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曾是前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求职路上金光闪闪的路标。随着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崛起，大厂取代外企成为如今应届生的求职圣地。然而在大厂这座围城里，不断地有新人想进来，也有感受到内卷切肤之痛的人想离开。

“上岸”的风潮暗流涌动，不少互联网人将目光投向崇尚WLB（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外企。他们发现，外企和印象当中的模样并不一样。外企也在努力破解沉疴积弊，创造新的岗位，收留这届失落的互联网人。

一、卷：“儿子，管我叫叔叔”

“以前在外企50多万年包，每周工作20-30小时，时薪500-600元；来了腾讯年包80万，每周工作60-80小时，时薪200多”，说起自己从外企跳到大厂的感想，工程师赵玉坤言语间透露着悔意。

赵玉坤说，从外企到互联网之后，生活和工作的天平被拨乱。

来腾讯后，赵玉坤看到周围的每个人，职级不论高低，都活得很累，为了20-30%的涨薪承受着300%的工作量。他自己也一样，白天进了公司的格子间，一坐就坐到晚上甚至深夜或凌晨，起个身两眼都会发黑。

“光鲜只是给外人看的，别人听到我这样说还会吐槽，不要凡尔赛了，你不想干有的是人想干“。

某个周三的22点20分，程序员史强合上了电脑，打开公司的免费打车软件——

“前方还有189人排队”。他在背后那栋灯火通明的楼下连着抽了2支烟。不是因为车太难打，而是他想起，晚饭间隙和2岁的儿子视频，镜头里的儿子用小手不耐烦地在屏幕上戳来戳去，嘴里嘟囔着：不看叔叔，看鲨鱼嘟嘟。

22点30的中关村 图源/受访者供图

他突然不知道自己这样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图个晋升的机会吗？希望渺茫。上一个晋升的人，听说连着2年，在工作和非工作时间，在领导烦闷时陪着喝酒，每天早起给领导擦桌子、点咖啡，中间还学会了领导爱吃的湖南菜，用保温盒给领导带饭。

即便晋升了又怎么样呢？在儿子心里，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烦人的叔叔，陪伴他的时间还赶不上“鲨鱼嘟嘟”。

上一代互联网人“付出和回报对等”的信仰在渐渐消失，肉眼可见的是行业红利消退，越来越多的人在拼命挤压一块日益干瘪的海绵。

二、上岸：为什么去外企？

在后厂青年聚居地、互联网人茶水间脉脉上面，一个代号为“上岸”的神秘行动悄然兴起。

他们说，找到一个相对稳定、强度适中，能实现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地方，都可以叫上岸。在这种风潮之下，被互联网卷地生无可恋的打工人奔向国企、事业单位、新兴风口下的初创企业，甚至老家县城的奶茶店。

有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外企。在腾讯、百度等大厂待了8年之后，史强看到新闻上风生水起的造车赛道，转行来到了一家外资车企。

转行之后，史强感受到的第一点不同就是再也不用表演加班了。“在互联网时，不管是我自己、同事还是主管，大家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工作提前完成了，也要继续表演，防止被分派更多的工作”。

来了这家外企之后，史强告别了周六上班的日子，拥有了完整的周末，而且公司每月还会举办家庭日，鼓励员工带着父母、孩子参与登山、插花等活动。

他觉得，之前互联网公司晚上8点提供免费晚餐，晚上10点可以免费打车，以及周六双倍工资这些措施，都是在变相鼓励加班。为了省饭钱和打车钱，白天摸鱼，晚上生生熬到10点之后回家的人不在少数。

史强转行之后，告别了这些“诱人”的加班条件，周围的同事也不再表演加班，大家都想赶紧完成手头的工作，早点回家陪家人。

来外企之后的另一个感受就是不再有那么强的危机感，多了几分稳定感。史强回忆道，之前在互联网的时候，每年会有两次末位淘汰，精神压力很大。“就像上了一艘恐怖游轮。高P压榨低P，重复造轮子凹KPI，中层抢功抢汇报，凌晨2点发周报。新人背最低的绩效，离开之后继续招新人填坑，以此轮回”。

互联网人在脉脉上诉说经历末尾淘汰的痛苦

史强说，自己所在的是外资车企的数字化部门，公司乃至行业远远没有到需要淘汰人的阶段，反而每个团队都在吵着缺人，希望HR尽快招来新人。

曾在互联网工作过、如今在外企中国区担任中层的Simon说，国内互联网的优势就是决策周期短，短时间内效率很高，但劣势也很明显，在长期的规划和执行上面会显示出一些不足。两个甚至多个团队之间还会互相拼命地去竞争一个项目。项目立项快，被砍掉也快，相应地人员流动也更加频繁，这对于初入职场的人而言未必是好事。

三、偏见：外企等于养老院？

2016年，前亚马逊中国区副总裁张思宏发了一篇题为《留外企还是去民企？其实关键的是你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文章，回顾了自己5个月来，从亚马逊跳槽到国内某民企又重回亚马逊的职场经历。

其中有这么一段描述，概括了外企光环消褪的过程以及传统在华外企的种种沉疴——

大厂渐渐取代外企，成为年轻人向往的求职圣地。一些人认为，进外企等于躺平、放弃成长，实际上外企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外企工作了十多年的Alan告诉后厂青年，早年间，外企中国区基本上都是销售代表处，给员工的施展空间很有限，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外企开始把核心的岗位放到国内来做。

其中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外企的数字化转型。比如全球日化巨头P&G（宝洁）、汽车品牌BMW（宝马）等老牌外企，都赋予了中国区自主制定数字化战略的权力。宝洁全球总部把中国区放到了数字化转型“创新中心”的位置，宝洁中国可以系统地做品牌建设方面的数字化变革。

转型浪潮之下也催生了新的就业机会。比如2019年6月，宝马在中国成立了其全球首家独立的数字业务公司领悦，提供的岗位有开发、算法、产品经理、运营、数据分析师等，覆盖了互联网行业产品、研发、运营等重点工种。

“一方面，这些外企已经有了上百年的业务积淀，不需要像荒野求生那样去开拓业务，不像在互联网工作一样高风险高压力；另一方面，也不像传统外企，年复一年、按部就班，个人发展停滞，在这种寻求变革的企业里依然有一些开拓性的工作需要做“，Simon觉得，这种借着数字化浪潮，在组织内外进行变革的新外企是互联网人“上岸”时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Simon曾和一些90后、00后的年轻人聊过，不像他们的父辈，他们并不会因为一份工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工作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再是“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在工作中追求着自我价值；而对于80后而言，工作和生活的天平失衡许久，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产出无法换来晋升空间，他们希望在工作之余能兼顾家庭，不再困在35岁焦虑里。

收留这届失落的互联网人，新外企准备好了。

作者：魏婕；公众号：后厂青年（ID：houchangqing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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