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不能偏听一家之言。即便是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所谓的“史实”,也有可能是片面的。今天,我们就来剖析戊戌变法的失败,究竟是因为改革派急于求成,还是守旧派的弹压。
但凡改革,总会触及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招致反弹是一个必然情况。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会面临这种情况,若无法处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声音,改革就很难成功。所以,每次在改革之前,发动改革的领袖都会实现进行预演,将改革的预算、收益等因素都考虑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不会成功。
改革者在这方面的考虑非常粗糙,甚至,称其为“粗暴”也不为过。都说细节决定成败,就是这些小处上的失误,促成了戊戌变法行动的土崩瓦解。
举个例子,变法的核心之一是废除“八股取”士,改用“策论取士”。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自然是一件大好事。废除八股取士,能让中国知识分子从无病呻吟的习惯中拯救出来,成为对现实更有帮助的务实派。
不过,废除八股并不是戊戌志士最早提出来的,八股的危害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说,改与不改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怎么去改。相比于封建时代的其他人才选拔制度,八股无疑是对文人士子最公平的方式。说改就改哪有那么容易?该怎么维护广大读书人切身利益才是要优先考虑的。
就此,康有为曾与光绪帝进行了一番深谈。
康有为觉得:“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康有为的想法简单粗暴,那就是:借助光绪帝至高无上的身份,绕过当今政体,直接实施政策。然而,这种建议将文武百官置身于何处?所以,当时朝中的反对声自然不绝于耳。
军机大臣刚毅就指出:“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历史爱好者将这句话当作守旧派阻碍改革的例证。光绪在这件事上展现了惊人的魄力,在他的执意下,大臣们也没了主意,最后,只能做出让步,让光绪请示太后。所以,最后光绪下达的命令是将八股更改为策论,不过规定了改革的期限可以延到三年。
其实,中和出来的结果,让双方都不同意。
所以,康有为才会发动民众,进行造势,想要让高层进一步妥协,缩短改革的时间。毫无疑问,此举就是在原本就关系紧张的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浇了一桶汽油,让矛盾过早爆发。党争的结果就是:康有为非但没能促成缩短改革,反而引起了官僚的怀疑,亦有许多读书人选择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
在对改革进行总结时,梁启超反思:“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激进,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
当然,不论是八股取士还是策士取士,对大部分人的既定利益并无影响。当改革的急于求成,威胁到沿用了百年的官僚制度时,改革者们终于成了众矢之的。
1898年,朝廷突然传出要裁撤多个机构的消息。
当然,我们得承认这一政策的优点,对裁减冗员、提高政务处理效率来说这无疑是好事。然而,这么大规模的裁撤,事先又没给文武百官打“预防针”,甚至,没考虑到裁员后的安置问题,这种事放在工厂里都会引发矛盾,何况是官场呢?
该诏书一经下达,满朝文武皆陷入到恐慌之中。恐慌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大臣自以为皇粮可以吃一辈子,所以其中有不少尸位素餐混日子的家伙。一旦官僚改革完成,他们无疑会丢掉手中的铁饭碗。改革派没有任何先兆地砸人饭碗,自然会“人心惶惶,更有与新政诸臣不两立之势”。
随着矛盾无以复加,改革派打算铤而走险:发动政变干掉守旧派头子慈禧,让拥护他们的光绪得到实权。
政变的第一步,就是诬告慈禧荣禄发动军事政变,并将这一谣言散播出去。光绪与慈禧“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这起事件便是康有为口中慈禧企图杀害光绪的铁证。
然而,在事实面前任何谎言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从《清廷戊戌朝变纪闻》里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慈禧真的打算除掉“不服管教”的光绪,也不会用兵变这种“下策”。以慈禧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她根本没必要发动军队,只需一些小手段就能将光绪除之后快。
不论任何史料中,我们都无法找到慈禧以阅兵为借口发动兵变除掉光绪的证据。然而,这一子虚乌有的谣传,却成了变法派用于发动兵变的口实。当时,谭嗣同等人劝说袁世凯发动兵变的理由,就是这场并不存在的“废立弑君”。
改革派劝说袁世凯发兵的细节,可以参照《戊戌纪略》:
当时,谭嗣同在夜深人静之时来到袁世凯府上,给他看了一封起草好的奏章,上面写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二人看完了奏章后,谭嗣同又向其透露了围颐和园杀掉慈禧的计划。
在康有为的回忆录中,他并没有否认《戊戌纪略》中的情况,而是说谭嗣同与袁世凯的会晤是自己安排的。事实上,康有为根本没有慈禧妄图谋害光绪的证据。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自编年谱》里亦有体现:“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这里的一个“虑”字,足以说明此事充其量是停留在思考阶段的,根本没有付出行动。
然而,康有为却凭借这一浅显的判断,想要发动一场杀后的真实政变。
袁世凯在整个事件中的态度是非常暧昧的,谭嗣同对他提出的要求就是将军队调到颐和园,将这里团团围住,仅此而已。至于接下来如何“杀后”,具体细节无需袁世凯参与,改革党自然会派出人手完成政变的最后环节。改革党靠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黑道人物,毕永年。
在《诡谋直纪》里,毕永年回忆了当年发生的情况:
当时,康有为找上门来,对他说了一番话:“你知道如今的情况有多危急吗?太后想要在阅兵时杀掉皇上!我想像唐朝时的张柬之废掉武周皇帝一样做。不过,当今圣上手里没有半点兵力,很难完成这一大业。我现在已经将计划告知皇上,并召袁世凯进京。”
在此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许多场合都公开表示:“如果有人能带着八千兵力围困圆明园,就能威胁皇太后。”而且,康有为还曾请求王照去说服聂士成起兵帮助。当然,王照是个细心的人,他见康有为拿不出任何慈禧危害光绪的证据,并没有对他做出任何承诺。正因为康有为等人得不到聂士成的兵力,所以他们才会退而求其次,寻求袁世凯的帮忙。
时至今日,关于“围园杀后”的真相如何,史学界仍有争议。这一切都是以为逃过一劫的康有为等人所给出的说法,与官史中的说法大相径庭。不过,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一个事实——这一切都是改革派为了夺取政权,而主动策划的一起政变行动。
注意,是主动策划,而不是为防止慈禧加害光绪被动策划。
到了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改革”已经完全变了味。
改革派从一开始便准备不足,将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到了后来,更是用不明智的做法激怒了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反对的声音与日俱增。由于反对改革党的人太多,甚至威胁到了满清的集权统治,所以慈禧不得不站出来叫停。若任由改革派与反对者闹下去,光绪皇帝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所以,对于课本上所谓的“戊戌变法”,我们亦可做此解读:慈禧与光绪联手演出了“苦肉计”,由慈禧唱白脸,光绪唱红脸,母子分工将随时可能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挽回。至于戊戌六君子,只是统治者为了稳定局面,推上了断头台的牺牲品罢了。其实,秦朝时期的商鞅变法与之类似,虽然,商鞅变法比戊戌变法更加成功,但发动变法的改革者商鞅最终亦被统治者当作棋子抛弃了。
“戊戌变法”的初衷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改革者希望将国家导向正途的一次壮举。但是,在此期间发生的两起冲突事件同样不容忽视。第一起冲突,就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过于急于求成,结果,以激进的手段刺激了既得利益者,将关于改革与否的争论演变成血肉模糊的暴力事件。其次,才是历史课本上所说的,由慈禧太后设计镇压改革派所发动的政变。
参考资料:
【《戊戌变法》、《戊戌纪略》、《自编年谱》、《诡谋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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