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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上午10点,在昆明市癌症康复协会会议室,绿洲艺术团20多名成员正在排练一段彝族舞蹈《烟火舞》。

将厚重的棕色会议桌推开是一个排练的空间。65岁的朱兰珍身材柔韧,扭动肩膀,松开臀部。张雨生是舞蹈队中为数不多的男人之一。他穿着一双黑色高帮广场舞鞋,动作流畅。

绿洲艺术团原是昆明市癌症康复协会下属文艺团队,成立于1996年,成员均为癌症患者。

谁也说不准这么多年来这个团体到底有多少成员。在绿洲,人们不时离开这个世界,新的病人不断加入。现在最年轻的成员是去年加入的58岁。只要热爱文艺,就可以通过昆明市癌症康复协会加入绿洲艺术团,前提是癌症患者,有成员开玩笑说“我们团的门槛高”。

绿洲艺术团成立25年来,在当地颇有名气。经常被邀请到各地演出。除了云南,北京、深圳、陕西、山东等地也留下了他们的舞蹈。一些成员告诉记者,当她加入这个团体时,她受到了抗击癌症的氛围的鼓舞。

绿洲艺术团参加了演出。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你觉得他们像癌症患者吗?”

在正式编舞之前,让我们做个热身。让我们一起练习中国的通络拳。站在领导面前的是一位戴着贝雷帽的老太太。老太太叫齐德明,70岁,出拳狠。单腿站立时,脚底像石头一样稳定。

在团里,齐德明德高望重,遇到他的人都要喊一声“齐先生”。她年轻的时候在工会组织群众,现在说话依然劲头十足。

齐德明是乳腺癌患者。2000年刚入团的时候,还在接受化疗。

生病时,齐德明48岁。一天早上醒来,枕头上躺着一窝“小窝”,都是我掉下来的头发。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化疗夺走了齐德明的头发和生命的力量。她生病后,不能从病床走到门口。

“算算家里的钱,按照每个人的50%,先还给别人。”当时,她的儿子向亲戚借钱开了一家餐馆,然后倒闭了。齐德明向儿子说明了善后事宜,要求他死后捐献一对眼角膜。

领导见她状态不对,把她介绍给癌症康复协会下属的绿洲艺术团。刚来绿洲艺术团的时候,团里成员在跳一支新疆舞。

“你在这里跳什么舞?你不能伸出你的手。新疆舞蹈应该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舞蹈,”齐德明展示着自己的姿势说。

齐德明并不谦虚。她是一个老知青。16岁那年,他去了农村,加入了宣传队,收拾行囊,整天巡视云南边境的村庄。齐德明翻出几张黑白照片,一个梳着两条粗辫子的女孩手里拿着琵琶,肩上扛着小提琴。“假装硫胺素”,齐德明笑着说。当你微笑时,你的嘴是平的。

但是跳舞是一种真正的风格。小时候的齐德明,一次就能把一条腿抬到树上,还能用两只胳膊扶着树。

在乡村的空地上,她自学芭蕾舞,并在《白毛女》练习了《北风吹》段。云南少数民族多,齐德明一学就会跳舞。当你听到音乐时,你可以编舞。

进入绿洲艺术团,原本想做善后准备的齐德明有点惭愧。“这些人怎么会这么强?”在绿洲,每个人头上都会有一个“某某癌症”的标签。齐德明的乳腺癌治愈率很高,在里面被认为是轻的。

11月9日,齐德明在舞蹈间歇期对着镜子整理头发。新京报记者王双双摄

陈明是绿洲艺术团最早成员之一。刚来的时候,绿洲还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的文艺团队,成立不到半个月。

“当时我们没有编舞的能力,我们跳的不是舞蹈,而是一种健身娱乐。”陈明戴着一副眼镜,梳着辫子,头上有很多白发。她是绒毛膜癌患者。

陈明得癌症时32岁。当时医生告诉她,这种癌症的死亡率是80%。手术一年多后,陈明不想出去见人,一直呆在家里胡思乱想。当她第一次来到绿洲的时候,有几个人在跳舞,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一名工作人员问:“你觉得他们像癌症患者吗?”

进入艺术团后,齐德明承担起了编舞的责任。她想把绿洲建设成专业的歌舞团,带着双胞胎姐妹一起编舞,找专业的舞蹈老师教团里的成员跳舞。慢慢地,绿洲艺术团成员的舞蹈功底上去了,演出也多了起来,在昆明文学界名声大噪。

绿洲艺术团部分成员合影。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团友

跳了一支舞后,休息了十多分钟。但愿蓝珍像黄鹂鸟一样在人群中飞来飞去。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笑声。

“人家叫我们‘少奶奶’,哈哈哈……”,朱兰珍对她生病的笑话没有任何忌讳。她也是乳腺癌患者。

1997年,朱兰珍被确诊为乳腺癌。手术后,她失去了一个乳房。她打开衣服,一条长长的垂直伤疤从锁骨延伸到腹部,胸部的一侧被挖空。

患病前,朱兰珍是一名工厂工人。她16岁进入工厂。退休前,她开了一台包装机。她是队长,一条流水线的质量和工作量全在她头上。我个性很强,每年都想争“高级机”的称号。完不成任务,“着急,发火”。在工厂吃饭,朱兰珍从来没有上过桌。晚饭后,我一路吃到车间,洗碗,继续工作。“喜欢跳舞”是她从未感兴趣的事情。

