到的是陆深。

担任过四川左布政使的南直隶松江府（今上海）人，明代文学家、书法家陆深来冠山的时候，肯定也登过这里的台阶。不过，在诗人笔下不叫台阶，而是叫云梯。那诗写得好：

石梯随步与云升，又是青山第几层。

望到只疑天更近，兴来唯有斗堪凭。

岭头日月开昏晓，洞口诗书感废兴。

一自文翁归蜀后，手扶风教有谁能？

赋诗之时的陆深，刚迁任山西提学副使。是冠山上的什么吸引了他，一路策马而来，拾级而上，直奔冠山第三层？

陆深著述宏富，书法遒劲有力，如铁画银钩，为明代上海人中绝无仅有。现在上海名扬天下的陆家嘴，就是因其为陆深故宅和祖茔而得名。冠山的神奇，是能吸引天下的名人不远万里走进来；冠山的魅力，是能激发天下的名儒文思泉涌走出去。“望到只疑天更近，兴来唯有斗堪凭。”就凭你陆深给冠山留下这样的诗句，我就愿意站在这高高的山巅上大声朗诵，并深情地喊一声：陆深，冠山感谢你，冠山记得你！

高岭再谱新篇章

这上书院，也就是太守孙杰所创建的高岭书院。孙杰，何许人也？高岭书院又是什么因缘，我们还是直接看碑文更好一些。

这是明朝嘉靖七年（1528）白镒所撰《孙氏石洞肖像记》碑文：

嘉靖戊子春，余以知束鹿通判扬州府，便道祭扫，家居月余。

致仕学正窦君璘、司功苗君风，持状偕耆老刘君友贵进曰：太守高岭孙公杰，以明进士尹吴江，迨感瑞莲为祥，升任户部郎中。督漕运时，河道水浅，祷雨济舟辄应。比守临洮，洗冤活命，锄击豪强，有严明声。

厥弟木斋公侃，以乡进士尹平凉，迁富州守，州人祠而祀之。继擢登州别驾，亦著称廉勤誉。昆弟俱以母老，相继乞归。每以山水为乐，恒寓于冠山左丞吕公书院中，且吟且酌，徜徉终日乃还，岁以为常，不知老之将至也。

杰一日谋诸弟侃曰：书院南有石，高丈余，岩岩独立，诸峰拱翠。冠山，固吾州灵秀之所钟，而此石又山中之秀者也，宜凿为洞，肖圣贤像于内，用示后学，且广吾乐地，以昭永久。侃应曰：善。遂捐资，命工凿石为洞，肖夫子像，配以颜、曾，左右叠二石洞，绘圣迹始末俾人知，一道接受亦同欤夫天纵生圣之异。洞旁建书舍数楹，以为士类文会讲习之所，企希圣希贤之地，不但为科目之资，亦为行乐之地也。

其子曰应韶、曰应奎，以听选监生，专心督理。

创始于嘉靖丙戌春二月，告成于是年冬十一月。既请少保白岩乔公，撰文以记其事。复得少参东津魏公等，诗赋以颂其美。余辈忝列章逢得与游，吾欲传以诏后世。

第以夫子庙像遍天下，宜若无待于肖像焉者，则是可疑也，子盍为余言之？余谨按状而应之曰：肖像之举，甚有补于书院之设也。夫道，以中为至；学，以圣为极。人知学圣而不知所以学焉，往往流于扬、墨、佛、老，不惟道之中者，不能得创，其初学者忘之矣。

谓之学圣可乎？况书院近寺，密迩释教，学者朝夕濡染，不无禅学养心之惑。先生深为此惧，而为之肖像焉。所以别儒释，以著圣学之则也。且以颜、曾为配，盖见而知之者，惟二氏之传得其宗，如卓尔之，契二贯之，唯可知矣。

学之者，读其书，睹其容，致其敬，求其心，由颜、曾之地，以造孔子之极，斯为道之大中，学之大成。彼异端之惑世诬民者，自难为言矣。斯固先生意也，而岂徒哉？

由是言之，则知书院所以启人景慕感发，以开为学之端。肖像所以约人规矩准绳，以示为学之的。有书院以张其机，不可无肖像以立其度。二者互相为用，可相有形，不可相无者也乎。自有书院以来二百余年，而先生方与为此，其加意后学之心，不亦深可嘉乎哉？

窦君璘等再拜曰：子之言是也，余辈之心，始豁然矣。请镌诸石，以为记。

孙裕、孙杰，皆是平定城里人。由此碑文可知，到冠山建高岭书院的时候，书院的历史才不过二百来年。孙杰所建高岭书院，是嘉靖五年，也就是1526年2月春天开工，到11月冬天完竣。主要工程是选了一块大石头，在上面凿了一个洞。在洞中又雕琢夫子肖像，并以颜回、曾子像配。在此石左右，各垒一石洞，洞旁再建几间书舍，以备学士讲习所用。

当陆深看到孔子洞的时候，又写了一首《四古高岭书院孔子洞铭》诗这样讴歌道：

穹岗峻岭，以配人文。嵯峨冠山，其上干云。

岂曰藏副，罗此典坟。青青佩衿，式歌采芹。

孔颜虽远，大道日闻。羹墙有见，慰我同群。

梵宫琳馆，一何纷纭。辟邪崇正，自我孙君。

孔子洞的出现，似乎给冠山注入了灵魂，让书院有了心灵依托。而陆深高古深奥的诗歌，无异于将孔子洞在冠山竖起了一座丰碑。“岂曰藏副，罗此典坟。”不过，陆深也怀疑这石室是珍藏文献副本的所在。

这就是孙杰所建的高岭书院。因处于冠山最高平台之上，就称之为上书院。而把中间平台上的崇古冠山书院，称之为下书院。最下面的第一平台，主要就是寺庙与槐音书院。三个平台依次叠加在冠山怀中，难怪郦道元说丰周瓢饮所在为三累山，名副其实。

白镒此文是在1528年完成的，高岭书院建成都两年之后了。白镒一文的重心，显然是石洞肖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塑造肖像的重要与必要。可以肯定的是，白镒是在书院落成之后，受人委托所著文，冠山第三平台上的原貌，是听人叙述而已。

又过了三年，白金又为此撰文立碑，纪念此事。碑额书《新建高岭书院记》，碑文载：

书院有名，其来旧矣。唐李渤隐迹庐山，匾其居曰白鹿，君子不以为非也。自是厥后，若石鼓、若岳麓、若武夷类，皆延聚生徒数十百人，群居讲习。大率以明道修身为体，以济时接物为用，是以达人高士，彬彬辈出，书院之名，称重海内。

我平定西南九里许，曰冠山书院者，元故中书左丞吕仲实先生读书处也。山高而谷幽，草木畅茂，登眺者率倚徙，竟日不能去，兴寄深也。我国家讯扫区宇，教化益深，士皆卜筑为藏修游息之所，养其全以待用，如吾郡高岭孙公，亦其一也。

公自家食时，读书兹山。既而举进士，历官郎署，出守临洮，中外二十年余，乃辞郡符，为归老计。嘉靖丙戌春，公偕弟别驾侃，暨约所知，寻旧游之地，至冠山，宿资福寺，喟然叹曰：“运近阳九，文运恐微，招提幻相，吾儒可当瞻仰邪？”诘朝杖屦山，访求佳胜。

越山少南，得巨石嘉之，因凿为洞，名“夫子”。复作二洞为左右翼，颜夫子圣绩于其中。少保乔先生白岩、吾弟扬州倅应衡俱有记，藩臬诸公俱有诗，记载甚备，兹可略也。功完三祀之余，四方孔像废毁，而冠山之像巍然独存，是非数之偶然者耶？公复以为若圣与贤，则吾既得像之矣。

然瞻拜不可以无人，而有人不可无居也。于是，度旷地，具畚锸，诛茅集材，结精舍于洞之左。庚寅落成，乃聚书万卷，雠校其间。严规护，以导迪子孙；立文会，以旁招才隽。暇则一觞一咏，纶巾野眠，晏如也。郡士夫韪之榜曰“高岭书院”，盖乾坤乐事，尽在山中矣。

致仕清河教谕尚公聪辈，属金记之。金惟仕与学一也，或有岐而二之者，何哉？自夫仕者，有俗吏也，而后明道修身之体微；自夫有腐儒也，而后接物济时之用疏，圣人内外合一之道，果若是乎哉？公也，进则尧舜其君民，退则孔孟其后学，是盖天地一元之心矣。《易》曰“博化溥施”，《书》曰“惟敩学半”，孙公以之。他日有洞古今之情，极天下之变，弥纶参赞圣贤，其仁者出焉，谓非公风动之功不可也，岂直渔功名、媒利禄，如世之俗学云尔邪？百代而下，当与古人书院同传矣。

