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司马南对民营经济如此残酷？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谁是国家纳税的主力军？

按照常理来说，答案无疑是民营企业。

然而，在11月22日发布的视频《宋方敏将军：警惕国企私有化舆论泛滥成灾》中，司马南表示：

不仅如此，前几天他突然发起攻击，将矛头指向联想，并接连发布多段视频攻击联想，指责联想“资不抵债”，一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到现在，他的攻击重点已经从一家联想企业扩展到了整个民营企业范围，可谓对民营企业“杀人不眨眼”。

在这段视频中，他激烈地表示，国企改革存在很大问题，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并质疑民营企业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

为此，司马南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例如，在纳税方面，他说：

乍一看，这些数字非常有影响力。但仔细思考后，不禁让人疑惑：

他给出的数字准确吗？

答案是，在他有限的条件下，基本准确。

《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工商联确实指出，2013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总收入13.21万亿元，纳税总额4744.32亿元。从纳税额来看，类似于中国石油的一家国有企业。

然而，除此之外，司马南没有提到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是经营效益. 13万亿元的营收似乎很多，但背后的利润有多少？

477.36亿。

从这个角度来看，500家民营企业的净利润与纳税总额相差不大。这看起来不合理吗？

更耐人寻味的是，司马南选取的数据是在近10年前的2012年和2014年收集的。在此期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亲身经历，中国经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那么，他为什么不用2020年的数据来论证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如果用2020年的数据，他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财政部2021年1月28日发布的《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报告显示，全国税收收入为15.43万亿元。

其中，国有企业贡献了多少？

根据SASAC公布的《2020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国有企业应纳税额为4.61万亿元，约占总税收的29.9%。

那么剩下的70.1%来自哪里呢？

当然，它来自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中，据工商联《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统计，500强民营企业税后净利润1.97万亿元，纳税总额1.36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8.84%。

相比之下，中石油2020年的税收仅为2697.61亿元，已经不是2013年民营企业500强的场景。

可以看出，司马南用2013年前后的数据来解释“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是国家的经济支柱”，是“主观地”用数据来论证他的“客观结论”的行为，这是不可接受的，更令人怀疑他的目的。

除了税本身

，司马南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质疑，比如减税与税率的问题：

他说得对吗？

恐怕也不对，甚至可以说问题重重。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国务院关于2019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中，曾指出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共2.36万亿元，其中民企合计减税1.26万亿元。那么，剩下的1.1万亿主要减在了谁头上呢？

只能是国企。

所以，国企并非没有降税减负，而是与民企享受到了类似的优惠政策。

而税率上，相比较民企，国企的很多产业税率确实很高，比如烟草业的甲类卷烟，税率高达56%，一半以上都缴税了。

但是，这背后的问题是，为何税率这么高？

事实上，很多行业中，国企的经营是半垄断性乃至垄断性的，它们的崛起不是像很多民企那样，于巨大的市场风险中，依靠着企业家的智慧与员工的拼搏，通过市场竞争一点点脱颖而出，国企有行政力量在后面为它们垫底、撑腰。

既然如此，那么「取之于行政，还之于行政」，国企的税率高，并不令人意外。

因此，司马南对「国企改革存有很大问题，国企而非民企才是国家的经济支柱」进行论证的方式，可谓是完全不负责任。他得出的结论，对民营经济来讲，更加不公平，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

其实，民营经济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在今年9月份的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致辞时便已说得很清楚：

要知道，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初步建立，时至今日，也不过出现了40多年而已，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然在方方面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可是，对于如此重要的民营经济，许多人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甚至还仍旧带着偏见与敌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当然，这与人们的心理认知有关。

从古代到现代、东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包括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孔子对于商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评价。

《圣经》中说「爱钱是万恶之源」。「重农抑商」的政策几乎延续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中，商人永远排在最后。

哪怕到了当代，人们在新闻、电影、各种社会问题当中，看到的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形象，也大多是负面的，「无商不奸」「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说法流行于整个世界。

但这种心态会带来许多问题，人们往往过于重视企业所有者的个人利益如何，而忽视了民营企业在经营中所创造的社会价值。

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文中提出的：

张维迎的判断是，多数民营企业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为何中国经济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为什么中国人均GDP可以从3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然而，即便民企的作用重大，它却依然要受到许多人的敌视，更要长期承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是行政压力。

由于官员手中掌握的裁量权很大，使得企业活动常常受限于行政许可。很多企业家在应对市场风险的同时，还要忙于应付行政问题，疲于奔命，很难将全部精力放在创造价值的市场经营上。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国企。

国企和民企间的竞争，从来不是公平的，国企享有许多政策和法律赋予的特权，而民企在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始终遭受法律或行政上的区别对待，这使得民企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束手束脚。

可反过来，拥有法律和政策赋予的排他性地位的国企，经过大量研究证明，在效率上难以与民企抗衡。

一些国企在市场竞争中落败，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本应被淘汰，却仍旧依靠行政补助而苟延残喘。

部分国企利润高，甚至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企业的行列中，但核心原因并非是企业的技术先进或产品优异，而是由于行业垄断地位，或拥有许多免费或低价资源的使用权，从而在成本上大大领先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

这也是为何许多人都在呼吁，要进行「国企改革」的原因之一。

此外，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很大程度上也与国企有关。

过去30年间，中国的高增长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出口导向的基础上。随着劳动成本增长，出口愈加困难。因此，就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将重心转移到创新上。可国企由于自身的特性，很难具有创新性。

因而，这一转变能否实现，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民营企业。否则，一个创新性不足，劳动力又不够廉价的国家，在未来必然会面临竞争力不足而被淘汰的问题。

这些因素，再加上少子化与老龄化等不断加剧的问题，便使得通过改革国企、松绑民营经济来释放市场活力，变得越发刻不容缓。

因为究其根本，这样的做法是在将资源配置到对国民财富的积累、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好的地方，是为了使全民的总体财富能够得到更大的增长。就像张维迎所言：

它关乎的并非个人利益，也非行政权力，而是全体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