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与骑手协议内容，美团骑手奖励机制

文举正邦智库“高质量就业”课题组

“在好年景，人们会安居乐业，他们会去唱歌巡演。”

就业，一头连着大众的“饭碗”，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基础工程。

解决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必然要求。

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健康发展，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对于“十四五”期间的就业促进也非常重要。

坚持包容与差异化相结合，是我国促进就业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加快建立公平包容的政策体系的同时，也要做好对重点群体(如农民工)和困难群众的就业支持。

这不仅是确保我国就业形势持续稳定的关键，也是在新征程中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图谱：从工作“有没有”到工作“好不好”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拓宽就业机会，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建立以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机制。

2021年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促进就业“十四五”规划，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促进就业扩容提质。

实现就业扩容提质，需要为重点群体(如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全面提升就业质量。

数据显示，中国大约有2.9亿农民工。

大量移徙工人是稳定就业和确保就业的关键援助对象。他们的就业问题不仅体现在工作的“是否”上，还体现在工作的“是否”上。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队今年7月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及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换句话说，“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类型无关，主要是户籍身份。

安徽省劳动协会常务理事王章明进一步解释说：

“是否被认定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劳动力的学历、岗位、薪酬、等因素均无关系，仅与其是否为农村户籍有关。社保的缴纳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定也并无关联。”

《监测报告》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特征是：

track="46">

男性占比高于女性，差距进一步加大。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66.3%，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男性占比高于女性32.5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9.1个百分点。

调查样本中，2020年就业人数前五位的行业与上年一致，依次为：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共吸纳67.2%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除上述五大行业外，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7.9%，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增幅最大。

新生代农民工从业人数最多的七个行业按照收入水平排序依次为：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月均收入分别为：

10571元、6587元、6489元、6017元、5888元、5668元和5195元。

其中，收入最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月均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5.5%；从业人数最多、收入最低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月均收入比上年同期降低2.6%。

2020年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向社会发布了网约配送员等16个新职业；2021年3月，发布了碳排放管理员等18个新职业。

网约配送员俗称“骑手”，是“互联网＋服务业”新业态催生的新职业，具有门槛低、就业时间灵活等优点。

2020年，外卖骑手首次以“网约配送员”的名称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成为数字化劳动大军中的重要一员。

人社部《新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受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以及网购消费带动，当前网约配送员的就业群体规模迅速增长，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

2021年1月6日，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在京召开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

美团（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因在促进农民工就业、开展农民工骑手职业培训、完善农民工骑手发展、帮助农民工骑手积极融入城市等方面的成绩，获得“全国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荣誉表彰，也是本次获表彰单位中唯一一家互联网企业。

美团研究院《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调查报告显示：

2020年，有471.7万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77%的骑手来自农村，骑手工作已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

美团有关负责人分析：

近年来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持续上升，骑手的人员构成与农民工的产业流动路径保持一致，即劳动力从二产流向三产。

美团配送官网截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

从美团研究院的问卷调查来看，目前全国骑手：

月均收入为4950.8元，其中专送骑手月均收入为5887.0元，众包骑手月均收入为4557.2元。

数据均高于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

相较于制造业、建筑业农民工，骑手收入具有一定优势。

2020年，来自高校和媒体提供的两项调查数据，颇值得关注。

其中，华中师范大学郑广怀教授对武汉外卖骑手群体的调查显示：

骑手月平均工资为5882元，远高于武汉农民工的平均工资。

新京报的调查数据则披露：

月入过万骑手的占比，达到9.27%。

这意味着：

每11个骑手当中，就有一个人月入过万。

二、农民工的理想与现实：“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

不少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和乡土的联系正在逐渐减弱，离开土地和农村的态度更坚决，融入城市的愿望也更迫切，谋求发展的动机更强烈。

从一定程度上讲，新业态和新就业形态符合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然而，蓬勃发展的新就业形态与当前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也呈现出诸多不适应性。

毋庸讳言，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间的利益矛盾、与政府部门间的认知差异、与居住地社区间的相互认同差异，愈发凸显。

总体上，农民工群体仍然面临着工资水平不高、劳动时间过长、福利保障不足、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等困境。

为此，需要尽快完善网约配送员等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要加强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同时，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工作流程，营造网约配送员和消费者之间互相理解的舆论氛围。