公名杰，字朝用，高岭其别号云。

嘉靖十年岁次辛卯中秋日，乡进士桃溪白金撰并书篆。

白镒、白金，都是进士出身，也都是白泉人。白金此文所传递的信息是：孙杰、孙侃兄弟在冠山塑孔夫子像成功三年之后，四方孔像俱毁，而冠山之像巍然独存。于是，二兄弟才又“结精舍于洞之左”，藏书万卷于其中，嘉靖九年（1530）庚寅落成，并将其命名为“高岭书院”。

这是两回事。1526年所建，就是以夫子洞肖像为主，左右二洞为辅。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高岭书院夫子洞院落里的主体工程。三年之后的工程，才是真正的高岭书院，所以，在书院落成之后，白金所撰文题，就醒目为《新建高岭书院记》。

为什么要叫这么个名呢？因为书院是孙杰建造，而孙杰，字朝用，别号高岭。

夫子洞里乾坤大

孙杰在平定古州历史上，绝对是不可忘记的人物，特别是在文化史上，绝对有其不可忽略的篇章。孙杰曾是明朝甘肃临洮太守，致仕居家，不仅在冠山新建了高岭书院，而且孙杰也是平定州红楼晚照、白岸秋霜、阳泉春色、清泉浸月、五渡平波、双林古寺、帽石烟凝、冠山雨过这古八景最明确的创始传承人。

但是，对孙杰兄弟凿夫子洞一事，我却要极大的怀疑。那洞，真是他们凿的？我不大相信。就像“左丞石庵”一样，那样的石室真是吕思诚凿的？我更渴望看到白镒、白金文中皆提到的少保乔宇老先生的纪念文章。因为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距夫子洞肖像的完成更近一些，也许能解开我的心中疑团。

终于，我这乾隆版《平定州志山川》冠山条目下，看到了乔宇的《孔子洞记》这篇文章：

平定之西九里，山势秀拔者曰冠山，元左丞吕公思诚书院旧址在焉。士有肄业者，恒僦居僧寺中。太守孙君朝用在庠时，尝读书于此，每有兴复之志而未遂。暨谢政归，则书院已为汪参政藻督州重修矣。

君见而叹曰：兹山去郡学甚远，诸士子终岁弗克尽释奠之诚，匪设圣容瞻拜朝夕，罔有慢慵，其何以励学？乃相书院南有巨石，高丈余，广倍之，中可劖凿，以垂永久。遂捐赀命工琢为洞，肖夫子像，以颜子、曾子配。又叠石为二洞，以备士类息偃游艺之所，缭以垣墉，欲与书院相表里。经始于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于冬十一月，君书来，属宇记之。

或有闻而疑者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普天率土，皆庙祀以王者之礼，其尊崇者至矣。今创洞以居，无乃非几于亵乎？余曰：二氏之琳宫梵宇遍区内，金碧髹垩，穷极侈丽。至于深山岩洞之像，设亦莫不然，观者不以为异，而兹以为异耶？

或曰：彼之术，售幻以愚人，与吾道殊。太山坵垤，皎日爝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足以较等差哉？予曰：不然。宣圣之道，贯古今如一日，虽不系于洞之有无，但学者讲诵于斯，食寝于斯，瞻其容，谒其位，所以亲之也。亲则情至，而抠趋对越之下，殆有默契。恍悟于羹墙梦寐间者，上而道德性命之懿，亦由是以进，岂直科目之资而已乎？

蒙之彖曰：“养正圣功。”兑之象曰：“朋友讲习。”是其感发兴起之妙，与亲炙之者，奚有间耶？况礼以义起，因山之石以凿洞，厥功也不费。太守君取义于此，可谓探本于众人之所未知，而用力于故典之所未备者，有裨于后学大矣。若曰徒取观美而已，恶足以知太守之心哉？疑者释然而退。因书以为记。

君名杰，登弘治庚戌（1490）进士，以知府致仕。自祖、考，第、侄、子与孙，历五世，皆读书于冠山书院。一门张逢之盛，吾州称望族云。

明嘉靖丁亥六年（1527）夏六月既望。

碑呢？遍寻冠山踪迹全无。总以为这是一大遗憾，这么珍贵的碑文，怎么能丢了呢？

我在夫子洞口向里仔细端详的时候，不仅看到了正襟危坐的夫子像，而且还有颜子曾子的配像分列左右，栩栩如生，完好无损，这真是阳泉地区难得一见的完整的石刻雕像。

让人惊讶的是就在洞内西石壁上摩崖镌刻着乔宇的这篇碑文，完整清晰。碑文题目是《新修夫子洞记》，文后明确“乐平乔宇撰并书”，这是乔宇真迹。这真是太好了。我本以为到此已让我非常震撼了，万万没想到与乔宇碑文相对的洞内东石壁上，竟然还有“孔子见老子”的石刻画像，线条非常流畅，二位哲人神态逼真，依稀还有第三者，隔着铁栅栏我确实辨认不出来。

确实是古人不欺余。白金在《新建高岭书院记》中说：“颜夫子圣绩于其中”，应该就是指这幅线条流畅的石刻画像！

国内的孔子见老子图，最早原石见乾隆年间出土于山东嘉祥县武宅山，现已剥蚀模糊。如今流传的多系《金石索》木刻摹本。而冠山夫子洞里的孔子见老子石刻画像，可是明代孙杰的杰作？那这至少就是明代石刻画像，也极有可能是中国较早的孔子见老子的石刻画像。

孔子见过老子吗？见过！《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遂言于鲁君曰：‘……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乘资之？臣请与往。’公曰：‘诺。’与孔子车一乘、马二匹，竖子侍御，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老子何许人也？那可是周王朝国家档案藏史官，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见到的。当时的典章就藏在石室之中，藏之名山，乃国之禁地。藏之文献，乃国之重器，绝不可肆意示人。即使是孔子，也不能想见就见。而从这一记载来看，孔子见老子，显然是通过南宫敬叔请示鲁国国君，在鲁国国君许可并同意的前提下，亲自给提供一乘车，两匹马和一名童仆，又显然是在南宫敬叔的引荐下，孔子才见到老子。

南宫敬叔又何许人也？据《孔子年谱》记载：“十七岁，鲁大夫孟懿子与兄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可见，孔子17岁的时候，南宫敬叔就拜师孔子学礼，是孔子最早的弟子。又载：“三十五岁，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见老聃而问礼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皆无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此时的南宫敬叔，是鲁国大夫，也是连接鲁国国君与老子的桥梁与纽带。

也许这就是孔子第一次见老子，至于这里面有什么禁忌与关节，我们不知道，反正没有鲁国国君的许可支持，没有南宫敬叔这个通行证，大概都不能成行。关于这一次见面，《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简要记载。只是这次见面，就连孔子和老子，也均未曾料到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的未来。虽然这次见面，孔子最大的收获只是得到老子的两句话，但是，见面之后回到鲁国，孔子的弟子却逐渐增多起来。关键是这两位巨人见面了，相知相识了，也为今后的不断来往提供了可能。

冠山有石室，由来已久。有石室，就一定有老子看护。有老子看护，就一定有孔子拜见。夫子洞中的孔子见老子壁画，给了我们这样的暗示。也说明那石刻壁画中的第三者，就应该是南宫敬叔。冠山石室可能是解开两位巨人石室会面历史真相的金钥匙，弥足珍贵。

尤其是孔子见老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事件，这不仅仅是两位文化巨匠的对话，而且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走向民间的肇端，是文化天下的始发。问题是这么重要的文化信息，乔宇老先生怎么不诉诸自己的文中呢？而且在整个冠山碑刻的州志记载中都被忽略了呢？

孙杰夫子洞肖像是嘉靖五年（1526年）冬完成的，请乔宇老先生为文纪念时已是嘉靖六年（1527）六月中旬了，这半年之后的文章，能不能说清楚“嘉靖五年春二月”之前的冠山原貌原状，看来是不可能了。因为乔宇老先生并没有前来冠山考察过夫子洞肖像的来龙去脉，而是看了孙杰写来的书信之后，他也以为是选了一块石头，凿了洞，塑了像，而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而当白镒、白金撰写碑文的时候，就更晚于乔宇了。他们就更不能知道冠山石室的真相了。最大的可能是夫子洞原来就是石室，孙杰不过是在里面雕琢了夫子肖像，将石室变成了夫子洞。退一万步说，将夫子肖像雕琢在石室里面，并不好观瞻，除去不受风吹日晒雨淋之外，一点顶礼膜拜的庄严氛围都没有。由于洞口不大，位置太低，加之光线也不好，要想清楚地看到先师尊容，也绝非易事。你必须弯下腰来，或者蹲伏在洞口，定睛辨认，才能看到。这般模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表现出对先师的尊敬。

