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淳谈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黄新淳重探张爱玲无处安放又怎样

来源：网络浏览：34 2022-11-20 01:05:01

102年前的今天，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硕果累累的“爱玲爱玲之年”，昨天是他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不知瘟疫流行已久，转眼又是两年。谈及张爱玲，间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祖师奶奶这口古井有多少新意和活水可供后来的人拿葫芦喝呢？或者，如果着眼于今天学术界的民间，研究者真的能承担起“再探”这个词吗？不巧，黄心村做好了。

5年前，黄心村从执教多年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来到张爱玲的母校香港大学，担任比较文学系主任。 2020年，在“百年爱玲，人文港大”文献展筹备期间，她阅读了大量校内资料，漫不经心地挖掘出了摆在眼前、却无人在意的课题。港大地铁站的墙上印着张爱玲( )的所有肖像画，她修的什么课住在哪里？作品中的教授和同学，原型是谁？她所拥有的“比较高兴”的外国女作家斯特拉本森( Stella Benson )是何方神圣？宋淇夫妇和七十万字《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的披露，作为重构写作轨迹的附件文本，有什么意义？

两年间，将她找到的文件和影像，以女性的视角结合文本(李欧梵称为feminine detail )的思考，集结在新作《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中。既有丰富的个人情感和见解，又善用文学梦网出神入化，与张爱玲早年香港大学生活的雪泥鸿爪相牵连，想象她颠沛流离后的半生，有一段

但是黄心村依然没有自说自话，也不可能成为粉丝。这样，就可以保持展望的距离，成为好的研究者。她也直言“对胡兰成深恶痛绝”，但文章中不会提及可以提及的事情。她并不一定高兴，但我想用《今生今世》的招牌胡诌《世界都发生六种振动》，来表达她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读书感——，既惊讶又有浓浓的宿命感“这么多年后来到香港，这些课题还在等我。不应该快点有人做了吗？ ”但是，她说，如果没有筹办2020年的展览会，可能也没有打开旧纸的契机。这大概就是张爱玲说的“在时间的荒野里，一步也不早，一步也不晚”的华丽缘分吧。

黄心村，香港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涵盖20世纪的汉语文学和视听文化研究。其代表被称为Women，War，domestic ity:shanghailiteratureandpopularcultureofthe 1940 s ( 《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 )。最近出版新作《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图为香港大学文学院提供。

中西师承与阅读兴趣

一把青：你找到了张爱玲的历史老师弗兰德斯( Norman Hoole France )的照片。在《烬余录》中“肉红的脸，瓷蓝的眼睛，抽烟抽得像烟斗一样”的英国人，也是在《小团圆》中以安竹斯教授的原型，应征参加了与香港日军的战斗

黄心村：弗朗兹在香港大学的人事档案在档案馆里，有20多页很薄，但没有照片。这么多年没人仔细看过。据《烬余录》介绍，他“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盖了三户人家，养猪，家里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资料上也留有他被自己养的驴咬伤住院请人代课的便签，证明“不赞成物质文明”。

我找到的三张照片，一张他出现在中文系许地山父女的照片背景中；一张是与中文系教师的合影，佛兰德斯坐在陈寅恪旁边。历史系所属文学院的教师和二人照中看不到他，也许是他独立自主的表现。另一幅是保卫中国同盟会时代宋庆龄等人的肖像画，个个栩栩如生，佛兰德斯显得意志消沉。几个人里不仅只有他没看到摄像头，而且比别人往前走了一点，感觉几乎不管摄像头在哪里对他都不重要。奇怪的是，可以看出他不老，也不孤僻，而是热衷于交游和社会活动。

弗朗兹照片，香港大学档案馆藏。从左到右依次是爱泼斯坦、香港《华商报》创办人邓文剑、廖仲恺之女廖梦醒、宋庆龄、香港政府医疗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 Hilda Selwyn-Clarke )、弗兰德斯和廖仲恺之子廖承志。每个人都在认真地看镜头。只有弗兰德斯，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脸的一侧，下颚略微抬起，像跟着突然飞走的鸟一样，露出天真而憧憬的表情。图画文字来自黄心村。