切除乳房两年后,朱兰珍再次被推进手术室。腋窝有肿块,10个淋巴结中有9个被切除。四年后,朱兰珍的子宫和卵巢一起切除,在上面发现了肌瘤和肿块。“我是一个刀匠,”她说。

第二次手术后,朱兰珍申请提前退休。那一年,她43岁。

刚进绿洲艺术团时,她只敢站在后排,觉得自己舞跳得不好。但是看着那些跳得好的人,我很羡慕。回去排练的时候,她打开家里的音响,开始回忆,哪个动作和哪个连贯,“如果卡在那个点上,就走不下去”,不自觉地用手比划着。

刚学跳舞时,祝兰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驯服自己的那个“假胸”。少了个乳房,她花400块钱买了一对硅胶义乳,用了十几年,里面的硅胶像化了的猪油。

“有二三两呢”,祝兰珍拎着装着义乳的胸罩说,她把一块布缝在胸罩里面,把义乳塞进去。有时,跳着跳着舞,两个胸就一高一低。

刚买的新胸罩,祝兰珍会重新加工一下,拿一块新布缝在胸罩里面,针脚缝得严严的,漏一个小口,这样把硅胶义乳塞进去,就不会移动。

67岁的张渝生,穿一条宽松的运动裤,喜欢把发白的短发从脑门后梳到耳朵前,张渝生说自己身体素质一直很好,还是半大小伙子时,常到海埂公园一圈圈地游泳。

2006年,查出肝癌,做化疗时,别人连喝口水都要吐,他还能在病房吃掉一大碗妻子买来的米线。

张渝生曾是艺术团最积极的团友之一。但在去年,他一度因妻子的突然离世而一蹶不振。

张渝生和妻子是一个单位的同事,都在宣传队里。张渝生会跳,会唱,嗓音高亢,宣传队里排《智取威虎山》,演员在台上演,他在旁边唱。既唱杨子荣的唱段,也唱少建波的。没有麦克风,全凭自己的嗓子把音送出去。他的肺活量高,在乐队里还吹小号。

一次,妻子把一根软软的竹竿伸到人群中,说“愿者上钩”,竹竿正好碰到了张渝生的后背。见大家一起哄,妻子红着脸跑了。从此之后,宣传队里的人就开始把二人往一块撮合。

去年,张渝生的妻子因卵巢癌去世。从确诊到走,只用了7个月。他一下子瘦了8公斤。

家里的茶几上堆满了一摞摞的药盒;饭桌上,几盘剩菜,用保鲜膜封着。一条吃得只剩下头的鱼最抢眼;客厅角落里堆满了纸箱。书柜上有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一头卷发的女孩靠在一个穿着白衬衫男孩的肩膀上,两个人笑着望向前方,这是张渝生和妻子年轻时的合照。

“她在时,家里清清爽爽的。她一走,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乱七八糟的东西越堆越多”,站在客厅中间,张渝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妻子是干家务活的一把好手,结婚后,张渝生连一双袜子都没洗过。

妻子走后,每天早上四五点,张渝生就坐在沙发上流泪,“很孤独”。在生活上的无力感,更加重了思念。 他不想出门,不是对着妻子的遗像发呆就是去院子里站着。绿洲排练,再也叫不动他了。

“如果到了我撑不到的那天,我会去找你的”,张渝生常在深夜发朋友圈。绿洲艺术团团长周韵律看情况不对,给他打电话,“艺术团不能缺了你,你要为了大局着想”,才把张渝生叫出了家门。

现在,张渝生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每周六是绿洲艺术团排练的日子。张渝生早晨7点就出发,和小外孙女告别后,往公交车站赶。

段立在“告别演唱会”上跳舞。受访者供图

“告别世界”的演出

在绿洲艺术团,几乎每个人都会主动提起一个名字——段立,团友们描述,她脸白白的、腰很细,身材、模样都很好,团里都叫她“小水仙”。

团友们说,段立是个“舞痴”。每次排练,来得最早,练到衣服能拧出水来再走。家里专门有个练功房,每天早上,还会去游泳、健身。

2018年9月的一天,绿洲艺术团的成员都收到一个邀请,段立请大家参加一场演出。

一个小剧场里坐了五六十人,现场还有乐队,除了绿洲的团友,段立还请来自己一群玩乐器的朋友,她的主治医生也坐在台下。

“谢谢大家接受我的邀请……”段立穿着一条银色的裙子,化着妆、拿着话筒站在台上,为自己主持。

这个时候,陈明才明白这是段立给自己做的告别演出。演出的前几个月,段立的肝癌复发了,手术效果不好。

段立和绿洲的姐妹合跳了一支藏族舞,她甩着长长的水袖,一遍遍地转圈。腰不似之前灵活了,但精神看起来不错。

随后,她又跳了段独舞。她换了一身蒙古族衣服——一条白色、镶着金边的长裙,脚踩银色的靴子,腰间系着腰带。伴着音乐,身体后倾,有韵律地抖动肩膀,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感谢绿洲的姐妹们,永远为我留着一扇门,愿好人一生平安,愿世界永远美好”,跳完舞,段立举着话筒说。说最后几个字时,她声音哽咽,说完,深深地向台下鞠了一个躬。