从更宏阔的背景来看，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仍处在“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纠葛之中。

为了理想，他们背井离乡，希望融入城市，谋求全方位的发展。但面对“骨感的”现实，他们在行为上必须做出不同程度的妥协和让步。

有说法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徘徊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

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观点却警示我们：

必须强化平等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等举措，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并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发挥更大作用。

接下来，既要提升城市对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包容程度，打通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通道，又要提升农村对市民的开放程度，打通市民入乡创业、消费的通道，还要提升农村对农民工的吸引程度，打通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通道。

三、企业的困境与出路：“利益均衡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21年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全方位要求。

该《意见》针对外卖送餐员的劳动收入、劳动安全、食品安全、社会保障、从业环境、组织建设、矛盾处置七个方面提出要求。

具体包括：

确保外卖送餐员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

美团在回应中表示：

“接下来，我们将坚决贯彻和落实指导意见，继续积极改进，在劳动保障、配送安全、骑手福利、骑手体验提升等多方面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保障水平，提升行业就业质量。”

美团表示：

指导意见的正式出台，将对于行业整体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美团外卖正在探索平台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试行办法，为骑手提供充分的就业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表示：

面对骑手等灵活就业者对于社会保障的多样性需求，应当探索灵活的、符合劳动者利益的、又不影响新经济业态发展的新型劳动保障体系。

新型劳动保障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大环境的有效改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院长刘尚希注意到：

我国的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的是城乡就业结构、人口结构的扭曲。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3%，说明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人口在随着市场化的拓展而扩大；而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仍有55%，这说明我国人口大多数仍是“农民”身份，而不是市民。

这说明社会转型慢于经济转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对经济循环中的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严重拖累。

再比如市场结构。

在城乡分治体制下，呈现出明显二元化特征，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都是分隔的。

刘尚希进而建议：

经济增长、减污降碳、数据安全、反垄断、共同富裕、回归公益性等公共性目标之间应构建协同的生成机制，防止各行其是，相互对冲，避免给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有学者提出：

基于当下不确定因素有所抬头的趋势和诸多利益不均的事实，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迫在眉睫。

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既可约束与规范社会成员和市场主体，也可有效防止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中产生的裂痕扩大化，进而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与代价。

在这个均衡点上：

一方面，外卖员工的利益能得到保障，至少比现在有所改进；另一方面，这个代价又是相关企业能够承受得起的，至少使得企业能够存在下去。这当中，政府充当调解人和最后的仲裁者。

利益均衡机制的实质，也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问题。

众所周知，劳资双方的利益有博弈的一面，更有一致性的一面。

如何探索出一种新的方式，既能保障平台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又能让骑手们获得更好的劳动保障，这其实是迈向共同富裕时代需要应对的一个超级挑战。

这既关乎路径的选择，更关乎道德的力道。

从更宏阔的角度看，凝聚了各方共识的法律和制度，才是社会正常运作须臾难离的。

诚如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1920年-2015年11月23日)所说：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Buchanan，1919年10月3日-2013年1月9日）也认为：

只有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下的游戏规则，才能确保参与者的共同利益。

在他看来，这样的游戏规则高于一切。

当下，一个无法忽视的更大语境是：疫情。

新冠病毒大流行标志着全球发展的根本性转折，危机之前“支离破碎”的世界常态将一去不复返。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的作者克劳斯·施瓦布和蒂埃里·马勒雷呼吁，疫情之下，各方应深思：

如何在尽可能降低损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

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GDP增长，还是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让一部分人为他人做出牺牲，抑或是寻找中庸之道？

是否应该为维持公司运营、保住一部分人的工作而裁掉另一部分员工？

是应该躲进度假屋，让自己更安全、更舒适，还是应该将其无私贡献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人？

是否应该无视封禁令去帮助朋友或家人？

这些选择，最终决定了我们能否通往更好的生活。

其实，包括美团在内的诸多企业，都在尽力应对此次疫情。

它们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可以被视为一种道德选择。

从微观层面来看，新冠疫情以来，企业应更加关注员工的发展和成长。

果真如此的话，人类仍将有望通往更美好的新世界：

一个更加包容、普惠和敬畏自然的未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