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教你育儿”是一门热门的“生意”。从妈妈们用图片和视频分享育儿经验，到很多领域的大出版商授课，教育越来越像一张标准答案的试卷。车间里还有一句话“老板照书养，二胎照猪养”，形容没有育儿经验的父母对育儿知识的追求。
等到二胎被猪养大的时候，很多父母已经意识到，别人传授的知识已经死了，但是育儿的过程是不可预测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然而，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生二胎，并因为经验的增加而在育儿中获得平静。还是有很多家长以某个案例为范本，问“我这样做对吗？”以自我怀疑结束，期待标准答案的指示，忘记父母的直觉是最接近标准答案的答案。
《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的作者安超认为，生活世界的人的教育是人类最原始的教育。就具体的育儿行为而言，属于生活世界的范畴，自然具有生活化的特征：无差别、情境化、不言而喻、不可征服、示范性、模仿性等。“养育”有很强的身体特征。养育经验往往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日常实用知识，而不是显性知识。更重要的是，父母或照顾者具有超然的善意、对世界本质的直觉能力和身体直觉。这种以魅力为基础，以实践为基础的育儿方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安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
这本书也是安超的博士后论文。本书以她的家庭，即山东省泰县包村的安氏家族为例，运用口述历史和民族志的方法，梳理了安氏家族在过去100年的传统农耕时期、集体化时期和市场经济时代五代人的养育实践和个人成长历史，总结了平民家庭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社会情况最终为日常生活形成了什么。
在书中的当代育儿案例中，有很多话题在社交媒体上被热议，包括不同阶层的育儿焦虑、代际教育的必要性和不愉快等。被几代人逐渐传承和推翻的育儿经验，呈现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矛盾，不仅冲击了家庭和谐，也给育儿过程带来一定的危机。
以下是安超在分析五代人的育儿实践后，对民间育儿危机的总结。经出版社授权，我们的原文摘录如下(小标题由节选者添加)，希望能警醒焦虑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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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一个现代概念，一夫一妻制的历史并不长。核心家庭是近百年的产物。“在传统社会，父母不重视专家的话，也不担心自己的育儿方式对孩子的长期影响”，但孩子依然健康成长。现代教育已经忘记了历史，从根本上忽略了育儿是身体的、直觉的、情感的、道德的、遗传的。它人为地反对传统和现代，本身就存在很多危机。
从安氏家族的现代教育实践来看，我认为这种危机表现为：技术和消费全面渗透到生活世界而导致的身心分离；社会阶层再生产与性别不平等；成年人和孩子离开公共生活，退守封闭的家庭，互相索取无限的情感诉求。
图片来自阅读图书馆制作的绘本《困》(陈伟执笔/绘画)。
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来说可能是灾难
技术理性是经济和效率的福音，但对生活世界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年，马克思就阐述了现代社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对立和劳动的异化，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内在危机。所谓异化，与其说是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不如说是劳动与人的创造和创造的分离，是人的劳动与精神和幸福的分离。我们可以用它来分析培育劳动的一般特征。从整个安家族的现代教育全景分析，民间育儿正经历着个体身心的分离、劳动与幸福的分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一是失去了父母育儿智慧和直觉的主体性。
父母的个人智慧和修养让位于文字专业知识，父母的身体和精神投入具有专业化和外包化的特点。“母亲不再是育儿女王，而是科学的奴隶”，克里斯托弗注意到专门机构篡夺了家庭的权威。通过贬低父母的能力，反复声称只有他们拥有最适合孩子成长的科学知识，不断敦促父母放弃教育孩子的权利，向他们求助，系统地剥夺了父母的权威.帮扶机构的繁荣使得家长不愿行使权力监督孩子的成长，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少数民族年轻家长对“专业机构”非常热情，以智育为主的科学早期教育趋势正在逐渐形成气候，低龄化趋势明显，智育倾向明显，跨阶层参与，成本较高。这种高投入、高成本的育儿做法，使得族群中80-90年代出生的父母生育二胎的意愿极低。
其次，劳动和幸福的分离。
