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点也不冤

司马南对联想问题的主要质疑点，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太复杂，不是本文的重点，因为国有企业改制说到底是一个时代的特色，国有企业改制不仅仅是联想一家公司，而且改制之后的很多企业确实发展的很好。如果联想改制的路径有问题，是不是都要推倒重来？

另外围绕柳传志和杨元庆的槽点，主要是报酬。说实话，在一线科技巨头中，一个老板或者一位CEO年收入上亿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儿。

争议在于，目前联想无论是在公司体量上还是产业影响力上，可能已经谈不上科技巨头了。如果联想的手机业务依然位列中国前五，这个问题还可以商量商量。

苹果CEO库克2020年包括股票奖励在内的年薪是2.6亿美元，苹果这一财年的利润是570亿美元；联想去年净利润约为7亿美元，杨元庆年薪是2500万美元；库克所得是苹果年利润的不到0.5%，杨元庆所得是联想年利润的3.5%。

杨元庆曾说联想的薪资是按照国际标准发放的，工资确实国际化了，但公司利润呢？用上个时代的市场地位支付给高管这个时代的工资水准，是个吃相问题。

但一家上市公司给老板们发多少钱，归根到底还是董事会说了算，合理与合规是两码事。

联想真正的问题，是国人对一家中国老牌科技公司（虽然自称是全球化公司）的美好期待与其业务不争气、不上道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核心技术开始被美国卡脖子的大背景下尤为明显。

很简单，如果联想具备了今天华为的规模和行业影响力，无论是改制问题还是高管天价薪酬问题，还会不会成为问题？或者说，这件事还会发酵到如此地步吗？

你可以说，商业江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家市场化的公司做什么不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但这个事儿还得具体来看。

联想的出身并非纯民营企业。脱胎于体制内、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春风、受惠于政策倾斜，联想早早就奠定了行业地位。

甚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倪柳之争”引发的全民大讨论，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是先突破核心技术再去抢占市场份额，还是先抢占市场份额再去突破核心技术？

也就是所谓的技工贸与贸工技之争。

其实联想与华为最早都是贸工技路线。联想代理国外的电脑、芯片，华为代理国外的程控交换机。

不同在于，联想当时所在的PC行业最核心的技术是电脑芯片，突围难度确实要远远大于华为当时所在的交换机。

倪光南的技工贸路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上游要利润。但当时倪光南与柳传志之间不仅仅是路线之争，还有人事之争。柳在赢得人事之争的胜利后，联想的路线之争也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

但倪柳之间到底是人事之争导致的路线之争，还是路线之争导致的人事之争，就成了一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结果就是联想实现了贸和工两个目标，“技”落下了。

过去20年，联想也曾想“师夷长技”，先是2004年收购IBM电脑业务，十年后又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前者发生在PC时代，后者发生在智能手机时代。

虽然都获得了一些专利技术，但本质上都是“贸”的思维。最终成了电脑领域的老大，但PC时代已经结束了；赶上了智能手机的早班车，但顶多算是拿的站票。

当华为最终向全球IT制造业最顶端的芯片产业伸手的时候，大环境与当年联想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

1995年“倪柳之争”的 时候，中国的GDP总量不到美国的13%；而到了2019年特朗普政府制裁华为的时候，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70%。

换句话说，华为是在中美实力差距最小的的时期亮出了底牌，而联想是在中美实力差距相当大的时候选择了最容易走的路。

华为的杯具在于，当一家中国公司有资金、有人才、有行业积淀，准备向产业链最上游进攻的时候，美国看待中国的方式完全变了；

联想的杯具在于，当一家中国公司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向产业链最上游挺近的时候，雄心最终让位于成本核算。

新一代芯片厂商英伟达目前的市值已经是英特尔的4倍，这家公司创立于1993年，不仅 比老牌芯片巨头英特尔、AMD晚了20多年，甚至比华为和联想创立的时间还要晚。

虽然说这家硅谷公司的成长与身处美国得天独厚的环境有着必然联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美国高科技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要远远高于今天，即使是对中国而言。

有人说美国当年的PC大厂戴尔、惠普也没有自己造芯片，但美国的科技制造业是从上游开始的，即先有半导体产业，再有PC、互联网等下游产业。

中国的IT产业恰恰相反，是先从下游低附加值环节开始的，当资本和人才都汇聚到下游企业的时候，产业升级只能从下往上走，韩国的三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也是所有东亚经济体的共同特征。

当然不能把中国产业升级的历史责任全部压到当年的联想身上，但联想当时所处的时代，如果有一家或者几家公司坚持向上走，即使没人成功，也会大大缩短今天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追赶的步伐和周期。

所以说联想是一家“贸工技”公司并不准确，至少最后一个环节联想并没有走通。捷径，往往是最遥远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