问题是这么好的石头，你直接雕塑成孔夫子巨幅像，或站，或坐，都可以让人仰望，学子们围坐在先师身旁，可亲可敬，这样不是更有利于亲其师信其道吗？这么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一件好事情，何必搞得这么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神神秘秘、猥琐龌龊呢？不端庄大方，就是一种亵渎，根本谈不上敬畏。

如此这般，倒教人觉得这夫子洞根本就是借了夫子一个好名声，并不实用、好用。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石室原来就有，孙杰只是在里面雕琢肖像而已。

夫子洞是嘉靖五年（1526）完工的，高岭书院嘉靖九年（1530）才落成，乔宇于嘉靖六年（1527年）初夏撰写此碑文。即使乔宇此文距孙杰凿夫子洞最近，也是功成之后半年天气了。如果距开工之日起算，都一年又半载了。靠别人叙述而完成的这三篇纪念文章，都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均未在夫子洞开凿之时前来观光，一探究竟。只是凭口述者描绘，还将工程指向全部引入对先师孔子的崇敬之情上，似乎将最重要的东西忽略了。

如果孙杰的底线是：不是我建造的，我就绝不掠人之美。那么，三篇碑文均未提到的夫子洞院落前的门楼牌坊和夫子洞内的孔子见老子石刻画像内涵，是不是就更加古老？我不敢想象。我不是考古家，但我能感觉到冠山的伟大。

敬惜字纸传天下

哦，原来如此。孙杰凿夫子肖像，将冠山关注点引向了尊孔的道路上，似乎也在暗示我们，冠山与孔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和卜子夏有直接瓜葛。不得不让人怀疑，这冠山，孔子是来过的，卜子夏在冠山是讲过学的，非如此，不足以“文峰之祖”称之。

而当我看到冠山的另一奇景之时，我更确信这是卜子夏教授西河的地方。

冠山上有一座“敬惜字纸洞”，就在高岭书院夫子洞的右上方，位于冠山第三平台的正中央。冠山心腹，林木苍翠，婆娑之中，掩映着一座石头叠砌的高大圆形建筑物，这就是“敬惜字纸洞”。

那么高大隆重的敬惜字纸洞，古今中外大概只有冠山上有吧？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孙杰及其学者们，怎么闭口不谈呢？难道是有什么隐情吗？还是确实说不清楚呢？

一座敬惜字纸洞，激起我浓厚的兴趣与极大的好奇。咱自己也算是读书人，但是，要将废弃的字纸全部如此慎重地去焚化掉，这得对字纸有怎样的敬意才能做得到啊？又是怎样的规模才用得着要如此巨大的焚化炉来燃烧呢？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潘应珍在冠山所立《重修敬惜字纸洞记》碑，解开了我心中的疑窦，碑文载：

冠山旧有敬惜字纸洞一所，不知创自何时。因年远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今复开一洞，添筑焚化字纸池，与新洞相连。洞中只可藏灰，以为久远敬惜之意。是工可谓后贤续美，诚盛事也。今将捐资芳名立于左（略）。

紧随其后，潘应珍又题写了《修敬惜字纸洞》诗二首：

仓颉流风创字传，由来染翰写花笺。

诸君慷慨开新洞，为惜残编不惜钱。

重开石洞在冠岗，检点零星字纸藏。

寄语洛阳攀桂客，青山腹内画文章。

这简直是无价之宝啊！太珍贵了。原来，冠山之上，还有如此古老而独特的“敬惜字纸洞”，古老到“不知创自何时”。这洞不是摆设，而是有实际效用，而且是“年远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这得烧去多少字纸，才能将如此规模的洞穴填满啊，而且，确实是填满了，是实实在在地填满了。于是，在1897年7月，才又新添了一座“焚化字纸池”，并与原来的洞坑连为一体。“洞中只可藏灰，以为久远敬惜之意。”这是什么样的学生，又对文字抱有何等虔诚，才能做到如此敬意呢？就凭这一分敬意，“文峰之祖”，就当之无愧。

敬惜字纸，也就是尊敬珍惜带有书写文字的纸张，是中国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燕京旧俗志》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于是，就出现了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就有了所谓的“惜字功律”

“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美德，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字纸，代表的是文化，体现的是人文，表达的是崇高。敬惜字纸，也就是敬重汉字，珍爱汉语，崇善文化。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是承载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所以，敬惜字纸的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古代，特别是清代，有讲究的士儒家族，在建构住宅的时候，一定要在墙壁上留一个焚化字纸庐，很类似于佛龛，但规模都很小很小。像冠山“敬惜字纸洞”这等规模的，绝无仅有。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华民族“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发源于冠山。而冠山的“敬惜字纸洞”，当是天下焚化字纸池、洞之祖，这些完全可以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这“年远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的“敬惜字纸洞”，让我彻底相信郦道元怀疑“丰周瓢饮”为卜子夏教授西河处，是完全有依据的。我确信，冠山就曾是卜子夏教授西河的场所，非如此，这敬惜字纸的优良传统何以兴起？非如此，这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尊严何以养成？非如此，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峰之祖”何以当之？

甚至我怀疑这冠山，先师孔子当年极有可能也是来过的。而且孔子不仅来过，在冠山上还大有收获。如果不在这里，孔子如何能撰写史书《春秋》呢？孔子删书，然后才有《尚书》，还将三千余首诗歌删减成《诗经》，不在冠山上，他老先生怎么可能得到只有在国家藏室中才保存着的那些珍贵资料呢？要知道，这些资料在当时可全都是国之重器，必须是由国家政府机构专门收藏保存。

倒是从乔宇文章中，我看到了这次凿洞肖像之外，还围起了院墙，“缭以垣墉，欲与书院相表里。”但是，围绕夫子洞肖像与高岭书院的这三篇文章，均只字未提夫子洞小院门口的门楼坊是不是也是孙杰所建造，上书“于此寻孔颜乐处，超然得山水真机。”楹联，而且在门楼坊之前，还有一座门楼一样的无字牌坊？如果是，这么高大巍峨的两座门楼坊，他们为什么都不写？或者说孙杰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写在文中？如果不是，以孙杰文人的诚实，非我所建，君子不掠人之美，这也在情理之中。

这楹联非常有意思，仿佛就是在告诉人们，这就是当年卜子夏教授西河的地方，是对宗师孔子的无限敬仰，更是对中国文化的无比敬意。一字一纸，一言一行，无不透露出学者的虔诚，传者的博大，文者的精深。敬惜字纸之所作所为，像极了比孔子小44岁的河东学子卜子夏的做派，那么，“丰周瓢饮”也极有可能是卜子夏或其门徒所为。

除去那个时代，大概就不会有人再题写“丰周瓢饮”这样讴歌周道的石刻了吧？孔子崇尚周礼，孔夫子的门徒崇拜先师，也只有在那样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才有这样的感慨。这让我想到一则古话。

西汉刘向《说苑•卷第十一》载：“齐景公谓子贡曰：‘子谁师？’曰：‘臣师仲尼！’公曰：‘仲尼贤乎？’对曰：‘贤。’公曰：‘其贤何若？’对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贤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对曰：‘今谓天高，无少长愚智皆知高，高几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贤而不知其奚若。’”

翻译过来就是说齐景公问子贡：“你的老师是谁？”子贡说：“是孔子。”齐景公问：“孔子贤吗？”子贡说：“贤。”景公问：“有多贤？”子贡说：“不知道。”景公说：“你知道孔子贤，却不知道有多贤，有问题吧？”子贡说：“大人、小孩、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都说天高，可到底天有多高呢？谁也不知道，所以我说孔子贤却不知道有多贤。”

这就是那个时代先师弟子们的心态。即使是孔老二周游列国碰壁记中，把孔子说成是“丧家犬”一样，甚至孔子都认为这个“丧家犬”的说法非常贴切，可是在三千弟子的眼里，孔子是博学的，思想是深刻的，文化是深远的，人格是伟大的，这大概也是对“丰周瓢饮”的一种最好解释。

卜子夏授徒二百，当时的名流李克、李悝、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等都是他的学生，连魏文侯都“问乐于子夏”，尊他为师，这才是有名的“西河施教”。晋国都城在娘子关晋阳城，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三家的老窝都曾经是在今天的阳泉市境内，魏文侯时代的魏国首都就在今天的平定城，就在冠山脚下，非如此不足以当“丰周瓢饮”。