当快乐离开劳动，“生活就失去了它可能的严肃性；公共生活变成纯粹的娱乐；私生活变成了兴奋与厌倦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的不断渴求，这种渴求是无止境的，但很快就会被遗忘。
续的持久性，有的只是消遣”。
从整个家族的情况来看，祖辈的家务劳动被需要但不被尊重，年轻父母心安理得地“享乐”，依靠祖辈的劳动支撑。祖辈的尊严受损和情感缺失从孙辈身上得到补偿，祖辈不断地通过如食物填塞、玩具收买、放弃管教等以损害儿童成长为代价的方式获取情感慰藉。
年轻父母和孩子依靠现成的、花样翻新的食品、玩具、文化产品来表达自身，但这些产品并非他们的创造物，双方都不得不借助网络、新奇的技术来填补生活中心灵联系的缺失，家庭和亲子关系被货币化。
最后，岌岌可危的亲密共同体内部呈现男性与女性的分离、儿童与成人的分离。
封闭式的核心家庭结构容易导致母亲的“焦虑” “负罪感”和儿童“情绪的矛盾”。Poster指出，母亲全身心地投入与孩子的关系，独自负责满足婴儿的需求，与其他女性是孤立的，婴儿稍有闪失她就会自责。
父母有系统地延缓儿童性活动满足的年龄，导致了儿童的性压抑。父母会采用严苛的方式训练孩子的大小便，而婴幼儿为了获得母亲的爱，学会了放弃身体上的快感，但内心又是压抑和生气的。
族中的90后和00后儿童正在通过身体解放、通过黑色文学、通过一种形式和内容高度分离的语言来反抗父母，对于电子产品和网络的依赖，也催生了一批“恋机仇母”的孩子，家庭亲子关系紧张，父亲不得不作为母亲的助手，起着家庭“安全阀”的作用。
安德欣的妻子侯心兰（1992 -女-专科-医院合同工）经常抱怨丈夫“回来什么都不干，一头倒在床上就睡觉，把孩子当宠物，逗两下就去干自己的事了，我累死累活的，他也不看在眼里”。但有时候她也心疼丈夫工作很累、压力很大，很后悔自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忽视了丈夫的情感。
在安氏家族12个三代抚幼家庭中，年轻夫妻常与祖辈同住，有的夫妻因工作经常异地。年轻夫妻一起外出看电影、游玩的机会几乎没有，性生活次数很少，性生活的质量也很低。祖辈两地分居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多一个在大城市里，一个留在农村，祖辈也无夫妻生活可言。侯心兰跟我说，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离婚了，离婚原因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
在马斯特斯被广为引用的文章——— 《危机中的父母》中， 83%的受访夫妇在孩子出生后产生普遍、严重的危机感。女性常因没有做一个好母亲而内疚，父亲则经常抱怨妻子的性冷淡，由于妻子退职而引起的经济拮据问题，孩子所需的附加花费也增添了他们的苦恼，总之，父母角色毫无魅力可言。
核心家庭内部亲密关系的强化是以牺牲妇女和儿童的公共参与、牺牲父亲的家庭参与为代价的。伴随着家庭内部角色的分化，男性进入了广阔的职业市场，而妇女和儿童越来越被束缚在家庭之中。工作领域和家务、照顾领域的分离，使得丈夫与家庭日常生活脱离，与妻子、儿女的关系日趋疏远。核心家庭的这种养育分工，不仅容易造成母亲的教育焦虑和父亲的边缘化，还容易导致家庭危机。
图片来自读小库出品的绘本《困》（陈浠 著/绘）。
密集母职的概念形成一种文化霸权，限制了母亲的自我发展
从安氏家族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母亲为了敦促孩子的学习，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专门在家“陪读”。教育孩子成为母亲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这同时也给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压力。
“完美母亲”的角色期待，无视社会底层和少数族群母亲面临的阶级和文化困境，在科学育儿的标准下，她们可能被视为“坏母亲”。
福柯认为，密集母职的概念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当有母亲企图挑战或不遵循这套霸权机制时，便容易被贴标签或定义为“不称职的妈妈”或“失败的妈妈”。这种母职的意识形态，不但限制了母亲的认同和自我发展，也造成其经济依赖的不利处境，使其成为神经质、歇斯底里的女性。
Griffith和Smith指出， “美国式的标准家庭意识形态”使得教育体制成为阶级与性别不平等再生产的机制：国家和学校敦促家长负责孩子学习的背景工作，创造出一种鼓励学习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就展现出高期待，促使家长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的教育，而这些工作通常由母亲来完成，且只有经常在家的母亲才能扮演好这种角色。如果职业妇女缺少时间投入，便会充满罪恶感，继而又鼓励了“父亲养家，母亲照顾”的传统性别分工。
族中有工作的年轻妈妈们承受着双重重担，她们一方面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把家务、抚养子女放在首位。族中的80后父母们为了解决这种冲突，通常把家务劳动推给祖辈，使得祖辈的经济和体力资源被“剥削”。