张爱玲和佛朗士是二十世纪殖民地、再殖民地、反殖民地、后殖民地背景下的一对师生。她说，老师“研究历史有独到的见解”，他的素养一定很高，但无暇留下著作，没有写作的机会，生命就没有了。唯一的遗产是张爱玲。很多人都说张爱玲的晚景很寂寞，其实她从小就成为独立作家，成为嘉宝信徒，度过“私家草坪不要践踏”的一生。从这个标准来看，她完全做到了。她对时代很敏感，总是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方。站在高处看历史的远见卓识的目光离不开佛兰德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从他那里得到了历史的亲近感和要领很好的世界观”。

弗朗兹葬在赤柱军人公墓。即使你去看了也会很振动。埋葬在他身边的士兵真的是20出头，37岁已经是其中的老人。他们知道被英国政府送去了日本人的炮火，打了一场完全赢不了的仗，义无反顾地死了。所以我想我会再去那里。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他。放心，我挖到你了。进一步感谢你。我所在的这个地方，你曾经在这里。

(一把青) 《烬余录》提到弗朗兹的死，他说：“没想到练武(参加志愿军)把他的生命送给了——个好老师、好朋友。浪费人性……”，《小团圆》九莉洗袜子时，得知老师去世，哽咽哭泣，在张爱玲冷眼旁观的笔下，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时刻。这位安茹老师还私下资助九莉800元奖学金，以防九莉在“浮躁、心动”的同时，误以为母亲爱上了安茹。你觉得张爱玲对这位老师有“一点模糊的爱”吗？

黄心村：张爱玲小说了许多散文。例如，《忆西风》中有几个同学被重命名，而佛兰德斯是真名。这起“800元奖学金案”也出现在《易经》，当时香港大学每年的学费为350元，800元是一大笔钱给害羞的学生。我倾向于把这个逸闻留在小说和记录文学之间，为什么要分真伪呢？想象一下，对于一个有魅力、神秘的男教师，一个年轻女孩就像一个聪明、爱学生的殖民地自由知识分子一样朴素的感情。

另一个关键是，60年代张爱玲试图进入英语市场受挫时，宋淇借鉴韩素音在西方受欢迎的模式，将《倾城之恋》和《第一炉香》合二为一，讲述了上海女性进入港大，爱上英国讲师的《黄白她接受朋友的意见写下这段感情，可以复刻汉素音《生死恋》，但她拒绝迎合市场，绝对不会消费它。一直以来只是友谊，张爱玲对此谨守谨慎，不想让别人再想下去。

张爱玲的古典形象

一把青)你还考察了张爱玲的中文教师许地山。与我们印象中华生那种古板的文人风度不同，他竟是一位长衫飘逸、讲究外表、具备国际视野的“潮男学者”。他对宗教、音乐、服饰做了大量论述，很难相信启发张爱玲《更衣记》《谈音乐》的大学某个科目老师对学生有这么大的影响，但你整理起来，看起来确实存在。虽然她没有像弗兰德斯那样直接说过话。

黄心村：确实是两个。弗朗兹砍了她的心，许地山却悄悄地潜在着。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人的宗教》年身穿长衫、有着“特殊萧条美”的言子夜教授，子夜是后半夜，言昼是约定，一目了然，非常简单的reference (参考)，她把他变成了虚构的人物。看了许地山和张爱玲的手稿，我发现连图文并茂的绘画风格都如此相似，很难说这不是师承。

许地山是典型的五四出身的人，香港这个中西合璧的窗口又让他非常前卫。他拍戏，背着相机到处走，研究服装和性学，骨子里却有着深厚的家世情怀，这让张爱玲的个人主义非常超然。同样的议题，她对这位老师的“隔空回应”也展示了另一条路，另一种历史的书写方式。

她说：“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全部烧掉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其实并不准确。从现有的学籍资料和成绩单推论，张爱玲选择了4组不同专业中最难的groupa(a组)，几乎从不缺勤，主修英语历史。文学和翻译是她的补习，没有花太多力气。再加上在殖民地读文化背景，她的课外读物一定是英语吧。因为学校的老师也在读毛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斯特拉本森)。

