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h波为什么损单田芳，有声评书单田芳

常听神怪鬼狐书的听众都了解，评书艺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天堂的管理员这回很守时地把单田芳叫过去说一段，也许可能他过于寂寞了，还拉上了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

88岁的常宝华和84岁的单田芳几天内相继驾鹤西归，按照旧社会袍带书的演绎套路，编成评书，这段的名字应该叫“双星归位”。

在中国曲艺界，像单田芳这样有着丰富传奇经历的艺人极少，他这一生，如果拿他的成名作《童林传》的节奏来说书，也要估计能说上个近300回。

人生如书

单田芳出生在曲艺世家，父母都是西河大鼓的顶尖艺人，他呱呱落地之时，东北已被日本铁骑涂炭四年有余。根据他的回忆录的记载，小学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可以见到日本的宪兵队和特务在大街上抓人。

童年的民族伤痛感在90年代中期他所录制的新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中仍能反映出来，调门比同时期和山东电视台合作录制的《白眉大侠》要高亢很多，情绪也更加激昂。

单田芳的人生传奇程度极高，可以用这么几个“第一个”加以概括。

1956年，他放弃了攻读鞍山工学院的机会，在辽宁鞍山茶社正式成为了一名评书演员，并且靠着《英烈传》一炮打响，相比旧社会转型的文盲型艺人，单田芳无疑有着更深厚的文化基础，再加上家学底子，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成了整个鞍山甚至整个辽宁省月收入第一个能上千的评书艺人。1957年月收入上千是什么概念？当时北大的教授月工资不到600元，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工资也刚四百出头。

文革之后，他又是第一个走向广播剧评书的艺人，虽然文革中他的牙齿几乎全被打掉，嗓子做了三次手术之后才恢复了他极具辨识力的“云遮月”的范儿。

1986年，他成了东北第一个真正跳出体制外的“文化个体户”，告别了鞍山曲艺团和文化局，在那个讲究工资等级、提干和单位福利的年代，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

90年代中期，他又是第一个成立文化传播公司的评书演员，并且兼职当电视剧编剧。

都说曲艺界富有的演员玩儿心都很重，但真正玩出花样和心得的并不多，郭德纲的搭档于谦老师写过一本书叫《玩儿》，书中的很多东西，其实单田芳在50年代就开始玩了。

他主要玩的是手表和自行车，那个年代，进口到国内的劳力士和欧米茄一块至少450元人民币，他家里有十多块名表，每天换着戴；名贵自行车那要数东德和英国，一架“德国B6”和“凤头莱里”换着骑，就跟现在换着开宾利和劳斯莱斯的感觉差不多。

评书老艺人们传下来的定场诗有一首《西江月》，最后两句是“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单老确实践行了这一点。

江湖与辈分

单田芳作为评书界的泰斗级人物，是行业的全才，袍带、短打、公案、神怪等无不涉猎，而且还有海量的新评书，如果从现在每天放一段他生前的录音录像，据说能播放到本世纪中期，他逝世后，绝对少不了曲艺界各路人士会以各种形式隆重纪念之。

但本文的写作动机并非罗列单老的贡献和壮举，而是起于朋友圈内评书爱好者们看似不起眼的一丝杂音：老单走了，四九城的某些老人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句看似不带恶意的戏谑调侃，却能够勾起曲艺界的种种“沉烦”。

旧社会艺人在被改造之前，迫于生存的压力，行业壁垒未必那么严格，平地扣饼，对面拿贼考验的也是综合素质，比如京剧从小坐科的旦角儿一般都有昆曲功底，说相声的一般都会唱太平歌词和演双簧一样，评书艺人们基本都兼通鼓曲和莲花落。

在曲艺行当的“鄙视链”中，评书绝非处在最底端的那一个。这个行当的前辈在宋明清几百年的乡村能充当半个教书先生，能断县官们断不了的家务事，被乡曲公认为有见识的人。而且在清末民初曲艺界分化转型的过程中，评书的存在形式相当特殊。前文中提到的《西江月》开篇便说：做艺难！世上行当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书要求艺人们在口齿节奏方面有着扎实的基本功，而且因为台上往往只有一个人，行话叫“男怕夜奔，女怕思凡”，所以，不少相声和京剧名家之前都有评书功力打底。

郭德纲自幼也是先学的评书（7岁），后学的相声（9岁），良好的评书表演基本功，对他日后的相声水平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之前的大徒弟何云伟被郭德纲深深吸引，并非是相声，而是当年郭在广德楼说《隋唐演义》。

