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62岁的王东升被授予David Sarnoff产业成就奖，以表彰他对中国及全球半导体显示产业做出的贡献。这是总部设在美国硅谷圣荷塞的国际信息显示学会（The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以下简称SID）自2018年开始设立的重量级奖项，每年只授予一位为推动行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业界人士。
这位BOE（京东方，000725.SZ）创始人和董事长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但头发已经灰白。2014年，在SID显示周上，王东升向全球显示产业界发表了他的观点，那是他第一次用英语演讲。这回，王东升再次选择了用英语演讲，为了防止卡壳，他还认真制作了关于演讲内容的小卡片。
“京东方创立26年了，自创立之日起，我们从未停止增长。关键有两点：一是专心专注，二是持续创新。”他演讲道。
两年后，传奇重现。不过，这次上台领奖的，变成了另一位中国企业家。
2021年2月26日，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被授予2021年David Sarnoff产业成就奖。李东生主导并建成中国首条完全依靠自主创新建设的高世代面板线，经过十一年发展，TCL华星（000100.SZ）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视面板供应商。
见过李东生准备英语演讲的TCL高管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就像一个专心学习的学生那样，反复对着标准口音练习，讲完几句话就问问旁边人的意见”。
王东升和李东生两位行业巨头获奖，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液晶面板产业完成了中国式崛起。2021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上的一组数据更为直观：2020年中国新型显示产业直接营收达4460亿元，全球占比达40.3%，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一。
TCL华星生产车间，机械臂正在作业
2020年12月15日，《出色WSJ.》特约记者曾实地走访了TCL华星的生产车间，在TCL华星的办公大楼里采访了TCL科技集团副总裁、TCL华星首席运营官赵军。他用“两超多强”描述当前的中国显示产业格局。
“其中的两超指的就是京东方和TCL华星。截至2020年，京东方拥有5条8.5代线、1条8.6代线、2条10.5代线，液晶面板产能全球第一。TCL华星则拥有8条面板生产线、4座模组厂，其中包括两条全球最高世代11代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赵军说。
当你在iPhone、iPad或者笔记本电脑上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也许不一定知道，你所接触的这些液晶显示屏，可能是京东方生产的，也可能是TCL华星生产的。而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制造。
而仅仅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高端电视的液晶显示屏，都还是由三星或者LG生产的。也就是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在液晶面板领域，中国企业实现了从模仿、追赶到并跑乃至局部超越的整个过程。王东升和李东生在三年内接连登顶全球显示产业最高峰，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王东升和李东生出生的第二年，中国电视机行业蹒跚起步：1958年，天津无线电子厂将几台从苏联带回的电视，先拆再造，造出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取名“北京”牌。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从日本日立公司引进了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中国彩电业大幕开启。
虽然中国在1987年的电视机产量已达1934万台，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但那些生产线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显像管技术（CRT）的落后产能。
那时候的电视机，背后都有一个大大的显像管，电视屏幕的尺寸越大，显像管也就越大越厚。当屏幕达到37英寸时，电视机必须由四个成年男子才能抬得动。
最混乱的时候，也就是1991年前后，全中国有100多条彩电生产线，有七八十个彩电品牌，北京、熊猫、金星、牡丹、飞跃、凯歌、长虹、创维、康佳等一众电视生产商。但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很快供过于求，随后只能通过残酷的价格战来争取市场份额。
而正是这个时期，来自技术路线的变迁，开始了一场降维打击。如以苹果为代表的智能手机，让爱立信建立的功能手机帝国迅速土崩瓦解那样，液晶电视对显像管电视完成了全面而立体的毁灭性打击。
以后来的既成事实为基础往前追溯，会令人对那些忽视液晶技术的判断觉得不可思议。但只要稍微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就能知道，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单行道，技术的演进更不可能非此即彼。
回到千禧年那个让很多人彷徨又不知所措的节点，至少有PDP（等离子）、DLP（微显背投）、LCD（液晶显示）等若干种技术正在“赛马”，谁胜谁负远未分出高下。