我有幸拜访了比张爱玲晚一年进文学院的百岁老人莫绮莲。给这些故人的故事牵线剥茧简直是能写推理小说。莫绮莲对读书年月的记忆依然清晰准确，她记得“张爱玲和另一个二年级同学走下坡路了，她冲我微笑，齐肩长发有点乱”的细节画面，“有那么厚的镜片

斯特拉本森，图/goodreads作者页

一把青：我真的没听说过斯特拉本森！你从张爱玲1944年参加女作家聚会的一句名言《外国女作家中我更喜欢Stella Benson》中，挖掘出了一位曾经深深参与历史、被历史埋没的英国女作家。没想到她那么早来到香港、四川、北京、广西，体弱多病，写了很多游记。那么早就有了殖民时代反省的自觉，没想到她写了香港张爱玲

黄心村：斯特拉本森于1933年病逝，享年41岁，留下了尚未写完的长篇小说《茉莉香片》。如果这部小说完全出版，她一定会成为20世纪非常重要的作家。别人不会忘记她，但确实太早了，最重要的作品还没出来。她一生的日记按照遗嘱被送到剑桥大学存档50年，我幸运地看到了一部分。如果要研究历史的话，这一定是一笔不可思议的财产，像走马灯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物，非常有趣。

本森1920年第一次来香港。第一印象是“黑暗、被雾覆盖、倾斜的岛”( that grave and misty tilted island ) )，他被带到了英国人居住的太平山顶。她感受到了殖民地和被殖民地的差别。香港倾斜的是垂直陡峭的等级社会，所以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本森在《蒙多（Mundos）》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英国殖民者形容为鬼魅的群体。 “盘踞在他们贵族生活的山中。他们虽然看起来那么单薄，但在他们身边却有着厚重丰富的中国人的生活”。作为殖民者的一员，她激烈地批评和嘲笑，使殖民地社会的人们特别不高兴。《南华早报》中葛薇龙去姑姑的半山大宅，是传奇小说和哥特式古堡小说的结合体，也投射出本森怪诞荒谬的幻象。可以想象，刚刚摆脱和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张爱玲，撞到了从另一个世界看，孜孜不倦地看着里面的本森。她们的香港观察，保持着一致的焦距。

更有趣的是，1919年底，本森结束美国之行，从三藩市乘船横渡太平洋，途经日本抵港的航线，正好与1955年张爱玲出港的赴美航线重合。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本森香港日记那样浅薄庸俗、自私自利的幽灵殖民者声色犬马之间，“唯一看起来有才智和精神储备的人”、港英政府工作的考古学家贝尔福( Stephen Francis Balfour )，正好也是弗兰德贝尔福是中国通，不仅和本森的殖民批评一拍即合，而且和许地山、戴望舒这些南来文人也很熟。这个小圈子的构成还有更多的资料有待挖掘

遗憾的是，贝尔福在香港沦陷后被关在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都死于空袭，与弗朗兹一起葬在赤柱军人公墓。轰隆隆被劫持后，剩下的燃烧，大火结束后，还剩下什么？活着的两个妩媚的好朋友，将永远葬在一起。

一把青：本森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运动家，来自20世纪10年代伦敦的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利用她的政治和文化资本在香港投身于妇女解放和抵制卖淫制度的运动。这一点，和一生都回避体育和主义的张爱玲不一样吗？

黄心村：张爱玲绝对有距离感。她的女性主义意识确实存在。但是，不能用独特的方式表现，让她轻易聚集到某个阵营。与本森毫不犹豫的运动家态度不同，他也不是追随毛姆在远东观察中试图巩固的沉默的东方女性形象。《第一炉香》中对女性和性政治的冷眼旁观，应该在毛姆和本森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谈女人》，作者： [美]黄心村，译者：胡静，版本： 99读书人|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2月。