在一个艺人的综合素质品评中，评书水平（或者广义的单口相声）往往扮演者“基本功过滤器”的角色，所以，传统艺人在“两门抱”或者“几门抱”中都会有评书的师承，但由于表演难度和市场需求的原因，专攻评书的相对来说反而很少，所以这就让评书艺人们在新老转型的过程中，生存在那种无法克服的门户之见和行业倾轧等陋习陋规的时候，显得尤其尴尬。

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何相对于京剧、相声等其它行当，评书的师承和辈分是最复杂也是最说不清的。

仅举一例便可明白，哪怕是最铁杆的郭德纲的粉丝群中，估计也有不知道郭德纲还有另外一个艺名，叫郭增福。郭德纲小时候拜在天津西河门的评书艺人金文声门下，是“增”字辈的，德云社还有一个演员叫谢金，是谢天顺的儿子。谢天顺论辈分和侯宝林是同一辈的（活着的相声演员中辈分最高的），所以年纪比郭德纲小很多的谢金，在相声门还高郭一辈，但是谢金也同时拜在金文声门下，两人在评书门反而是同辈。

一专多能的演艺行当穿插给外界的曲艺爱好者增加了辈分识别的难度。承平年间辈分间的错乱无伤和气，但在某些特殊时段，往往能成为门户逐斗的工具。

说了这么多，单田芳先生在评书界的辈分如何呢？他正式的师父是李庆海，李庆海貌似比评书大师三袁之一的袁阔成低一辈，但三年前袁老故去时，单田芳的唁电落款是 “徒侄单田芳”，对比同时悼念的关外评书名家田连元和刘兰芳，这三人都默认为低袁阔成一辈。但单田芳和田连元是西河大鼓门徒，刘兰芳则是东北大鼓门，这又比较微妙了。

文革时期，曾经的鞍山青年劳动模范，评书界的新星单田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师侄杨田荣在营口于干沟接受劳改，其实背后不能说没有着鞍山市曲艺团内部的帮派门户江湖纷争的政治化因素。

改革开放后，先一步被平反的东北大鼓门也在评书影像市场兴起之初独占鳌头，刘兰芳靠着70年代末的一部《杨家将》奠定了关外评书界的领军人物地位，并且一举成为全国说唱界的最高领导之一（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主席，党组副书记）。

不过，这段历史随着评书前辈们的一一老去，再加上为尊者讳的宜粗不宜细的回忆解读模式，门户之见怨意渐平，各方也都不愿意再提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关外与京城的书场

目前整个北方评书界的江湖恩怨，门派的区隔倒是次要的，而是主要以地域划分的形式表现出来。

说起评书界的地域纷争，细讲的话完全可以写一本很厚的书，但主线仿佛只有一条：关内与关外，这和相声界的地域撕x主要来自京津两地是不一样的。

说起京派评书，不得不提北京评书名家连丽如。连老太太今年75岁了，依然活跃在北京书馆的第一线，声震屋瓦，威力不减当年。

连丽如的父亲是和袁阔成同一辈分的连阔如，镶黄旗，是满人贵族的后代。连丽如18岁就进了北京宣武说唱团，是北京评书界当时唯一的一线女演员，开蒙书是《东汉演义》，家传的绝活。

连丽如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北京满人大妞的倔强和执拗，在回忆录中，她用了至少六章的篇幅大谈五六十年代如何和北京曲艺团的领导斗智斗勇，叙述了和同样是宣武说唱团演员，1962军队复原回家丈夫贾建国一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何维护北京评书界尊严的故事。但是随着60年代中期政治形势的逐渐复杂化，逼迫改说新书的“连派”也进入寒冬期。1966年到1978年，宣武说唱团整整解散了12年，连丽如也整整告别评书舞台12年。

当1979年，宣武说唱团重新组建之后，她在自传中有如下话语：“当一个人的尊严被无情践踏的时候，心理的压抑和愤懑会凝聚成一种力量，一种反弹，性格越是坚强，反作用力就越是巨大……”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重新扬帆起航的中国评书界，关内关外的斗法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常听评书的老观众提起单田芳、田连元和刘兰芳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如果把近十年来评书大家做一个排名，把这三位排进前三也未必那么不合理。

这三位其实都是辽宁人。虽然单田芳祖籍鲁中，田连元出生在长春，但他们坐科和事业的起步都始于辽东，这恐怕不是一个偶然。

究其原因，不得不提评书艺术和年代间之地缘政治的关系。建国后东北地区是全国城镇化最高的地区，也是城市消费文化相对比较成熟的地区，尤其是辽宁省，作为共和国长子身上的那颗明珠，辽东一度有着比南方沿海地区更繁盛的市民娱乐文化，这也能让该地区能培育起较为完善硬件表演环境和丰盛的曲艺人才团队，比较冷门的评书界也能分一杯羹，有教学演一条龙的产业链。大鼓、落子、梆子、二人转这些地方特色的曲种互相借鉴和吸收，也给与了评书艺人丰富的灵感。

