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棋到中盘。
《经济日报》 11月16日，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一组数据：
2012年至2020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7.1亿增加到9亿，年均增加2100万。
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1万亿元增加到39万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37万亿元增加到52万亿元。
也就是说，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加约1.7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增加约1.5万亿元。
消费、投资、道路建设、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千人就业，都与“农村人口进城”息息相关。
城市化是过去十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美丽数据的背后，是城市化的另一面。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其实，婆婆在推动城镇化。农村适婚年龄的年轻人必须在城市买一套房，至少在城镇和县。这有多强？基本上，70%的已婚农村青年都搬到了城市。”
我在《中国经营报》看了一篇报道。如今村里的彩礼越来越高，与各种彩礼相关的支出已经涨到十几万。
但这几十万块钱想发都发不出去，还有个硬门槛叫“别动”。
搬家意味着有车，而留下来意味着在村里建套房，在城里买套房。没有这些，媒人连房子都进不去。
县城一套5000平米的房子就要五六十万元，再加上买十万元的车、宴席、家具家电等费用。结婚的成本可能高达七八十万元。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农村长期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加上大量人口进城后年轻留守妇女数量锐减，被村里冷落了几天的离婚妇女如今抱着孩子回家，求婚的人络绎不绝。
已经完全掌握主动权的婆婆，要求更高的条件。
“婚姻伴侣”被视为稀缺资源，庞大的劳动力成为丛林中激烈争夺“猎物”的族群。
在这场看不到硝烟的“剩男争夺战”中，随着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涌向头部的几个大城市，间接加剧了其他地区的择偶难度。
事实上，依靠农村人口在城市买房实现的城市化，恰恰处于我国人口红利大规模释放的阶段。
1996年前后，中国的生产者/消费者比率开始超过2，生产人口比例上升，进入人口统计窗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商品房时代的开始，房价十倍的城市比比皆是，居民、房企和地方财政大规模增加杠杆。
一旦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婆婆带动的城市化必然结束。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尹剑锋指出，三个“人口高峰”即将到来。
1.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
2.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顶峰。
3.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第三次人口高峰。根据《联合国2019年全球人口展望报告》，预计2027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峰值。
鉴于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如果不能提振生育率，人口负增长将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供需双方都会下行，房地产首当其冲。
从供给侧看，经济增长有三大驱动力：技术进步、劳动力和资本积累。没有中青年劳动力，就没有投资和资本积累。
从需求端看，“三驾马车”:消费、投资、进出口，没有投资，总需求会直接受到影响。
提到日本国家执行
track="32">也就是说，2008年买了房，现在房价还是跌的，这还没算房屋的折旧。
其次，居民存款搬家是大势所趋。
殷剑锋认为，随着三个“人达峰”的到来，居民资产配置将逐步从房地产中剥离。
近期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其他金融性公司，比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在银行的存款占比增长非常快，对银行负债的贡献差不多在10%。
上次出现这种现象还是2015年，再往前是2007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存款搬家”。
这个观点，和经济学家邵宇的看法是一致的。
邵宇认为，在居民资产配置中，房地产占比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正相关关系。
从国外居民部门房地产配置结构来看，日本居民配置房地产的比重约在32%，美国的比重约为24%，德国为41%，英国为37%左右。
我国居民的地产配置明显偏高，以房地产配置比重由70.71%降至50%为标准进行估算（这个标准已经很高了），普通中国家庭总资产中的20%，约23.7万元需要从房地产市场中剥离进行再配置。
七普数据中国共有家庭49416万户，加总至宏观层面，意味着全国当下共有约117.12万亿元的资产，在未来十年内需进行再配置，否则将可能面临资产消融的可能。
有人说，过去的黄金十年，是宋朝以来几百年时间里最好的十年。
加入WTO后快速工业化，农村人口进城带来的快速城镇化，投资、消费、出口无一不旺盛，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被彻底激发，楼市的表现，也堪称如梦似幻。
但未来10年-30年，“人达峰”来临后，靠丈母娘推动的城镇化，大概率会告一段落。
搞清楚了这个大前提，就不难明白，在七普数据公布之后，为什么要放开三胎？为什么要大力推动教育双减？为什么要对房地产祭出三道红线和限贷令？
原因只有一个：年轻人，劳动力，才是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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