一把青)你一定不喜欢张爱玲特别提到“不可能没读，但没有刻意提到”的弗吉尼亚沃尔夫( Virginia Woolf )。本森和伍尔夫两个同时代的英国女作家不仅依依不舍，而且本森在日记中称赞伍尔夫的精彩和真实，但她也觉得“仿佛除了知识生活以外，没有别的生活”。另一方面，高大的伍尔夫得知本森去世后，痛苦不堪，产生了“奇怪的感觉”，感叹“我们本来可以达成友谊”。这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也让人联想到对张爱玲的态度。

黄心村：当时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精英作家小组( Bloomsbury group )，以伍尔夫夫妇为绝对核心，他们渴望获得所有出版资源，在文学界获得地位和认同。每个人都想进入这个中心圈。本森虽然家庭背景也很好，但是个非常边缘的编辑，不仅居住在亚洲的物理距离很远，本森所属的“中等爱好”( middlebrow )也不会进入“高等爱好”( highbrow )的代言人伍尔夫的眼中。就像劳动阶层的女性一样，“悲喜交加，其所谓足智多谋，软弱到足以冻结感情”，直到1932年底才开始阅读本森的代表作0755-，这一点从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但确实感到了“茫然的威胁”

伍尔夫与本森合影，被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收藏。

据《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报道，“同行者嫉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位女性的所有女性都是同行者。”伍尔夫和本森其实是同类，是走在帝国边缘的守护自己房间的女性作者。《小报忠实读者》张爱玲有意抛弃伍尔夫，选择本森，更喜欢她脱离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化的独立声音。怎么能想象，多少年后，由于小说中复杂的心理描写，会有多少人把她比作“中国的伍尔夫”？

作家的友情难以捉摸。张爱玲特别特别，年轻时仰慕的胡适，见了一面也没个完。曾经是最重要的朋友的炎樱，之后也逐渐疏远，不再交往。一个普遍的解释是炎樱家庭幸福，张爱玲看着很恶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她后半生最重要的挚友宋淇妻郓文美、家庭幸福，张爱玲觉得“茫茫人海中很可能错过我们所知道的”的她对友情和爱情还是很专一的。如果和一个女朋友成为好朋友，就不需要第二个女朋友了。她一定有她不同、奇特的标准，我们在世俗观念中无法想象。

1944年，张爱玲的照片刊登在《移植的多比（Tobit Transplanted）》。

黄昏的阳台和历史潜流

一把青)你又从《我看苏青》和《杂志》两者中抓住“黄昏阳台”这个词，总结张爱玲的历史观，用五个很有情趣的字，“张学”的美感也很深，把这个概念展开来讲

黄心村：这离不开战争的经验。在《我看苏青》中，“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突然看到远处的高楼，觉得边缘附着了一大片胭脂，玻璃窗上反射着落日的光，再看就是元宵月，涨得通红，我以为这是乱世” 她说，离开那写有她所关注的小人物生动和死亡传说的黄昏阳台，我就再也不知道了。”指出战后的茫然失措和无法在现世长期停留，是乱世特定的氛围，是在金灿灿的黄昏中，主体浸润着的不安

我最早以“黄昏阳台”作为张爱玲散文创作的立足点。散文是介于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临界点文体”，黄昏是白天与夜晚的过渡瞬间，阳台是私人领域与外部世界的过渡空间。就这样转瞬即逝，充满张力的模糊时空，她能捕捉到战争与和平的最大洞察。如上所述，我认为她的散文中有人名、细节等很多虚构。这是她的写作方式，拒绝了深层的结构和宏大的意义，粉碎了无数历史发展的进程

《太太万岁题记》，张爱玲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

一把青：她在这个“黄昏阳台”上站了多久？她的晚年《我看苏青》等作品，以及与宋淇夫妇的700封通讯都说是生命的书写( life writing )，那种“战战兢兢的绚烂黄昏”，在晚期的风格中有没有体现？

黄心村：果然不是。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张爱玲，离开了黄昏的阳台，离开了残酷的大上海，也远离了战争和革命，接受了永恒的离散。《太太万岁题记》她心里比较踏实，通过反复的虚构化、自我整理、这些的改写，最终放下了。需要注意的是，《小团圆》的酝酿过程和《小团圆》的考证时间就像两条纠结的绳子，其情感上的红色文字阅读，与《小团圆》的互文关系也非常有趣。

