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为什么中国的共同富裕不是“捐钱给穷人，向富人收税”？

李稻葵

共同富裕的核心，首先是机会均等。给大家一个公平、全面的发展机会。

来源：中国新闻社，记者：庞无极

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一些西方国家采取了相对简单粗暴的方法：给穷人钱，对富人征税。然而，近30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回到历史高位。

中国的共同富裕还要求缩小城乡、地区和收入差距。清华大学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接受中新社“东西方问题”专访时指出，中国不能光靠“收入论”来促进共同富裕。如果把“共同富裕”简单理解为收入平准化，不仅不现实，而且危害很大。中国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也要充分考虑人的健康、教育、发展机遇等各种因素，而不仅仅是收入平等。

2020年6月，在黑龙江省桦川县霍星朝鲜族乡霍星村，身着民族服装的村民在槌球场上玩槌球。1951年，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场在这里成立。如今，霍星村告别了人工移栽收割的时代，从当年的合作生产转变为现在的合作经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订单农业”的转变，找到了强村富民的新路子。中新社记者张兴龙摄

面试记录总结如下：

中新社记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年指出，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你认为过去几十年全球贫富差距有多大？

李稻葵：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全球不平等在过去30年加剧了。主要有三种解释：

首先，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放弃了许多传统的政府职能，比如削弱工会，直接伤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第二，过去三四十年，从西方来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工作岗位被“抢走”，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下降了。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

第三，随着技术的进步，高技能人才受益更多，收入增长迅速，而低技能人才收入上不去。同时，高技能人才“聚在一起”，又有叠加效应。例如，当硅谷和华尔街在一起时，收入增长更快，这加剧了不平等。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以密集的高科技企业而闻名。然而，这些科技巨头庞大的员工数量和高薪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租金上涨和住房短缺问题，一些低收入人群被迫过上了“以车为本”的生活。图为2019年9月，4岁的卡米尔在住在山景城的房车里玩耍。中新社记者刘关冠摄

这种说法的局限性是没有考虑中国这个变量。如果只说西方国家，这几年他们的收入分配确实恶化了。如果算上中国，全球收入不平等实际上在过去30年左右有所减少。因为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左右的中国，曾经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在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

中新社记者：贫富差距带来了哪些问题？

李稻葵：贫富差距或收入差距本身其实就是客观的外部环境，就像温度一样。真正影响社会的是人们对这个环境的主观感知。觉得“别人过得比我好”会产生不公平感。有这种感觉的人可能会发帖投诉或者干脆躺着，甚至会犯罪或者做出抢劫等极端行为。这是美国社会一些动荡的根源。

2020年2月13日，DC华府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死一伤。钍

烧”，而有的就不会，这就取决于一些制度安排，能否改善人们的主观感受。

　　所以，收入或者说财富是否平等，除了外在的表象，每个人内心的感受同样重要。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人的认知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社会预期。

　　在实践中，如果将共同富裕狭义理解为解决收入差距的“唯收入论”，在认识上的误导性极大。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核心在哪？

　　李稻葵：人与人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不平等的，有身高的不平等、智力的不平等、相貌的不平等、体育天赋、文艺天赋的不平等，以及各种能力的不平等等，但这并没有产生过多的社会矛盾，因为人人知道这是客观形成的。

　　通俗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核心类似设计一种游戏规则，让每个人即便有那么多的差异，都有公平参与游戏的机会，“大家都开开心心，愿意来玩”。而不是让部分人感觉游戏太难了，不愿意参与，甚至走向对立面，破坏游戏规则；也不是惩罚高级玩家，逼他们退出。

　　2021年10月，市民在体验馆“黔灵梦幻洞境灯光秀”内自拍。当日是国庆假期，位于贵阳市黔灵山公园外的贵阳人防科普教育体验馆吸引市民前来参观游览。中新社记者 瞿宏伦 摄

　　因此，共同富裕的核心，首先是机会平等。给所有人一个公平的全面发展机会。

　　其次是托底和保障。对于那些天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人，要给予相应的支持或者补偿。让所有人只要付出努力依然能有属于自己的收获。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

　　李稻葵：两个原因：其一，如果搞“唯收入论”，如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直接给穷人发钱，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疫情暴发后，美国等不少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但很多问题是超越收入分配的，比如精神层面的空虚、孤独等等。

　　例如：美国很多流浪汉，完全可以凭劳动养活自己，但因为各种原因依然露宿街头。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精神层面。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所以要避免“一切用钱搞定”，只给钱，不管其他。

　　其二，如果搞“唯收入论”，就会简单地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国外进行对比。这个错误就类似比较北京和洛杉矶冬天的温度，来衡量两个社会是否健康或者先进。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同样温度下，有的社会可能生病但有的则不会。

　　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偏高，但主要是城乡差距。收入水平最低的人，大量在农村生活，并没有进城，而农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所以，对贫富差距的感知并不那么强烈。

　　中新社记者：中国为何在此时强调推进共同富裕？

　　李稻葵：从国际经验来看，当某一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有条件、有基础来解决一些兜底问题。此时，人们也会更加重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需要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不能仅把眼睛盯在经济发展上，而是要解决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满足感。

　　2021年9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瓦吾小学的彝族孩子们迎来了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节足球课。瓦吾小学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云端小学”。目前，该校255名学生中踢足球的学生超过了80名，足球为孩子们架起了一座通向山外世界的桥梁。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国推进共同富裕该怎么做？

　　李稻葵：当下最重要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狠抓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其次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等。第三才是缩小收入差距。这不仅是要关注劳动收入的差距，更需关注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差距。

　　2021年3月13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前夕，重庆爱心志愿者在美心养老院内为老人们免费理发。中新社记者 陈超 摄

　　中新社记者：是否应该借鉴西方的做法对富人多征税？比如：推行高额的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税？

　　李稻葵：这在短期，甚至未来10-20年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中国社会跟日本、美国等有很大差别，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强，很多时候是为了给父母、配偶、孩子留下生活保障而奋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开征遗产税等，那很多人就不高兴了，可能选择提前转移财产，甚至“不玩了”，这就激化社会矛盾、违背共同富裕的初衷了。

　　只有当政府已把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搞好，人们没了后顾之忧，征收这一系列财产税的条件才更成熟。

　　2019年5月，“同心·共铸中国心”2019走进西藏大型公益活动在拉萨启动。300余名来自北京医疗机构的医务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分为6个团队，分赴拉萨、日喀则、林芝等地为当地民众开展义诊巡诊、先心病筛查、公益捐赠等系列健康帮扶活动。图为医务志愿者在拉萨市阜康医院义诊。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有何世界意义？

　　李稻葵：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更重大。小康社会的借鉴意义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而共同富裕，对西方发达国家，更有借鉴意义。

　　共同富裕的课题，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比如此前谈到的有些国家陷入“唯收入论”。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将造福全球。

　　受访者简介：

　　李稻葵，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会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同时担任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留美学会会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任首席经济学家。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研究相关的现代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