李东生和王东升都出生于1957年，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冬天，浙江东阳人王东升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财务专业；出生于广东惠州的李东生则考上了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技术专业，这是他的第一志愿。
在热火朝天的1992年秋天，王东升正准备辞职下海，但老同事一句话就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难道你忍心看着工厂师傅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那一年，35岁的王东升就这样“被迫”接任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总经理和北京电子管厂厂长。
这就是后来京东方故事的起点。
1994年，王东升意识到CRT将被替代，就找了几个人成立了研究小组。经过反复论证与分析，1998年决定聚焦于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技术（TFT-LCD）。又过了五年后，2003年，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显示器业务，随即在北京上马建设5代线。
而彼时的李东生，正被成为世界500强的梦想驱使并诱惑着，开疆扩土。2004年1月28日，在中法两国元首的见证下，TCL并购了全球彩电业的老大，法国汤姆逊公司。这是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被一种莫名兴奋的情绪笼罩着的中国企业，动辄就要进军世界500强。
并购之时，汤姆逊的销售额是TCL的三倍之多。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蛇吞象”，而在于液晶显示大潮迎面袭来，作为显像管鼻祖的汤姆逊尾大不掉，加上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管理冲突，差点将TCL拖沉——2005年亏损9亿元人民币，2006年巨亏19亿元人民币，国内A股上市的TCL集团被戴上*ST（公司经营连续三年亏损，退市预警的股票）的“帽子”。
与此同时，发端于美国的液晶显示技术，经过夏普等日本企业的不懈努力，迎来了产业化的契机。从1991年到1996年，全球至少有25条TFT-LCD大批量生产线建成，其中21条建在日本。2000年，夏普推出第一台液晶电视。
在液晶面板发展早期，夏普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液晶的普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液晶显示最多专利技术的夏普，被尊为“液晶鼻祖”。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液晶市场迅即陷入衰退周期。
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来自韩国的三星电子和LG，却在这个低谷时期果断出手，投入数十亿美元杀入液晶显示领域，后来证明，这种凌厉的搏杀式风格是一种非常奏效的战术。直到今天，韩国企业依然是全球液晶显示技术的龙头，这种逆周期投资的策略居功至伟。
在韩国企业迅速崛起的同时，日本企业为了制造均衡态势，向中国台湾地区的六家企业开放技术授权，中国台湾地区得以开启TFT-LCD产业周期。液晶显示这种革命性的全新技术，迅速席卷了显示市场，短短几年间就将中国的七八十个彩电品牌摧毁了90%以上，若干条CRT生产线被悉数淘汰。
回首往事，李东生说，“每每想起这一幕，就极为心痛”，“不掌握上游，永远要仰人鼻息，存不得继续依赖的幻想”。
中国彩电产业不得不继续饱受“缺芯少屏”之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日韩彩电企业取消了对中国台湾液晶面板企业的订单，令其濒临绝境。
李东生清楚记得，2009年1月16日，九家大陆电视企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与台湾液晶面板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采购量超过1200万片，订单价值高达22亿美元。未曾想，不到一个月，韩国彩电企业突然又从取消订单改为购买台湾的库存面板，并且都是现金交易。
此时，已签署协议的奇美、友达，不但拒绝履行供货合同，而且任由韩国企业买断库存面板。令大陆彩电企业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将2009年的面板采购金额提高至44亿美元，无奈接受涨价的现实。2009年3月到8月，面板涨幅超过30%，大陆彩电企业不但没有利润可赚，甚至不得不亏损生产。
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李东生。他说出了那句几乎是一代中国工业人的觉醒宣言：“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液晶面板产业，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在“借鸡生蛋”六年之后，王东升和京东方开始向高世代线扩张。2009年4月13日，在合肥开建的6代线，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工建设的第一条液晶面板生产线。8月26日，京东方确认上马8代线。
“战略不是研究我们未来要做什么，而是研究我们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李东生相信彼得·德鲁克的这句话。尽管投入巨大，也有风险，但不进入液晶面板产业，TCL绝对没有未来。
