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泥潭，如今“日本化”的幽灵逐渐笼罩全球主要经济体。自2008年以来，除日本外，全球15个最大经济体中有10个陷入长期停滞，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目前，只有中国、美国、印度和韩国仍然是例外。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除了中国、美国、印度和韩国，世界上其他15个主要经济体以美元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停滞不前。当然，考虑到汇率贬值的因素，一些国家的GDP增速非常缓慢。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陷入长期停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15个最大经济体中的10个陷入长期停滞，在遭遇新冠疫情冲击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会不会有更多的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呢？

“全球市场似乎即将迎来长期停滞，或说将变得‘日本化’。”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11月10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的一场讲座中如此说道。

“日本化”这个词一般指的是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的结合。《华盛顿邮报》前美国专栏作家马特奥布莱恩在2016年一篇题为《世界经济正在日本化》的文章中将“日本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低三高”，即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负债。

00-1010关于“日本化”的根源，主流观点有两种，一种是贫富差距或贫富差距拉大，另一种是人口老龄化危机。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认为，“……主要问题之一是储蓄过剩和投资不足。”这种观点可以归因于前者。

低通胀甚至通缩意味着供大于求，生产大于消费。社会上存在着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就很容易与贫富差距联系起来。

马克思指出，剩余危机的根源在于贫富分化。“所有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无非是大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试图发展生产力，仿佛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极限。”

但是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比较小。几十年来，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很小。2019年，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2，低于美国的0.48和中国的0.45。基尼系数是衡量世界贫富差距的常用指标，这意味着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欧洲的贫富差距比美国小得多，但欧洲国家却陷入了“日本化”的陷阱，而美国却没有。

然而，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虽然较小，但日本和欧洲的实际工资增长却长期停滞不前。日本平均工资增长停滞近30年，近20年来，欧洲主要国家工资增长基本停滞。

工资增长长期停滞，科技进步、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多创造出来的财富去哪儿了？不是被本国资本攫取了就是被外国资本所攫取！日本和欧洲的基尼系数小，有没有可能只是因较高的累进税率调节了一些过高收入，才导致基尼系数那么小呢？

在凯恩斯主义视角下，经济的增长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增长。工资增长长期停滞，消费需求不足所造成的“需求缺口”就会越来越大，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因此变得越来越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投资和消费。当投资需求和外需的增长也不足时，经济增长便会趋于停滞。

投资需求可以分为民间投资需求和政府投资需求。民间投资的根本需求还是取决于消费需求，而西方国家奉行“小政府主义”，政府投资的规模普遍非常有限。

外需的增长与劳动力成本、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一个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升。这与实际工资水平是否上涨没有必然关系。美国底层的实际工资增长已经停滞了40年，但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很高。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下降，出口竞争力也会下降。

对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根本不占优势。一旦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下降，外需增长就会减弱。如果工资再次停滞，消费需求将难以增长，私人投资需求最终也难以增长。政府投资规模受限于“小政府主义”和高福利支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经熄火，经济自然会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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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欧洲的工资增长为何会陷入长期停滞呢？

主要缘于社会公共福利的削减和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弱化。

社会保障体系功能弱化的典型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很高，一些拉美国家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支出占GDP 的比重甚至超过了20%，但是拉美却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形同虚设。

延迟退休年龄，降低公共养老金替代率等政策使得公共养老福利被大幅削减，养老等方面社会公共福利的削减和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弱化导致普通劳动者群体所能享受到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导致普通劳动者群体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出现下降，导致工资的边际效用增加，从而导致实际工资率（单位劳动时间的工资）出现下降。工作时间在不断延长，才使得工资水平不至于出现下降而只是趋于停滞。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其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是供大于求的。由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工资水平往往被限定在一个工资的效用稍稍大于劳动的负效用的水平。工资的边际效用增加，劳动者承受一定劳动负效用（出卖一定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实际工资将会减少。