那我的怀疑就更大。

冠山是孙杰父祖五世读书的地方。这就充分证明古州学子来冠山求学，几乎都是在冠山第一层的槐音书院，包括吕思诚父祖在内。吕思诚在冠山第二层建冠山书院之前，王构王秦溪就在此教书，其父祖就在冠山为学。张佩芳在槐音书院读书之时，就发宏愿要修第二层的冠山书院。孙杰来修时，汪藻已经修好了，孙杰父祖当也在槐音书院进修。

如果冠山仅仅是这些学子们功成名就的原点，我认为冠山的功劳很大，但还不足以让天下学子驻足到仰望的地步，即便是出了元左丞这样的才俊，也不足以能称之为“文峰之祖”。孙裕重建崇古冠山书院镶嵌“文峰之祖”，难道说就因为从冠山走出去一位左丞相，然后，又紧步吕思诚后尘走出去一群进士吗？

这群进士迷恋的难道是仅此而已吗？冠山之魂，不应该如此低俗！何况在冠山书院之前，状元王构来过，大诗人元好问来过，执平定州文化牛耳的赵秉文来过，这些吕思诚的前辈，都曾经迷恋过冠山，他们来的时候，吕思诚还没有出生，他们总不可能是因为一个左丞吕思诚而彷徨吧？

文坛巨匠冠山情

必须回到吕思诚之前！也就是冠山建造书院之前一探究竟，才能看清冠山的本来面目。

赵秉文来了，他是金朝平定州的缔造者。明代赵景先《六贤堂记》载：“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滏阳人。中金进士第，应奉翰林。大安二年知平定州，建涌云楼，撰记刊于石，手泽犹存。除翰林侍讲学士，转侍读，拜礼部尚书，知集贤院。所著文字，号《滏水集》，凡七十余卷。”可见，赵秉文也是金朝文化的扛鼎人物。他给这座心目中的圣山留下了《重午游冠山寺》一诗：

南风摇百草，吹我游山樊。

青山映华发，似我头上冠。

长松五月窗户閟，终古不散苍云寒。

步出乔木杪，俯视林下鞍。

飞亭枕爽垲，更觉天宇宽。

凭高送远开心颜，白云青嶂非人间。

深林冥冥白日暮，飞鸟裔裔长空闲。

夕阳万里开野色，晋赵形势空河山。

时清老守容痴顽，临风把酒遗巾纶。

明朝却望题诗处，城楼惟见烟中竿。

赵秉文来的时候，这里除了风景如画外，和一位痴顽老守把酒临风，也只看到“晋赵形势空河山”。战乱早把心目中的圣山改变成了空河山，但他还是来了。

即便是身居平定州上城官府的赵秉文，哪怕是一场风雨，都让他念念不忘心目中的冠山，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结？云头雷声滚滚，风从冠山吹来，窗外树叶沙沙作响，他坐在涌云楼上看这场雨的到来。于是，他提笔写下《冠山雨》一诗，为这场雨命名：

片云头上一声雷，欲到冠山风引回，

窗外忽传林叶响，坐看飞雨入楼来。

风从冠山来，漫天冠山雨。冠山何所有，文士古来迷？

冠山肯定是有吸引力的，否则，不会让中国北方的文坛巨子赵秉文如此梦牵魂绕。刘祈《归潜志》云：“赵秉文……魁然一时文士领袖，自号闲闲居士云。”

然后，赵秉文的超级粉丝元好问也来咏冠山。他在《乡郡杂诗》中，写出了绝妙好诗：

百年乔木郁苍苍，耆老风流赵与杨。

为向榆关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贤堂。

这诗中的赵，就是赵秉文，而杨，即是杨云翼。《金史》赞杨云翼、赵秉文二人为：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

赵景先在《六贤堂记》中又说：“杨云翼，字之美，乐平人。金明昌间状元及第。与闲闲赵公齐名。拜吏部尚书，终翰林学士，谥文献。评者以为百余年士大夫身备四科者，先生一人而已。”杨云翼天性雅重，练达吏事，直言敢谏。主持科举三十年，与赵秉文共掌文柄，世称“杨赵”，元好问曾盛赞杨云翼“惟其视千古而不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

在元好问眼里，赵秉文与杨云翼是深深影响过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在中国历史最混乱的年代，武力肆虐。杨赵二人挺举中国文化大旗，可谓“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居功至伟。在平定州府之内，以总帅聂珪为首，建议应该为他们二人建“二贤堂”以示纪念。后来之榆关城里的州牧们，不仅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建起了二贤堂，而且后来还建成为四贤堂，到清代，又演变为六贤堂、崇贤堂。古州进入了名贤汇集，群星闪耀的灿烂时期。

元好问的《乡郡杂诗》继续吟诵道：

新堂缥缈接飞楼，云锦周遭霜树秋；

若道使君无妙思，冠山移得近城头。

这一句“冠山移得近城头”，成为了千古绝句。是说给榆关城里的使君赵秉文听的，如果你没有奇思妙想写不出好文章好诗句的时候，你就看看冠山。看不到冠山，你就想想冠山。如果冠山也想不好，那就干脆把冠山搬到你这榆关城头上来吧！

搬来能干什么？冠山是文峰之祖，当然是写文章奇思妙想的源泉，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发祥根本，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广远厚重的象征。

当然，元好问的本意，是冠山的文化象征意义，而绝不是把冠山真的搬过来。

元好问也被请进了四贤堂。赵景先《六贤堂记》载：“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忻之秀容人。金登进士第，为左司郎中兼起居注。元世宗召拜翰林学士不就，寓平定者十余年，有《遗山集并乐府》行于世。”元好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坛巨匠，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就辉煌了整个金元时代。其实，“冠山移得近城头”诗句，在古代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更高。

元好问的诗歌影响是巨大的。到清朝祁隽藻还在读他的诗，并写下《读元遗山诗》来回念故乡：

冠山飞入涌云楼，更忆阳泉道院幽。

不是诗人感乔木，霜林谁识故乡秋。

清康熙年间，曾任山西太原府同知的浙江人赵端，在《平定十二忆之冠山》一诗中，也再次演绎了元好问诗的意境：

冠山飞翠入平州，缥缈高城烟景收。

想象遗山诗句好，周遭云锦是新秋。

可见，元好问是把冠山当成妙思之源、文峰之祖来歌颂的。而自元好问诗之后，人们就把元好问歌颂冠山的诗境变成了冠山的化身，一再拿出来铺陈，而冠山本身，似乎在文人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到清朝时，终于把冠山书院搬进了榆关城，冠山开始失魂落魄。

在《元史》中被誉为“风度凝厚，学问该博，文章典雅”的王构，也曾随父母迁居平定。至元十一年（1274），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草伐宋诏书。练熟台阁故事，凡祖宗谥议册文，皆所撰定。宋亡，受命到临安（浙江杭州）取三馆图籍及礼器仪仗。十三年迁翰林应奉，升修撰，可谓元初一代大儒。他来冠山的时候，还带着孩子们。王构在他的《冠山携幼》诗中写道：

飘渺楼台出翠微，东山豪杰晓相携。

云深白石老僧住，花落松庭幽鸟啼。

满目风烟嘉水上，千年胜概井陉西。

金螺紫酒阳春曲，拼取归来醉似泥。

王构，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平定人。《元史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四》载：“其居丧庐墓者，则有太原王构。”此有孝行者，就是平定州王构。赵景先在《六贤堂记》中载：“王构，字嗣能，号秦溪，其先磁之武安人，父青峰先生为金节度副使，避兵西来，遂为平定人。元世祖立国子监学，由监察御史除监丞陛司业，与鲁斋许先生同定学规，斯文是赖。”就凭王构为元朝“同定学规，斯文是赖”，就可以看成是元帝国的文化旗手、教育圭臬。而此“鲁斋许先生”，正是被明朝薛瑄在《许鲁斋先生赞》文中所言“朱子之后，一人而已”的元代大儒许衡许仲平，学者称之为“鲁斋先生”。难怪平定州府六贤堂纪念馆里面有王构一席之地，绝非等闲之辈。

赵景先在洪武十八年（1385）写这篇记的时候，正是应吕思诚之子吕之裔和王构之曾孙王由的求说：“近代太常世隆徐先生撰《四贤堂记》，吕忠肃公撰《五贤堂记》，悉毁于兵燹，今六贤堂再建，未有记者，敢以请。”可见，吕思诚与王构的后代们彼此不仅认识，而且还有交流，居住地应该不远。