你不了解了这些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你也就无法更合理地看待当下的喊麦和rap等说唱形式为啥东北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

所以，1980年之后，中国评书圈内辽宁帮形成了集团军的优势，虽然他们自身未必有这个意识。

关外军团的攻城略地给了北京评书界以极大的震撼和危机感。这让以连丽如为代表的京津派评书产生了如何反击的焦虑。

从一件事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来。1979年，中国曲艺家协会代理主席刘兰芳访问北京，被安排到宣武说唱团观看演出，同样是满族的刘兰芳见到了连丽如落落大方：“连丽如同志，我今天向你学习来了。”没想到却遭到后者煽动观众集体抵制，接待场面非常不堪。

连丽如在回忆录中对当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耿耿于怀，认为中国曲协的领导一贯拉偏架，打压北京评书界：

她录制电视评书的时间（《东汉演义》）比刘兰芳（《杨家将》）要早几个月，但在电视排片的过程中“档期”远远落在刘兰芳后面，导致她一直没有火起来，紧接着单田芳靠着《隋唐演义》又在全国大火，逼着已经年过四十，舞台经验荒废十几年的连丽如远走黑龙江开辟第二战场。

90年代初她去东南亚巡回演出，自认为是第一个把评书艺术撒向国外的，但是在2001年曲协编写的《评书大全》中却没有她的名字。

她和郭德纲同步把评书带进了茶馆和书馆，并且为评书申遗，但一直没能得到曲协领导的支持，说评书界整整亏欠了老太太五十年……

除了市场占有率的经济缘由和“同行是冤家”的意气之争，扛起京派评书大旗的连丽如还把关内外评书界纠结上升到了理念之争，认为那群辽宁人说的根本不叫评书。

她有一套非常典型的说辞：“单田芳那说的也叫评书？那不是评书，那叫大鼓白。说白了就是大鼓书把唱去掉了，就剩下念白了。评书是什么，有说有评，才叫评书。打个比方，大鼓白就是泡面泡好了之后把汤水撒掉，就算留下面，也上不了宴席。”

潜台词就是，我和你们这群关外的野狐禅评书演员不是同行，你们不正宗。无独有偶，郭德纲最近也把公式相声打入另册，曲艺家们特殊的境遇下发出了一种别样的共鸣。

至于其它的斗争性言语，连老太太的表达近乎于一种无理的牢骚：“我师兄李鑫荃就是太倔，他捏着半拉嘴巴都比单田芳说的好。他如果当时答应电视台先录《岳飞传》，还能有单田芳什么事？没办法，这就是时代。”

单田芳在80年代中期之后极少再回东北演出，而是扎根北京，和整个时代文化消费重地向关内和东南沿海的大转移合拍，关内外评书艺人在北京这个看似很大，但有限的听众群体和电视广播资源中搏杀，虽然双方玩的不是零和游戏，但少不了各种明枪暗箭。

笔者觉得，评书形式的定义权，以及时代对评书演员的公平度的评判不如下放到听众和观众那里。时过境迁，当东北评书界最近十多年来陷于人才匮乏和市场萎缩的危险境地之后，连派在帝都却蔚为大观，成为巷间里舍勾栏瓦寺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和郭德纲的小剧场相声走得是同一条历史曲线，宣南书馆、东城和西城书馆的爆满，或许能让京派评书家感慨：时不负我。

余论

从目前国内整个评书界的大环境来看，关外评书无疑衰落了，并处在严重的低谷期。究其原因，恐怕未必是关外评书演员的水平大幅倒退，而是东北地区整个文化娱乐市场的萎缩导致本来就不能算大火的这一门艺术形式的产业链断裂了。

再者，年轻一代有着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为丰富的娱乐消遣选择。评书？只有老气横秋的人才听吧，和走进戏园子看的各种地方戏曲曲种一样，属于文化古董派的欣赏对象。

然而连派的“苦情戏”在上演了20多年之后，却浇灌出了满园的桃李，连丽如门下，目前有着青年一代的超级大角儿王玥波这样的徒弟，他的《三盗九龙杯》和《雍正剑侠图》别有味道，相对于前辈单田芳那种广播电视风，他对单口相声的融合使得他的表演风格更受青年一代的喜爱，是评书界难得的后起之秀。

相对比，其实也无需遗憾单老生前没能培养著名弟子继承衣钵，正所谓，看关内关外，一袭长衫如锦绣， 三尺氍毹摆动风流。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