陈明回忆,跳完那支独舞后,段立的脸色煞白,“她想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告别,想让大家记住她最美的一面”。

一个多月后,大家听到段立去世的消息。

段立曾留下遗言:“不要送别”。 “她是把自己的生命扔进舞蹈里了”,陈明说。

段立的离开给绿洲的很多人都带来震撼,“她想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留给大家,走得很有尊严”,陈明说。

陈明在绿洲艺术团有一位病友,叫万蕾。陈明说万蕾是一个乐观的人,一直为治疗自己寻找各种新的疗法。患病期间,还生下了女儿,满怀欣喜地迎接了新生命。“只要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活着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情。”陈明一直记得万蕾的话。

去年中秋节时,万蕾去世。告别仪式上,丈夫深情回忆:患癌十九年来,她实现了做妈妈的愿望,成功教育了美丽的女儿成长。她还努力帮助穷困的癌友,帮助他们与癌抗争。她从没有放弃过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就是群体抗癌。什么是群体,群体就是和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团结友爱。这个力量能支撑着我走过很多艰难困苦。另外一方面,在活动中,人也得到锻炼,更加能体会到生命价值的存在。”齐德明说。

11月11日,祝兰珍卧室阳台的绿植生机盎然。新京报记者王霜霜摄

日子,重生

在柔缓的音乐下,一个挑着水桶,傣族服饰打扮的小姑娘跳着舞,去参加泼水节。突然四个戴着面具、穿着黑衣的“癌魔”张牙舞爪扑过来,音乐变得惊悚起来。小姑娘躺在了地上,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跳了出来,扶起了她……

2011年,齐德明用癌症病人的经历和傣族舞蹈的表现形式,编排了一个舞蹈《泼水节的祝福》,这个节目被中国抗癌协会选中,被邀请到了北京的北展剧场表演。2006年,绿洲编排的舞蹈《花腰带》也曾在北展剧场演出过。

为了《泼水节的祝福》呈现最好的效果,齐德明带着大家排练了一年多。

“比我们上班的还忙,你是挣欧元还是挣美元?”加入绿洲艺术团后,儿子有时会调侃齐德明。

但儿子也向记者吐露自己的心里话,他很为母亲开心。齐德明确诊乳腺癌时,整个人变得很消沉。“每天穿着睡衣睡裤在家里走来走去,不愿出门”。加入了绿洲后,人好像又有了主心骨。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门,精神状态也变好了。

11月的昆明,草木繁茂,毫无萧瑟之感。排练结束,大家相邀去黑龙潭公园赏枫叶。团里女性居多,穿得花花绿绿,列成一队,爬一个小山丘。公园广播里放了一首少数民族歌曲《尔吉》,“哦……哦……”大家跟着喊了两嗓子,余音悠长。

“后面的这些山我都爬过”,陈明指着黑龙潭公园外的一些山头说。患病之后,陈明喜欢上了登山,还当过“驴头”。 50岁那年,她登上了哈巴雪山,这座山被称为登珠穆朗玛峰的“敲门砖”。

陈明常和朋友出去自驾,啥时候想吃饵块了,再掉头回来。一般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川西线基本走遍了,新疆也走了大半。她离婚了,一个人生活。

陈明现在在考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她以后想做临终关怀的工作,“死亡对于癌症病人,特别是晚期癌症病人,是必须去接受的事实,但如何为自己的死亡做一个决定,保持自己生命的尊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心理咨询。”

和丈夫离婚后,祝兰珍还谈过一次恋爱,谈了几个月,祝兰珍告诉对方,自己做过乳腺癌手术。如果不介意,就接着处。对方听了后,回了句“处处看”。回去后,再也没给她打过电话。

祝兰珍的卧室和客厅里摆满了一盆盆的绿色植物,肥肥的多肉一串串簇在盆里,几乎要炸开。“你看,绿油油的”,望向这些绿植时,她的眼里满是温情。饭桌上还摆着一大盆紫色玫瑰花,假花,但一副旺盛的样子。祝兰珍很喜欢被生命力包围的感觉。

现在她和儿子一起住,儿子37岁了。没结婚,她也不催。“日子是他自己的,我把我自己照顾好就得了”。 家里养了只猫——一只7岁、肥得没脖子的蓝短。

不想出门时,祝兰珍窝在家里的吊椅里,把脚一盘,看小说。客厅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傍晚,夕阳的光洒满了沙发,她往外看,忍不住感慨:“啊,这日子太好混了”。混着混着,24年过去了。

有一次,有人问她多大岁数,她回“24”。重生的24岁。

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编辑 胡杰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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