其实，“吕思诚父祖数世皆从秦溪王司业读书于此”，王构是吕思诚父祖数世之老师，这是何等情谊啊！但是，我遍寻资料，也不能确定王构是平定州哪个村的人，而且我严重怀疑王构是阳泉小河村人，至少也是居住在小河。因为小河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至今仍保留着一幢古老的院落，其门匾砖雕为“肯堂构”。神奇的是王构本人，姓王，名构，字肯堂，竟然巧合的一字不差，不能不让人生疑。

但是，清《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陵墓》载：乐平县“王无咎墓，在县西巴川。子，国子监司业构祔。”按照落叶归根的传统，王构把父亲安葬在了昔阳巴川，祔字，也说明这是王构的祖坟。

而我更关心的是，王构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上冠山来，又看到了什么呢？自称“东山豪杰”，看“嘉水上”的风烟，感慨这“井陉西”的名胜古迹，这些都是最古老的榆关胜迹，也是平定符号。关键是王构看到了“云深白石老僧住”。这冠山上住着老僧的“白石”，应该就是冠山石室吧？

那时候的冠山，还没有冠山书院。资福寺还没有钟鼓楼，只有破败的真武庙，还有“圣母灵宫”，也许还有冠山精舍。上书“传五万里人情多少奇观廿二史；绘四千年物色分明俗说十三经”楹联的大戏台，也许还没有，也许是刚刚有吧？元朝的时候，应该只有“廿二史”吧？但是，这些能成为吸引那么多先哲前来冠山的理由吗？绝不可能！走进古州任意一个大一些的村庄，都比冠山的建筑要古老精美的多，故事更精彩。

冠山有什么？冠山的什么才是最有魅力的？

冠山石室微涓溜

冠山石室！是的，只有石室！是的，就有郦道元笔下的“丰周瓢饮”石以及“丰周瓢饮”石旁边的石室，还有遍布冠山每个平台的冠山石室。

这冠山第三平台高岭书院周围，陂陀石最多，上面还有那么多石刻题字。

乾隆版《平定州志山川》载：“冠山，两废书院，左右皆前贤题勒石迹。曰‘状元’者，相传金状元杨云翼题，旁有大石，平可跌坐，击之中空而响。曰‘仰止圣真’者，明嘉靖时，山西参政、前提学副使，古鄢陈棐书。曰‘心目豁然’者，明万历间，松岩山人葛思茂书。曰‘云中坐论’、曰‘达观’、曰‘龙惊’者，皆松岩书。曰‘高山大川’者，王云凤书。曰‘兆我生徒’者，河东王廷对书。曰‘白岩’者，字作古篆体，‘白岩’，乔庄简公别号也。附傅眉五言古诗一章，商喜刻。曰‘一望无际’者，缺题名。又有石曰‘白云深处’者、曰‘远尘’者，亦松岩书。曰‘静修’者，乔白岩书，皆在山后。”这简直就是文人雅士在冠山上的一种狂欢。

自古名山，多有题刻。但大多题刻在悬崖绝壁上，题刻在碑石上。像冠山上如此规模壮观的题刻，却都在一川陂陀石头之上，极为罕见。而且，像金朝状元杨云翼题写“状元”的状元石旁，还有大石头可供人们坐卧，敲击之下，“中空而响”。这不都是天然的石室好材料吗？冠山上的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应该就是冠山上的原生特产。也正因为如此，才诞生了极具文化内涵的“冠山石室”，天造地设，顺其自然，这符合中国文化的内敛风格。

苗蕃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写下了《秋日冠山状元石、夫子洞手谭》一诗：

石冠冠山玉露秋，苍林如醉胜瀛洲。

钟王逸笔难拘格，董贾雄才未逐流。

雁阵几行斜羿谱，龙团七碗沁诗喉。

谁龛尼父西天上，选佛场中隐状头。

在此儒雅的环境中，下一盘围棋，喝七碗清茶，仿佛都能听的见落子无悔的脆声，闻得见似有若无的香茗。

如今我漫步在冠山高岭书院，还看到了乾隆年间张佩芳题写的“英雄进步”、 名士黄允宽题写的“寻孔颜乐处”、潘乐庵题写的“第一石”；光绪年间张諴题写的“仰之弥高”；还有无名氏题写的“上书院”，以及夫子洞牌坊门楼巨大的英雄柱石上镌刻着一副楹联“于此寻孔颜乐处；超然得山水真机。”

特别是旁边的文昌阁上，郡人李培荣写的一副对联，点透了冠山石室的禅机：“四面云山环斗极；满城烟树焕文章。”这是文人的聚会，更是文化的交流。一块未署名也无年代的石刻“文会”，倒是恰如其分地将冠山石室的真谛告诉了人们。

来到冠山望榆关，回到榆关想冠山。榆关城和冠山之间，仿佛就是一个文字相连着，成了那个时代古州诗文的不灭印记。你看明代王琼写的《游冠山》：

冠山突兀峙城西，睨傲多时思转迷。

俨与榆关增壮观，故为高士作幽栖。

缅怀先哲寻遗址，遍拂雕墙觅旧题。

最爱老僧无个事，溪边闲洗种花泥。

你再看平定知州姚会极所写《秋日登冠山绝顶晚归有感》：

峰回径转入羊肠，斜日登临屐齿忙。

行次高空扶帽稳，留题绝壁近诗狂。

风吹驿路烽烟静，日下寒林老树苍。

过眼秋成今岁好，爱寻父老话农桑。

这个知州姚会极，是山东巨野人，明嘉靖七年进士。这种居庙堂之高，则盼“秋成今岁好”，处江淮之远，则“爱寻父老话农桑”的亲民作风，正是骨子里的儒雅。

这么多风雅之士乐此不疲地前来冠山，绝不是看风景，甚至也绝不是看书院，寻觅石室还差不多。更贴切的寻觅，应该是石室里的典藏，是石室里的文章。潘应珍在《创修敬惜字纸洞记》碑文中的“仓颉流风创字传，由来染翰写花笺。”和“寄语洛阳攀桂客，青山腹内画文章。”的诗句，应该是揭示了冠山石室的奥秘，也揭开了“惟冠山，文峰之祖”的魅力所在。否则，我们不能解释冠山书院创立之前，就有这么多文坛巨子络绎不绝前来冠山干什么。空空如也的一座冠山，迷恋的竟都是文坛高手，恐怕只有冠山石室才有此魔力吧！

尚书，尚书令。上书房，上书院。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尚”字，怎么那么眼熟呢？像什么呢？像不像头上长着几棵小草的一块巨大石头上开凿了一个洞？这不就是一个尚字吗？尚者，上也。尚书，难道最初就是藏在石头洞里的书吗？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石室，就是冠山石室，这是国之重器藏储禁地。

冠山有石室吗？冠山上的那些石头是石室吗？冠山的夫子洞真是孙杰凿的吗？

解铃还须系铃人。当我再看孙杰所写七律，《白岩乔少保前韵》诗时，一句“不须缘志寻石室，久有山人在此潜”让我恍然大悟。

在孙杰兄弟凿夫子洞肖像之前，那石头就是有洞的。这些有洞的石头，就是“石室”！而这“石室”，孙杰是认得的，也是知道的。只是石室全部空了，里面的东西也早就消逝了，没有用了。所以，孙杰是请人又在石室里面雕琢了夫子肖像，让“石室”摇身一变成了“夫子洞”。殊不知，孙杰这一变，却将国家档案馆藏之重地，演变成了尊孔习儒的课堂。

知道石室的人，不仅只有孙杰，还有白以采。你从“孰凿昆仑，而璨琳琅。孰探石室，而潘缥缃。羞我俎豆，欲我树浆。嗟嗟艳士，步趋允臧。”的石室铭辞中，不也能感受到“凿昆仑”“探石室”的困惑与疑问吗？

只有孙杰劝慰人们，不用立志寻找冠山石室的前因后果了，不过就是些早年间的山人在此潜居罢了，没什么意思，还是踏着老夫子的足迹好好读书是正事。

哦，也许孙杰在石室里面造像也不是首创，吕公书院北边的巨大陂陀石上，所谓的吕公石庵，里面不是也凿石像了吗？传说那是吕思诚自己凿的，怎么可能？

还有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讲“丰周瓢饮”时，“山下水际有二石室，盖隐者之故居矣。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两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结牖，连扃接闼，所谓石室相距也。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庭中亦有旧宇处，尚仿佛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丰周瓢饮，似是栖游隐学之所。”

可见，围绕北坎“丰周瓢饮”两石室的，西面也有两石室，南门也有一个石室，水边上还有两个石室。仅此一处，就有七个石室。东边的石头上有捣米面的兑臼，兑臼后面的庭院，不就是现在的资福寺吗？一千五百年过去了，郦道元的描述与今天冠山“丰周瓢饮”周围的面貌还能对应上。只是微涓石溜的景象没有了，七个石室没有了，只留下孤零零的“丰周瓢饮”任人评说。