那一年的11月，李东生和TCL以“自主团队、自主技术、自主建线”的方式，正式启动当时的最高世代线——国内首条8.5代TFT-LCD生产线项目，TCL华星是该项目的运作主体。
这个项目总投资245亿元，其中深圳市出资30%、三星出资15%、TCL出资55%。TCL的出资额差不多135亿元，这几乎是公司过去近三十年积攒的全部家底。
2020年12月9日、2021年2月2日、2021年3月29日、2021年5月17日和18日，以及2021年7月8日，在创作《万物生生——TCL敢为40年》一书的过程中，我多次到深圳长时间采访李东生。问及TCL华星当年的决策有多大压力，他微微笑了一下，云淡风轻地说：“我不觉得选择有什么难的，难的是选择之后的坚持。做出一个选择，可能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曙光，外界的质疑甚至会让你怀疑自己，这时候能不能坚持，在于你有没有坚韧的品质。”
坚韧的品质固然重要，但在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液晶面板产业，必须要找到解决诸如温度、洁净度、曝光时间、强度等因素的技术诀窍。
京东方在2003年收购韩国现代集团液晶显示器业务之后，把建成的北京5代线变成了一个大型学习平台，通过全套生产设施，形成专业的技术团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累积经验。
如生产过程中良品率始终上不去，所有环节都是按规定操作，没有人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工程师们就找与这一现象相关的因素，调整测试，直到最终把问题解决。
TCL华星则从2007年在惠州投建的液晶模组工厂中奠定了最初的人才基础。及至2009年正式启动TCL华星项目之时，台湾企业家郭台铭旗下的群创科技与知名面板企业奇美电子换股合并，许多奇美高管失去了原有的位置，从而释放出大量人才。TCL华星抓住机会，在台南的咖啡馆中见缝插针大肆招兵买马，TCL华星最初的技术班底正是由台湾工程师构筑的。
有了生产线、有了人才，这才只是起步。2018年加入TCL华星之前，赵军是深天马（000050.SZ）负责品质和采购工作的副总裁。有时候，赵军经常会想起前任老板跟他说过的话——面板行业就是一群聪明人在干傻事。面板行业的客户，都是三星、华为、小米、联想、惠普、戴尔、苹果、微软这样的全球顶尖客户，面板行业的人也都是一群智商情商很高的聪明人，但干的事情却看起来很傻：天天操很多心，很辛苦，赚不到什么钱，还得不断往里投钱。
“这个行业的平均回报率基本在零附近，好的企业能赚钱，差的企业赚不到钱，平均下来基本上不赚钱。”赵军说，“我们这个行业还有个形象的说法，就是驶上了一条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
这条高速公路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需要持续不断投入，另外一个特点是必须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消化不断扩张的产能。持续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恰好能同时满足这两项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京东方和TCL华星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成为全球液晶面板产业的中流砥柱，并不意外。
截至2021年5月底，TCL华星在液晶面板产业的投入已经超过2400亿元。而京东方在其11条液晶面板生产线上的总投资金额就已经超过3000亿元。到2021年5月，京东方已坐拥16条生产线，其投资金额可想而知。
天文数字般的巨大投入，换来的是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日益深厚的“护城河”。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条约）是专利领域的一项国际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量被视作企业全球创新力的重要指标。
京东方已连续五年进入全球PCT专利申请TOP10，截至2020年年底，京东方累计可使用专利超7万件，在年度新增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超90%，海外专利超过35%，覆盖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TCL华星也不遑多让。2019年，TCL华星以2056件PCT专利申请量首次跻身全球前五。
另外一个可以佐证的数据是：2010年中国企业申请PCT国际专利数量为12337件，排名世界第四位。2020年，中国企业申请PCT国际专利数量达68720件，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
别忘了，中国还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一方面，电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传统显示应用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车载、商业显示、可穿戴设备等新应用的兴起极大激发了面板产能。加上京东方和TCL华星早已实施的全球化战略，中国液晶面板企业的崛起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结合行业特点以及市场变化，为全球液晶面板产业贡献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创新实践。
在京东方，这一实践被命名为“王氏定律”：若价格保持不变，相似产品性能每36个月须提升一倍以上，而这一周期在不断缩短。这一发现揭示了技术价值创造驱动对于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企业实现稳定盈利的生存法则。
