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国学是啥意思

国学是什么意思(国学的定义和内容)

中国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封建领主争霸，百姓苦不堪言。学者们还感叹世界太大，容纳不下一张安静的桌子，于是他们周游世界，去有政治野心的王子那里吃饭。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最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不是偶然现象，政治社会动荡推动了思想界的极端活动。

先秦学术可分为十二家学者，包括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兵、医等小学术流派，合称百家。百家的管理思想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示，比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辩证法；墨家科学思想；法律唯物主义；军事家的军事思想等。时至今日，依然光芒四射，给我们无尽的启迪。然而，关于这些理论优缺点的比较和争论从未停止过。我不知道论证好不好，但比较是一门极好的学问。

一、儒家思想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

儒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流派之一。它是一个崇尚“礼乐”“仁义”，崇尚“忠恕”“公正”的“中庸”，崇尚“德治”“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修养的学术流派。

儒家强调克己和礼，认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应该加强自身修养。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以身作则。统治者应该自觉遵守道德规范，避免做不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

政治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李周”，认为“李周”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途径。在管理中，规则应该被拥有，如果你没有规则，你就不会是方圆。但是，如果你过于执着于道德规范，难免会有教条和僵化的嫌疑。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重民轻君”，主张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关于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了“性善论”，这与荀子的“性恶论”完全不同，但他们关于管理应该实行仁政的观点是一致的。

巧合的是，国外的管理理论也有善恶之分。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勒认为，人都是享受好逸恶劳、趋利避害的“经济人”，都是有经济动机的。然而，麦格雷戈和他的观点完全相反。他的理论侧重于挖掘人性，从动态的角度看待人。其理论中的人性假设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乐观的人性观，这是企业争取员工合作和热情支持所必需的。毕竟，员工不愿意被企业当成小偷和懒汉。

第二，道教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道教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流派之一，也被称为道德家。该学派以春秋末期老子的道论为理论基础，用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本质、起源、构成和变化。我们相信天道无为，万物自然转化，我们否认神鬼主宰万物，我们崇尚道自然，顺其自然，我们崇尚清静无为，我们要女柔，我们要柔中有刚。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之后，道教分为不同的派别。有四个著名的学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寅学派和黄老学派。

老子说：“以义治国，以奇兵用之，以无为天下。”无为而治要以规范管理为基础。领导者要有高超的领导才能，平衡集权与授权，有所为而不轻举妄动，有所为而不为，有所不为而不为。乱靠有所为，治天下靠无为；有所为就创业，无所为就保住生意；管理靠做，领导靠不做。做与不做的辩证关系需要在实践中艺术地处理，没有固定的模式。

“它的政治无聊，它的人民无聊，它的政治被检查，它的人民缺乏。”这大概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在一个逐渐合法化的社会，我们很难对这种认为没有管理就是最好的管理的观点产生共鸣。

三.墨家思想

代表：墨子。作品：《墨子》

该学派以“相亲相爱、互惠互利”为理论基础：把别人当自己看；博爱意味着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天下相亲相爱”就能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德、尚同、不攻；经济上主张强化成本，节约资金；提出敬天敬鬼的思想。同时，他提出了“不被杀”的思想，强调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

墨家组织严密，成员大多来自下层。相传，他们都可以走向火海，为自己的自苦而战。他的弟子们都在搞辩论，这叫“墨家之辩”；从事武术的人被称为“夏沫”；领导者被称为“巨人”。其纪律严明，据说“凶手必死，伤者必罚”(《吕氏春秋去私》)。

墨子的管理思想也很丰富。比如，以人为本，尚贤的赋权，尚同的控制和他的成就等等。挖掘墨子的管理思想，对于弘扬东方管理文化，促进地方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今天的企业管理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对于以人为本的解释，墨子认为君子之争虽有阵，胆为其根；丧事虽有丧事，但服丧是基础。虽然学者

然有学问，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徕远方贤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反省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

四、法家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法家的法治，强调制度规章的重要性。强调“法”“术”“势”相结合。

“法”：在于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使下属都能够明确知道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什么行为是制度不允许的。

“术”：在于有效管理下属和团队的策略和手段。

“势”：在于建立领导的权威，和纪律的威慑。让下属们能够知道，纪律不能触碰，规矩不能违反。如果说“德”强调一种亲近感，那么“法”则旨在建立一种畏惧感。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根据。

韩非还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根本否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彼得•德鲁克说：“正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集体，所以它永远应当以人性为课题，永远探究善与恶。而我作为管理咨询者所领悟到的神学，要远远超过先前受过的宗教教育。”这不应理解为仅仅谈美国企业（那里大量员工都是教徒），而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判断。

  在道德哲学的层面，国学坚持的是为数不多的几条做人、为政的大原则。这些大原则凝聚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成人之美”的教诲。这实则也是在阐述一种最为朴素的人性，管理是对人的管理，那么对人性的把握就不应当被管理者所忽略。

国学从儒家道德的主轴延伸出极丰富的实践智慧，它们所讲述的东西绝对是大道理。不过这些大道理不是空洞的道理或其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也不仅仅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要一再追问、反复定义的，属于终极哲理的问题。尽管有不求功利的一面，但中国智慧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讨论坚持形而上的大原则前提下，如何排除困难、顺利进取，取得形而下的成功。国学是一门探讨好人如何办好事的学问。

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一个例子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法家的地位都是空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后来被一度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但遗憾的是，秦始皇把有儒家心肠的人都埋到坑里去了，因此，这个朝代比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都要更短。

老子说的也许是对的，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大国应当像煮小鱼一样，不能随意去搅扰它（否则小鱼就残碎了，可能也不会好吃）。但是，如果随便把鱼儿扔到锅里不去管它，肯定好吃不了。把鱼烧好的关键肯定不在于不去动它，而是要放置适当的作料，把握火候，在合适的时间用锅铲翻那么几下。李聃虽然四体不勤，但是还不至于不懂烧鱼的道理，他的意思大概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员工感受不到你的存在，但是实际上，你又无处不在，这就是无形的文化的力量。

往事悠悠，回顾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儒家学说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历史上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所以，儒家成了国家的学说，成为国学。我在此不想为其他学说平反，平心而论，到了现代社会，国学仍有存在的现实意义，在有些地方，国学重新登堂入室，估计国家教育部也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们研究国学，绝不是简单地要孩子们穿汉服，背论语。要把握一个思想的内核才是问题关键，我们如果掌握了儒家的思想真谛，又何妨披着一层法家的外衣呢？

不能否认，由于人的复杂性，任何一个管理理论都有其片面性，包括我们的国学在内，因此，有理由认为，如果能将上述思想进行辩证的融合，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不断否定，与时俱进，才是最科学有效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