这些石室，肯定不是孙杰凿的，也肯定不是吕思诚凿的，更不是郦道元所凿。

问题是冠山石室都哪里去了？遗失了？损毁了？还是长上腿自己跑走了？神乎其神的事情还真有。当我找到一个冠山石室的时候，非常惊讶，感觉不可思议。因为这冠山石室，已经落户西郊村了。

据《西郊村志文化》载：“石佛爷庙：村北一公里处的白家坡底西边，有一座用沙石雕塑的小庙，即佛爷庙。该庙创建年代无考。……整座庙宇造型别致，玲珑剔透，古色古香，里面供奉石佛爷。”

又在《西郊村志附录》中载《石佛爷的传说》道：“据传，很久以前，有一年发大水，汹涌的南川河水急流直下，在白家垴居住的村民在岸边观看。这时河中突然传出‘救命！’‘救命！’的呼叫声，有两位胆大的村民急忙跳进河中去救，从河中救出来却是一个石人，高不到二尺，盘腿坐在莲花上，村民们见其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并留有胡须，便称其为‘石佛爷’。于是，村民们便在白家垴坡西的山下，专门请工匠师傅修建一座沙石小庙供奉。由于是从河中捞出，所以后来村民们如遇久旱无雨天气，便由村耆老率领抬上八抬大轿去请石佛爷祈雨。据说请石佛爷出庙并非易事。民国时期，能请石佛爷出庙的村民只有魏双川一人。此人身材高大，臂长有力，请时先行请礼，随后将巾腰带解下，挽住一端，系在石佛爷塑像后，另一端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双手将石佛爷托起，双臂、脖子协调用力，才能将石佛爷请出。然后八抬大轿抬至河神庙前，敬供在临时搭制的棚内，直至降雨后，再将石佛爷送回原庙。”

从此传说中可知，石佛爷是从南川河冲下来了的，然后给佛爷修建了一座沙石小庙供奉。我倒以为真相可能是冠山石室被洪水冲下了山，冲进了南川河，冲到了西郊村，也许也冲来了石佛爷，于是，将其合为一体。或许有一度时期，冠山石室里就被供奉了石佛，也未可知。总之，这冠山石室是从河中来到西郊村白家垴坡底的。

从石头质地来看，当与冠山石室相吻合。从造型来看，当是现存石室之中造型最美的。只不过从冠山在洪水中冲到西郊村，也有十多里的路程，损毁是免不了的。但从主体尚好来看，冠山石室是结实耐用的，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可见古人在冠山石室藏储文献典籍，选材独具慧眼，选料朴拙厚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在冠山石室的运用上，简直是妙手天成，完美无缺，臻于至善了。

单从夫子洞石室门口一侧来看，与吕公石庵石室如出一辙，与西郊石佛爷庙石庵如此神似，都有过门框痕迹，这显然是藏储东西用来安装小门的。

巧合的是冠山龙王庙，今只有底座，上面不大的房屋是后来砖砌的，上面的石室没有了。而西郊村的石佛爷庙，原来也没有底座，是后来补修的。将冠山龙王庙的底座与西郊石佛爷庙的石室合为一体，应该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的。

冠山石室，由来已久，当是古代帝王密藏重要档案之地，也是国家图书馆馆藏之地，是国之文献典藏之地。原来，这满山的冠山石室，就是古老的文化遗产，是非常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冠山石室在此，独此一家，别无分号。那么，冠山也就是老子当年的工作场所，因为老子曾经就是国家档案、藏书馆馆长。最古老的国家典藏，就存放在石室之中，由此，冠山还产生了另一个成语：石室金匮。

石室金匮藏典籍

石室在此，千真万实。这和下边的“丰周瓢饮”陂陀石一样，都不容忽视。

冠山石室，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子、才高八斗的陈王曹植一定来过，否则他写不出《苦思行》那样的诗，你看：

绿萝缘玉树，光曜粲相晖。

下有两真人，举翅翻高飞。

我心何踊跃，思欲攀云追。

郁郁西岳巅，石室青葱与天连。

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

策杖从吾游，教我要忘言。

曹植，字子建。曹操、曹丕与曹植三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合称“三曹”，曹魏曾封其为陈王。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曹植散文也有卓越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石室，不同于山洞。几乎就是古代的密码箱保险柜。而冠山石室，在世界上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宝贝，是伴随中华五千年文明启蒙发祥阶段的重要见证，弥足珍贵。曹植有写《七步诗》的敏才，当然，他作为陈王，也能敏锐地捕捉到石室的存在。而西岳、石室、隐士，这几乎就是冠山标配，从古自今，无一例外。

当然，元朝的大诗人虞集肯定也来过冠山，离开的时候，还写了一首《七律赠道士》留了下来：

神室谁开自洞微，紫烟为户玉为扉。

春容淡薄胎仙舞，夜景虚明脉望飞。

绕指风雷龙睡醒，满囊云锦虎驮归。

犹嫌长物烦闻见，更上高台一振衣。

面对石室，虞集干脆称之为“神室”，而且告诉我们石室的门都是玉石做的。虞集是元代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南人名臣，是有元一朝之文宗，元中后期朝廷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在议政、教育以及论文、释经等方面，也皆有独到之处。在诗歌方面，其与杨载、范梈、揭傒斯称为“元诗四大家”，并被时人推为四家之首。虞集与冠山还有不解之缘，他为吕思诚写过《冠山书院记》，碑石原在冠山上书院。

但遗憾的是找不到了。不仅石碑不见了，而且你就是翻遍《虞集全集》，也找不到这篇对冠山来说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非常奇怪，虞集写了四十余篇与全国各地书院有关的文章，唯独丢了冠山书院这一篇，蹊跷至极。我怀疑孙裕的“冠山之秀，文峰之祖”一语，就出自虞集之文。吕思诚逝世后，虞集给撰写了《元左丞吕思诚墓碑》文。

倒是冠山槐音书院至今还保存着这样一副楹联，也许能让我们的思绪更广阔一些：东壁图书储汉魏，西园翰墨染梁栋。这“东壁”是指玄武七宿之一，《晋书天文志》载：“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而“西园”是汉代“上林苑”的别称，也是储藏翰墨文章的场所。槐音书院这个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敢将自己的东厢房与“东壁”星辉映，将自己的西厢房以“上林苑”自居，整个一个文曲星笼罩，翰墨书香四溢，这样的底蕴和气魄，就是以培育栋梁之才为己任。这槐音书院的楹联口气之大，底气何来？

面对冠山石室，我倒是忽然想起一个成语来：石室金匮，那是古代国家收藏重要文献的地方。《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贞索隐：“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言外之意，这不起眼的石室，在古代可是“国家藏书之处”，这可不得了！

同样还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又一次提到：“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看来，这石室金匮，确实都是古代国家秘藏重要文书的地方，把石室看成是古代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一点也不为过。

况且司马迁本就是晋国人，其祖上也一直在中山国一带活动。司马迁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可见其宗族远祖最早就在从周朝来到晋国任职的。到司马迁父亲的时候，“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晋阳城，一直在今天的娘子关，就是唐叔虞初封之唐，说明仍然是在娘子关晋阳城学习。晋国这片古老的沃土，一直滋养着司马家族，直到司马迁时代。

司马迁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父亲在晋国唐都晋阳城学天官，儿子司马迁出生在龙门“河山之阳”，这应该是中国最早最正宗的龙门之所在。无论是隋朝才有的河南洛阳龙门，还是五代汉才有的山西河津龙门，都不可与司马迁出生地龙门同日而语。即使现在把司马迁的祖籍划归到了陕西韩城，而且那里还有规模宏大的司马迁祠，都不能改变司马迁祖籍是晋国晋阳城附近龙门“河山之阳”的事实。

司马迁父亲一辈子著史，最大的遗憾就是“留滞周南”而没有见证汉朝在京都长安的立国盛典。临终之际，还谆谆教诲司马迁。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太史公死后三年，28岁的司马迁终于成了太史令，继续其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即使后来遭受宫刑，也没有改变他完成被后人赞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巨著。完成《史记》之后，司马迁这样评价和处理自己的作品：“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他把副本留在了京师长安，而把正本藏在了“藏之名山”。能藏在哪里呢？不得而知。倒是他的老家龙门附近有“藏之名山”。冠山上有石室，那可是古代最正宗的“国家藏书之处”，藏在那里，是再合适不过了。

司马迁生前，一直防着《史记》被汉武帝焚毁。《报任安书》里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因言获罪，遭受宫刑，羞辱至极，连死的心都有，但是，这《史记》还没有写完，不能半途而废。所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是忍辱著史，才完成了这部巨著。