在TCL华星，将产能、移动率、良品率、ASP（产品平均售价）、成本等五项指标不断校验，深刻把握液晶面板产业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华星指数”，帮助TCL华星不断穿越周期——TCL华星是全球面板领域唯一一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年度亏损的企业。
李东生对TCL华星的要求是，“一天当两天用，全年任务提前半年完成”，“把对手逼疯，把自己逼死”。
不过，在一条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上拼命狂奔，因为没有出口，就得一直开下去，什么时候不踩油门了，它就停住了。按照这样的逻辑，最终导向的不是一个非常悲观的结果吗？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赵军的时候，他笑了笑说：“开到最后只剩下那么一两辆车子了，这条路不就是你的了吗？沿途的风景不也都是你的了吗？”
在看似绝望之处，峰回路转，希望如春天般绽放。
在多个产业的发展历史上，都曾有过若干中国企业一哄而上的情况，以至于最终不得不通过残酷的价格战分出最后的胜负，就算是胜利者，往往也伤痕累累。液晶面板产业会不会重蹈覆辙？
从投资总额、技术门槛、回报周期等维度评估，似乎这并非一个热门赛道。但行业的真实情况又不免让人捏一把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在2021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已建成6代及以上面板生产线35条，产线总投资达到1.24万亿元，年产能达到2.22亿平方米。
随着中国大陆多条高世代面板产线相继建成，供需关系的变化导致液晶面板价格不断下降，国外企业在生产成本、销售渠道等方面逐渐失去优势，陆续退出LCD面板制造领域，包括大名鼎鼎的韩国双雄三星集团和LG。
TCL华星生产车间的智能制造生产线
2020年8月，TCL华星以10.8亿美元（约合76.22亿元人民币）收购苏州三星面板厂。TCL华星高级副总裁杨安明从头到尾参与了为期半年的交接过渡，这期间他不停地从深圳飞到苏州，每个月至少两次。
接管苏州三星面板厂，让TCL华星团队有机会零距离感受作为行业标杆的三星，在管理方面的领先之处。在杨安明看来，三星的生产管理系统（MES）至少领先TCL华星两年。而TCL华星在执行力、成本竞争力、管理效率等方面，则明显优于三星。
双方各取所长，最终实现了1+1>2的结果。2020年12月16日和2021年5月19日，我分别在杨安明位于深圳光明区的TCL华星办公室采访过他，他用一口速度极快的湖南话介绍说：“此前，苏州三星工厂一年的利润大约3亿元人民币。交割之后的第一个月，也就是2021年4月，本身也在面板的高峰期，我们一个月赚了3.1亿元人民币。”
2021年4月1日那天，实现平稳过渡的TCL华星举行了升旗仪式。心潮澎湃的杨安明，回想起了20多年前从电视上收看香港回归交接仪式时的那一幕，“那一刻，心中充满了自豪。这次交割，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企业在全球液晶面板领域，真正站到了一个制高点上”。
三星集团究竟为何退出LCD制造领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他们从竞争已呈白热化的LCD领域主动抽身，集中精力开发下一代颠覆性显示技术。
这种说法并非无风起浪。液晶技术降维打击显像管技术的一幕仿佛还在眼前，当中国企业又一次在一个成熟的技术领域攀上高峰之后，前方是什么，是线性思维意义上的另一座更高的山峰，还是终局思维意义上的悬崖绝壁？
没有人知道答案，一如20多年前人们在PDP、DLP、LCD等不同技术路径前，各自以为买到的才是那张通往未来的船票。
京东方和TCL华星已经投入很大力量布局以Mini LED（芯片尺寸介于50-200μm之间的LED器件）、印刷OLED（有机电激光显示）为代表的主动型发光技术，并认定这将是未来十年的主流技术。
这个判断是否正确，需要时间为我们揭晓谜底。但关于TCL华星与三星到底差多远，李东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
2017年8月25日，李东生在北京参加一个高级别的经济结构转型座谈会。领导人听完他的汇报，问：“你们什么时候超过三星和索尼？”李东生回答：三年到五年。
回首四年前的回答，李东生说：“就液晶显示来说，2010年华星刚进入时，是学习者、模仿者、追赶者，2020年收购三星苏州的显示工厂和模组工厂，意味着成为了超越者。我们用了十多年时间，在液晶显示方面超过了三星，在人工智能、软件技术、显示画质方面也在快速赶上。对总理有了一个交待。”
但李东生很清醒，液晶显示只是整个半导体显示中的一个部分，三星依然是新型显示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者。“在下一代新型显示领域，中国企业仍在苦战之中。”他说。
何况，即便在中国企业实现局部超越的液晶显示领域，根据李东生2021年3月在全国两会《关于加速新型显示产业生态发展的建议》中的数据，在核心设备方面，曝光机、刻蚀设备、蒸镀机、激光退火设备、激光剥离设备等设备及上游关键零部件均被日本佳能、尼康、荷兰ASML等国际巨头垄断，显示设备国产化率仅为10%。
前路漫长。作为逆袭者，中国液晶显示面板的产业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但，大不等于强，在从“显示大国”迈向“显示强国”的征途中，中国企业仍然有很长很长的 路要走。
参考资料：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路风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3。
《万物生生——TCL敢为40年 1981-2021》，秦朔、戚德志著，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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