事实上，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从1997年至2017年的二十年间，日本的时薪下降了9%。在欧洲工资增长停滞的背后，由于收入差距在扩大，除高工资层级外，其他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可能是负增长的。

因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导致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因而导致了低通胀。为了提振通胀，各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大规模货币放水，依然无法提振通胀，导致了高货币和低利率。

工资增长的长期停滞导致贫困问题越来越多，救济性福利支出也因此越来越高（高福利）。为了弥补因消费不足而产生的“需求缺口”而扩大政府支出导致了政府的高负债，高福利也导致了高负债，高负债又影响了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这也导致了低增长。

中、美、印、韩四个经济体为何会成为“日本化”的例外？在遭遇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后，哪些经济体容易走向“日本化”呢？

目前经济尚未陷入停滞的中、美、印、韩四大经济体，美、韩是发达国家，中、印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老牌发达国家，韩国是新晋的发达国家，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相对发达，印度经济则要落后得多。

在疫情发生以前，中、美、印、韩四个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最接近“日本化”。“日本化”的“三低三高”，美国满足了“二低三高”，除了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之外。

美国拥有金融霸权，依靠债务经济模式美国可以获取大量的不劳而获。美国的科技水平依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这对美国的外需提供了一定支撑。可以说，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金融霸权和科技的领先地位。

美国印钞（发行债务）刺激经济增长，向外输出美元，给世界各国创造需求，世界各国出口商品给美国，所得美元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美元资产，美元回流美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就是印钞，付出的就只有一张张花花绿绿的纸，而世界各国付出的是“真金白银”来支持美国经济增长。

只要世界各国需要美元进行国际贸易结算，需要美国刺激经济增加外需，需要储备美元扺抗外部金融风险，美国就能够依赖债务经济模式薅世界各国的“羊毛”。

由于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几十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完全是由少数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所支撑的。社会贫富差距愈是扩大，美国对债务经济模式的依赖性就越强，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就越弱。随着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美国经济大厦将会轰然崩塌。

疫情过后，如果美国的贫富差距持续恶化下去，美国经济将很可能完全走向“日本化”。

韩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显示，韩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8.3%，下降至近年的2.2%。若以这种退步速度，未来10年，韩国潜在增长率甚至有可能降至0%。

韩国是高收入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已经毫无优势，其占具国际竞争优势的无线电通讯设备、面板、石油产品等产业又遭遇来自中国的有力竞争。

去年韩国经济出现了1%的负增长，今年韩国的经济增速在逐季度下降，三季度经济增长仅为0.3%，而目前韩国国内又通胀高企，这就限制了经济刺激政策实施的空间，韩国经济前景堪忧。

如果不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扩大消费、扩大内需，疫情过后，韩国经济也很有可能将会完全陷入“日本化”陷阱。

中国在出口方面，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相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具有规模效应优势，中国在科技方面也在快速赶超西方国家。

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一点是西方国家的“小政府”所不能比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际工资长期保持了高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2018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7%。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应该也不会差得太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要稍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1979—201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为9.4%。

一直以来我国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架马车都十分有力，因而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

近些年我国外需的增长出现较大压力，疫情发生以来，由于中国的疫情得到了迅速有效控制，出口出现了强劲增长，不过随着全球疫情的逐渐控制，各国因防疫而采取的封锁管制措施一旦解除，我国的出口增长又将会承受较大的压力。

当前我国正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随着共同富裕阶有效推进，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将会逐渐被消除。近年来我国经济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资本供给过剩问题、劳动力供给过剩问题，将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国内大循环中消费环节的梗阻将会完全被打通，整体经济效率将会得到显著提高。随着共同富裕的推进，我国经济将迎来一轮新的高速增长期。

印度的工资水平虽然相对来说还非常低，但多年来印度工资的增长速度都非常高。2002～2012年，连续10年印度的工资增长居亚洲国家之首，2020年印度的实际工资涨幅世界第一。

工资的高速增长有力地支撑了印度经济的增长，印度又具备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疫情过后，印度经济应该能保持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