《史记》写完之后，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司马迁充分考虑到《史记》的内容有批判性，很有可能被汉武帝焚毁，就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将《史记》藏到名山之中，你想烧也找不到，就可以流传后世；或者让自己的后人，在一些大都邑里传播，让《史记》流入民间，这样一来，想禁也不可能禁彻底。《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足见《史记》是在司马迁身后，才稍微流传于世。《史记》得以广泛流传，与杨恽入仕后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杨恽，是西汉时期大臣，丞相杨敞之子，也是司马迁的外孙。据《汉书杨敞传》载:“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司马迁死后，家人把一部《史记》藏匿在他女儿司马英家中。司马迁有两个外孙，大的名叫杨忠，小的名叫杨恽。

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这部《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而且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外祖父这部尘封了二十年的巨著，应该公之于世，重见天日。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

二十年的尘封，也许真的就是在冠山石室里保存着。自古以来，冠山乃“藏之名山”啊！

《穆天子传》载：“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释说，这策府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迁祖祖辈辈为太史，他当然知道藏之名山、藏之密室的奥秘所在，非如此，不足以太史令名之。司马迁让从小在冠山脚下长大的女儿司马英把自己的《史记》正本藏在了冠山石室，我感觉真有这个可能！你以为呢？

冠山隐士一句“教我要忘言”，事实上陈王曹植并没有当回事，不知道他后来写《七步诗》的时候，是否还记得这处世之道。反正恃才傲物的杨恽，是真没有“忘言”。杨恽最终因言获罪，被腰斩之后，朝廷将杨恽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又遣返回龙门脚下。至此，这个伟大的司马氏太史家族消失在了迷茫岁月长河之中，再无声息。

文圣道圣聚冠山

既然冠山真正的身份是冠山石室，是“藏之名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那么管理这“藏策之府”的官员办公地，就应该是在冠山。也正因为冠山石室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典籍收藏之所，后世的平定州，才担得起“文献名邦”的美誉。

《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迁说老子是周朝看管“藏策之府”的“守藏室之史”，那么，老子的办公地点当然就应该是在冠山石室。

既然老子是在冠山石室工作，那么孔子见老子的事情，就应该发生在冠山。

《史记老子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是两个巨人的会面，是冠山生辉的历史性时刻。

孔子是大儒，但孔子来冠山是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学问。老子是巨匠，显然是居高临下，不吝赐教。首先告诫孔子，不要抱残守缺，在前人的片言只语中固步自封。其次，君子要与时俱进，乘势而行。再就是一条养生之道，不要骄傲，不要多欲，否则对身体都不好。仅此而已。

老子的目光显然非常锐利，一针见血，见血封喉，直接扼住了孔子学术的致命点守旧复古有余，与时俱进不足，开拓创新很差。

但是，孔子从老子身上感受到了那种不可遏制的飞腾气质和龙马精神。鸟飞蓝天，鱼游大海，兽走山野，这是司空见惯的景象，至多可以让你感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然美好图画。可是，一条巨龙要腾飞，乘风而起，卷云而上，仿佛风雨雷电都在为其壮声势，山川河谷都来为其助神威一样，那是绝不可遏制、也是遏制不了的。

在孔子眼里，老子是一条腾飞的真龙！

《史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孔子只见过老子一次。其实不然，看看《庄子》一书，你就知道他们是经常交流的良师益友。

《庄子外篇天运》载：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 ？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 ；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这应该是两个巨人的第一次见面。51岁的孔子自认为还没有“闻道”，于是，就到南方的沛地去拜访老聃。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司马迁所说的楚国苦县，当在今天的平定东回南面境内，也就是古鄂古楚境内。当然，老聃也久闻鲁国孔子的贤名。但是，老聃关于仁义的一番高论，显然让我们看到了二人学术的不同。

当孔子再见老聃的时候，应该就在冠山石室了。只是这种见面，就像是相邻的两个老朋友，无话不谈，百无禁忌，点滴小事，深奥莫测。你看《庄子外篇田子方》载：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蛰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

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 ，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

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孔子曰：“愿闻其方。”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 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孔子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这次见面的时候，老聃刚刚沐浴过，正站在那里披头散发一动不动地晾干。其凝神定立的样子，活脱脱就像一个木偶人，孔子就说：我是眼花了呢，还就是真的？刚才见先生形体直立一动不动有如枯木，好像遗世独立，物我两忘了。

结果，老聃一张嘴，就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说：我正游心于万事万物的本初状态。

由此，也演变出了游心物外，悠然忘我的逍遥人生，那真是一种人生境界。

孔子听了这一节人生哲学课之后，出来就告诉颜回说：我孔丘相对于老聃深奥的道而言，就好比醋缸里的飞虫一样微不足道，太渺小！如果没有先生开启我的蒙蔽，我都不知道天地大全之理啊！也许是孔子谦虚，但每见老子一次，感觉就受一次刺激，冷静冷静，然后就再见老子一次，继续受刺激。受不受刺激我不好说，但好学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这不，孔子遇到困惑不解的问题，又找老子来寻求答案了。《庄子外篇天地》载：

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若是则可谓圣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执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来。丘，予告若，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其动止也，其死生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这确实是思想家的探讨，更是哲学家的纠缠。道，本来就很抽象。从悟道、治道，到得道，应该是一个从凡人走向圣人的过程。困扰孔子的，往往是具体问题和出路途径。而老子的回答，从来都是一种境界。求道也罢，治道也罢，要想得道，关键在于能不能进入忘我的悟道状态。忘我的人，也忘乎一切，只为心中的信念、信仰，这似乎都不是俗人能做到的。

凭什么你是文献名邦

我不能想象两位巨人一次一次在冠山的流水旁、丛林间徜徉漫步，娓娓而谈，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冠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曾经聆听过这样的教诲，沐浴过这样的目光，顿悟过这样的疑惑，给整座冠山凝结了章华，播撒了智慧，开启了文明，才一步一步向“文峰之祖”靠近。

有一天，两个人都比较闲适，于是，孔子又来到冠山向老子请教一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庄子在《庄子外篇知北游》中，如实地记录到这一美好时刻：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

老聃曰：“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窨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

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运量万物而不匮。则君子之道，彼其外与！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

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于宗。自本观之，生者，喑噫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奚足以为尧、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韬，堕其天帙。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

什么是至道？这是孔子想知道的答案。如今我们能看到老子的《道德经》，可以在其中好好领悟至道的精妙。而孔子不一定见过《道德经》，否则，他会不会将“至道”“大得”也融会到自己的儒学体系中，也不敢说。圣人的思想，绝对是一种财富，更是贫乏的人需要汲取的精神营养。所幸有庄子给我们记录了两位思想巨人在冠山石室旁碰撞出来的文化火花，为我们今天还来得及为“文峰之祖”复原当年的动人时光提供了可能，更为今后的人们来冠山与两位思想伟人屈膝交谈、交锋论辩有了文眼和底蕴。

这是又一次相逢，这次孔子请教的不是老子熟悉的道，而是孔子关心的“仁义”问题。《庄子外篇天运》载：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

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囋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这确实是一直困扰人类的千古难题。什么是仁义？仁义究竟好不好？你是选择相濡以沫的仁义呢？还是选择相忘于江湖的自由呢？这都是直指人心的悖论，良心道德与自由快乐，往往是活着、还是死去的抉择。

老子的观点，能否说服孔子，我不知道，我只看到孔子这次见老聃回来，整整三天没有说话。

《庄子外篇天运》载：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

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

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

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

这次见面，应该也就是司马迁《史记》当中所记载的那一次见面。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见面？孔子仿佛受到莫大的刺激，三天无语啊。

只有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学子们，不知天高地厚的问孔子，老师你是怎么教导那老聃的？

孔子说：我今天是见到真龙了，而且是乘风而起腾云驾雾的真龙，在腾飞寰宇的真龙面前，我张开的嘴巴都惊讶的没有合上，哪里有我教导老聃的份儿啊？

这次见面，也应该就是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那一次见面，因为这次见面给孔子的感觉是老子是一条腾飞的巨龙。表述不同，但感觉是一致的。

天底下竟然还有比老师孔子更牛的人？子贡肯定是不服气。于是，打着老师孔子的名义，也上冠山来与老聃理论理论。

然而，当子贡满腹狐疑地来到冠山见到老子的时候，也许是身体的原因，也许是深谙教学心理的老聃，却给子贡来了一场低音教学。庄子继续说：

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

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

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

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老子让子贡靠近点，再靠近点。老子的声音并不高，但这番振聋发聩的高论，不要说是当时的子贡了，就是拿到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你是不是也目瞪口呆？老子直接将三皇五帝置之不堪之境。傻了吧？要言不再声高，这样的结语，直接让子贡站立不安，哑口无言。