文本作为生命体，它所经历的劫难和劫后多重生命，适用于《小团圆》，也适用于张爱玲。还有《红楼梦魇》。 1963年用英语发表了。为什么要在20年后才找到当年的笔记，用中文重写，对香港进行最后一个文字上的诀别呢？为了知道张爱玲对文字的坚持，宋淇在《小团圆》中建议删除香港与日军战斗中校园的前两章。指着琐碎的以前写的东西，她回复说不能删除。因为是盛九莉的key to her character (性格的关键) ——，所以碰巧是香港相关的素材，《红楼梦》也是。

只有在虚构的框架中，她才能写出悲伤。就连最私密的信，她也很少提及，但在“低气压”、“下次见”时拿走过。未完成的短篇《重访边城》可以说是沉痛的文学代表。其中，沈夫人、朗尼、变脸的温州地名，都是旅途中一个很快发生的虚构过程，急得摇摇欲坠，反复打开，让人受不了，又得写。和前面提到的斯特拉本森一样，如果没有写作的目的，旅行一点意义也没有。直到最后的《小团圆》，她完全放下了和解，前世的恩怨成了脍炙人口的话。 “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在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重访边城》，张爱玲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

一把青(上面提到的大部分人，包括汪丽玲、潘柳黛、关俄、苏青，弗朗兹、许地山、本森都是象牙塔里一小撮人的研究对象。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异乡记》的话一样，感觉“有悲伤的风，间隔了一段时间”

黄心村：我觉得命运还是特别照顾她。她没有去伦敦就来了香港。 1955年启航前往美国，正好经过日本，在节骨眼上目睹了日本社会的变革。冷战时，她在冷战地图上走了一圈。 20世纪就有这样的人，游走在帝国版图之间。她的每一步都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潜在走向。不是表面时代的风云，而是下面的暗潮汹涌。关键事件有她，在场的人很多。偏偏她又用她的方式，写了那个场面。

在UCLA学习期间，我们在教室里研究张爱玲。后来我知道他隐居避世了。最后几年的公寓离我们学校很近。但是，即使擦肩而过，即使有相遇，也应该不知道。我们就像在两个平行宇宙中一样。我在研究张爱玲。文本是源泉、灵感、索引，从文本出发，实实在在看了再回到文字。

80年代，十几岁的我第一次读《对照记》，惊叹“这是什么”，完全不知道怎么安置她。但是，文学史研究者至今仍在拼命安置她，其实是Ironic (讽刺)，安置不了怎么办？要说如何把晚清、《倾城之恋》《忆胡适之》0《传奇》0《金瓶梅》0055-790000连接起来，纳入到linear (线形)叙述的历史语境中，我想张爱玲也不会平静中文文学的线性记述会被打破吗？试着以张爱玲为方法，横向地把她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看看毛姆、斯特拉本森，还有同期英语写作的elite (精英)和中等爱好的关系吧？

张爱玲被香港大学学生档案、香港大学档案馆收藏。

不能贴上地区的标签。很多人忽略了日本对张爱玲的美学爱好尤为重要。日本占领的香港大学校园要求学生强制学习日语作为暴力手段。《红楼梦》《醒世姻缘》也写了，日语课的老师是年轻的俄罗斯人，可以说是太平洋战争背景下东亚城市的特殊风貌。

因为收回了话，她在神户和东京买了东西，顾不上看衣服，就观察了这里。 “举国上下都在沉迷于玩吃角的老虎机……守护着一个个的机器。三四排的人，脸色严肃紧张。就好像四排打字员在滴答地工作一样”。这是日本从战后恢复期走向以现代化手段发展经济的时代市民形象的宝贵速记。另外，纵观张爱玲的散文创作，还有浮世绘、日本花布、和歌、日本电影、东宝剧团的关怀——。如果一味地提出分期选择问题，追究张爱玲是上海的还是香港的，那就遗憾地错过了这个视角。

只有打破重重障碍，全面描绘所有相关图和参照系，张爱玲才会在这样的语境中更有说服力。

特约作者/一把青

编辑/散步

校队/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