安迪·格林认为，不管向劳动阶级提供教育在理论上有多么冠冕堂皇，在实际中对他们来说幸福可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让劳动阶层瞧不起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教会他们成为可能所要从事行业中的好手。学校教育非但不会教会他们服从，反而会让他们变得偏激和难以驯服。学校教育不仅“培养学生对统治阶级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同时还不断排斥被支配集团的历史、经验与梦想”， “对于一个下层子弟来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断裂”。
另外，主流价值观通过国家介入、商业的宣传不断形塑“爱” “幸福” “有质量的陪伴”等观念，让年轻父母觉得“我应该如此生活” “我应该这样教小孩”“父母应该这样教我”。他们的观念一旦与主流观念相悖，往往伴随着污名，他们会觉得“我的家庭是有问题的” “我的父母是有问题的” “我是有问题的”，并参与到对自身文化的口诛笔伐中，加剧了弱势群体文化的消弭和文化上的不平等。
从安氏家族的情况来看， 80后父母对孩子学业的狂热关注和对艺术特长的追逐，让自己和孩子陷入了疯狂的教育竞赛和文化补偿中。人们对于学校教育的过度追逐、对于不断更新的技术和文化产品的依赖，使得成人、儿童和教育之间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异化，导致了身心的分离、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亲密关系共同体的貌合神离。母职至上和完美育儿理念、文凭主义再生产了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
图片来自读小库出品的绘本《困》（陈浠 著/绘）。
儿童沦为成人的玩偶，成人沦为儿童的仆人
现代教育导致的个体身体与心灵的分离，阶层、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并不是其最根本的危机。现代教育最根本的危机是造就了一批不愿意长大的儿童化的成人和心智早熟而生计晚熟的成人化的儿童；造就了儿童对于成人的经济依附和成人对于儿童的情感依附；儿童沦为成人的玩偶，成人沦为儿童的仆人。
成人世界对于自主、创造、个性化的提倡往往是成人洞察和默认了这种依附关系后对儿童小打小闹的补偿和安慰。经历了战争、饥荒、各种运动的50—60后，出生在战后生育高峰时期、经历了激烈教育竞争的70—80后，在中国城乡对立的工业化进程中，在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生态改变的影响下，产生了对儿童过度的情感依赖，儿童受到过度保护已是不争的事实。
本研究认为，儿童正发展为一个“特权阶层”，并作为智育的机器存在。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排除孩子成长的风险，孩子被禁锢在家庭有限的空间里受到监管和驯化，每个人都把家庭当作充满危险的世界中的避风港湾，而不是帮助人通向广阔社会的桥梁。
孩子成了“宝贝疙瘩”，每位照顾者都不愿意成为风险的担责者。族中老人在带孩子的时候，只有“亲的份、养的份，养得白白胖胖、没病没灾就行了，没有教育的份”，孩子越来越骄纵。
另外，老人也不敢管，哪怕给一个难堪的脸色，就可能会与儿子、儿媳发生口角，为了避免矛盾，他们在教育上一般不过多干涉。孩子们越来越“宝贝”，越来越不好“管”，老师和学校也越来越不敢管，管了后果可能还很严重。
族中一位当老师的家长说， “有一次，一个小孩翻墙进学校，破坏了防盗窗进到教室，把班里同学的书包扔得到处都是，老师批评了她，但家长气势汹汹来问罪，要告老师当众羞辱”。
老师教学时一不小心就落一个“变相体罚”的“罪名”，大声批评学生，可能就是“讽刺性呵斥”。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只能得过且过、明哲保身，放弃教育的天职。对于风险的排除，必然导致成人放弃自己的教育责任，并让孩子错失成长的机会。
卢梭在《爱弥儿：论教育》中提到父母之爱的过度和误用造就了“一些早熟的果实，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要腐烂，造就了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现代教育倾向于把年轻一代逐渐同成人世界隔离，剥夺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增加了他们对父母的依赖性，窒息了儿童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导致了个体性的丧失，也导致了成人缺乏公共精神。
在这种背景下，巨婴和小大人在封闭的家庭中陷入了互相依附状态，这种基于依附而生长出的“爱”缺乏公共精神，妇女和儿童从公共生活中退出，男性从家庭生活中退出，家庭生活里失去了公共的精神，公共生活里没有了家庭的温情。
对于儿童的爱，要超越私人家庭的边界，把儿童和成人重新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引向公共生活。不过，比起传统社会和集体化时代的儿童，网络新生代取得了更多参与文化创造的机会，取得了身体和爱情相对自主的决定权利，这种进步如果加上公共生活和严肃精神生活的重建，就意味着童年和教育走向了新的时代。
原作者 | 安超
编辑 | 申婵
导语校对 |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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