老师刚刚离开冠山，不服气的子贡说也要见老子。说见就见，而且真的就见到了老子，而且感觉是马上就见到了老子，而事实上子贡也确实是很快就见到了老子。这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孔子的鲁国曲阜城，就在冠山附近，至少在距离上不会太远，否则，从地缘关系上是不可想象的。

读司马迁的《史记》，给人的感觉是孔子见老子，只有一两次。而读《庄子》则不同，孔子见老子是常有的事，一有问题就找老子去请教，这显然是一种地缘上的近邻关系，情感上更是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否则，以孔子的身份尚不可轻易接触到六经史料，而六经史料究竟是怎样从老子这位守藏史之手来到孔子手中呢？查无实据，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见过一两面的人，就敢有如此托付，岂不太过草率？不是知根知底的挚友至交，恐怕不可想象。也许历史真相早告诉过我们，而我们就不以为意。

三国时期魏国大臣、经学家王肃注《孔子家语》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看见了吧？在孔子的心目中，老子一直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事实上，他们的一言一行也符合师生关系。是知根知底的老师与学生，把中国历史紧要关头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托付给自己最信任的学生，这是符合历史传承逻辑关系的。

否则，王子朝之乱马上就随之而来，多少典籍不知所终，而六经经孔子整理，几乎完好无损，这该如何解释？孔子周游列国被困陈蔡之间长达七年，而老子也是陈国人，这七年孔子不是在整理六经，什么事情能把他滞留这么长时间呢？

许多事情不能说！生存下来就不容易，何况要让国之藏史流落民间并保存下来，难啊！

突然我似乎明白了古人为什么要把平定称之为文献名邦！凭什么？就凭冠山石室！就凭老子在这里守藏历史文献！就凭孔子在这里整理了六经！文献名邦，实至名归。

天下文章数平定

好学勤思的人，总是会有进步的，也会有巨大的收获，何况是思想家孔子呢？这次见面，孔子就好像是向老子交上一份精心完成的作业一样，关键是终于得到了老子的肯定。《庄子外篇天运》载：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得到大思想家老子的肯定，这是莫大的荣幸。在这里，我一直有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关于孔子所整理的这六经，比如《尚书》，这一直是帝王密藏之经典，只有老子这样身份与级别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到，也只有这样的“守藏室之史”才可以在“藏之名山”博览群书，成为饱学之士，也才可以俯瞰经典，甚至藐视经典。而以孔子的身份来看，即使你学问再大，也是不可以窥探皮毛的。

然而，现在看来，孔子与老子不仅有交集，而且是惺惺相惜灵魂相通的至交。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分崩离析的混乱时代。那些藏在冠山石室的鸿篇巨制，每一件都是历史珍宝，文化奇观。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肯定知道这些宝贝的珍贵价值。而孔子的学识，恰恰是整理这些绝品不至于失落的最佳人选。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孔子整理的这些六经，恰恰也是被老子看成“夫六经，先王之陈迹”的这些文献，通过老子来到了孔子的手中，又被孔子精心整理流传了下来。

孔子整理六经，本就是历史之谜。孔子是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整理编订了六经，使中华文化的根脉薪火相传，由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尊称为“文圣”。一直疑惑孔子编订的历史文献从何而来？有人认为来自王子朝奔楚从周王室带走的一大批文献。在这叛乱大军中就有老子的身影。当王子朝兵败，一路逃奔，是不是还有机会将那些典籍托付给可靠的人？几乎没有可能。反正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的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彻底消失了，《山海经》流落民间，而六经却被孔子保存了下来。

这也许就是发生在冠山石室最不能说又不能不说的事实真相。为什么无数的问题，老子都高深莫测，往往让孔子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惶惶不可终日。而这一次孔子将整理六经的成果汇报之后，好像再有什么疑难杂问都不重要了，而是非常肯定地说：“可，丘得之矣”。孔子是儒家，老子是道家，孔子真得道了吗？怎么可能？道不同不相与谋。儒道两家巨头在冠山多次交融碰撞，并没有合二为一，而是沿着各自的方向影响着人们。

那么，孔子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应该就是老子早在王子朝叛乱之前就托付给孔子的六经文献，如今经过孔子的整理，终于可以经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传承并发扬光大，至少是流入民间，深入人心，再也不会消失了。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孔子终于可以通过自己的光和热，德范世人，文化民间，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是中国古文化的幸事，是历史的幸事，也是冠山石室走向未来的幸事。春风化雨，文化人间，这不就是冠山石室的最高境界吗？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文峰之祖”吗？

一个“化”字，这才是老子眼中“丘得之矣”的真正含义吧！

丘得之矣，冠山文化永存。丘得之矣，文峰之祖已化为天下。根本文种，薪火相传，这是两位思想巨人在冠山石室搭成的永恒默契！

更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情，在《庄子外篇天道》篇中，竟然有如此珍贵而难得的记载：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

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

孔子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

孔子曰：“要在仁义。”

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

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老子、西山、石室，这是不是曹植诗中揭示的冠山标配啊？一句“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再一次验证了这个观点。

这是我看到两位巨人的唯一一次针锋相对。老实说，在仁义问题上，这是孔子在给老子上课。但是，在人性问题上，老子始终非常悲观。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关键是你孔子想把自己整理过的六经再藏回冠山石室去。虽然老子已经被免职了，已经告老还乡了，可孔子还是能找见老子，而这时候的老子竟把这位老朋友的请求断然拒绝了。

为什么？孔子相信人都是仁义的。

而老子认为，善恶本是教育的结果，是耳濡目染养成的，而人性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时过境迁，善恶转换，人性的丑陋往往容不下你孔子整理的这六经。即使你藏在冠山石室又怎么样？仁义的人守护一百年，守护五百年，你能保证期间没有一次天灾人祸而让六经灰飞烟灭？冠山石室真的那么可靠吗？

你是先师，可以传播啊，可以文化呀，还有比传播到人间、传播到人心更可靠的收藏吗？

这才是老子拒绝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的话外音吧？！

还是老子的眼光最毒，直接看透了人性。在后来的“焚书坑儒”中，六经文献能够流传下来，恐怕还是传播的力量和文化的穿透力。

当后来的儒子再次来到冠山膜拜的时候，已经对冠山石室非常陌生了。这些从远古走来的功勋国宝，早已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任风吹日晒雨淋，任炮火刀枪斧凿，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直到又在石室中雕琢成夫子肖像，才又稍微安生下来。

冠山上还有一处“脉道坊”，上书“石室薪传”四字，倒是点出了冠山之精髓。

冠山石室，被老子守护着的时候，这里就是中国文献名邦；而被孔子传播之后，这里就成了中国文脉之源。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化，在这里汇聚，在这里碰撞，在这里得到升华，形成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高山大海，穷经皓首的学者们终其一生大多也仅得皮毛，“丰周瓢饮”应该就是对此文化现象的一种慨叹。

西汉文学家、经学家刘向在《说苑卷第十一》说：“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说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这已选录到初中文言文大全的《不知不识》篇目，子贡的回答倒是很好地解释了“丰周瓢饮”的深刻内涵。

孔子在冠山见老子，这是两位巨人的划时代相见，也是中国文化开门见山的惊世开篇，冠山石室见证了这一文化奇迹，“夫子洞”中的石刻壁画，凝固了这一壮丽史诗。冠山相见，为中国文化拉开了绚丽夺目、精彩纷呈的序幕。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唐诗宋词汉文章，元曲乐府明清小说，无不来自这冠山石室相见。也只有“文圣”孔子与“道圣”老子在冠山的这一段渊源，冠山才担得起“文峰之祖”这一称号！冠山之秀，江山锦绣。文峰之祖，文始化初。冠山一见，文化开篇。石室典藏，传播民间。文献名邦，名不虚传。

文起八代之衰，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当年的皮日休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中还写道：韩愈的文章，“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而韩愈“身行其道，口传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已”。于是，皮日休“伏请命有司定其配飨之位”，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发扬光大，“则自兹以后，天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可见，文脉传承有源，文化兴盛有根。

突然我似乎明白了那一句流传已久的俗语：天下文章数二定，二定之中数平定。这不就是说天下文章数平定嘛！凭什么？凭老子，凭孔子，凭冠山石室中的历史文献，否则，谁敢这么大言不惭地吹牛呢？这不是笑谈，而是美谈，何其幸哉！

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而冠山之秀，能独得孔子呵护，又能得老子守护，何其幸哉！文峰之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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