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新闻记者 赵汝鹏 北京报道
2018年7月23日下午，在东北的一个小镇上，孙俪像往常一样忙着做针线活。忙碌中，手机上P2P应用推送的消息吸引了孙俪的注意，“老板失联了，请自行报警”。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陷入了深渊。在床上躺了三天后，她从震惊中醒来，慢慢接受了自己在P2P上的投资“爆炸”的事实，20多万的血汗钱，毫无回报。
P2P平台“九斗鱼”的“迅雷”推送。
“雷爆”是P2P行业的一句俗语，一般指的是P2P平台因逾期未还或管理不善，导致投资者本息无法兑付的平台暂停、清算、法人跑路、平台亏损、破产等问题。
孙俪从来不敢向家人坦白投资“雷霆”的事情。“我老公脾气不好，怕他发现了会做什么特别的事。”为了躲避家人，孙俪逃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三年时间里，她做过招待所的接待员、小时工、美术馆保洁的“主管”，现在在助听器店做钳工。
三年后，损失近50万元的孙俪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这件事可以尽量保密，钱已经丢了，我们不能再失去家人了。”
看到P2P 感觉遇到了新风口在招手
50岁的孙莉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个小镇。在遇到P2P之前，她是当地一家服装加工厂的负责人，做过裁缝。在加工厂，孙俪不得不自己切割包装。“我一天最多要处理100多件衣服。”回忆起平常生活的日子，孙俪的语气中表达了一丝留恋。“当时，大约有七八个人在她的指挥下。我没说日子有多好。虽然我厌倦了工作，但我吃得很好。”
深知挣钱不易的孙俪，每一分钱都花得小心翼翼，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积攒了大半辈子的“劳动果实”在三年之内就被一个霹雳炸掉了。
“我第一次接触P2P是在2016年左右，当时手机应用商店里有很多P2P广告。”孙莉说，那个时候，小城镇能用手机和电脑的人不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资P2P也是少数人的“特权”，大多数人都被传销、基金板块等低级骗局骗了。“其实那些事我都能讲，我也不会投资。”至于她为什么投资P2P，她觉得自己足够聪明，能轻易分辨出那些低级的把戏，不会上当受骗。其次，她认为P2P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值得信任。
“我对选择P2P平台有更高的要求。”在孙莉看来，平台规范、大企业背书、老板高学历是她投资的基本条件。第一次投资，她选择了一个名为九斗鱼的P2P平台。她告诉记者，选择九斗鱼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袁有北京大学的学历。“我学历低，对知识有天生的仰慕之情。”不仅如此，孙俪还表示，她在央视的一次采访中见过袁。即便如此，孙俪还是保持了应有的警惕。“等了半年左右，发现这个平台一直运行良好，购买的产品可以及时赎回。在北京还是一个平台，慢慢信任，一有钱就投资。”
采访了九宇实际控制人耀生投资管理集团控股股东袁。
为了防范风险，孙俪还将自己的资产分成几部分，从其他几个P2P平台购买产品。但事实证明，她买的所有鸡蛋都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在不知道真相的孙俪眼里，P2P就像一个新的出口在向她招手。
平台“爆雷”无奈北漂
20多万元的积蓄一夜蒸发，精神压力巨大的孙俪也没有向家人透露任何信息。她不想把一块“巨石”扔进一个平静如湖的家庭，让这个家庭分崩离析。面对无知的家人，孙俪决定瞒着他们。
“我跟家里人说干衣服太累了，就把工厂关了。”对孙俪来说幸运的是，她的家人毫不怀疑。在工厂解决了问题后，孙俪又编了一个从家里快速赶到北京的理由，因为她总觉得自己在家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自己。更重要的是，她还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向北京报案。
去北京之前，孙俪加入了几个“困难朋友”交流小组。孙俪在群里斩钉截铁的说要去北京打听平台。虽然她觉得平台“雷霆万钧”，但平台背后的群体还是有经济实力给她买单的。于是抱着最后的希望，孙俪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2018年9月，孙俪来到北京，下火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派出所报案。“听说报案可以把钱拿回来。不报案就分不到钱。”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报案程序后，她从派出所站在路上，真正开始思考如何在北京生存。
“我在路边贴的小广告里看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劲松附近有个招待所招前台，我就打了电话。”最后一天一晚上，一晚上休息，吃住，最高月薪可达2800元。在这些条件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住宿条件。对于第一次来北京工作的孙俪来说，她可以慢慢在北京站稳脚跟，但最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是招待所的住宿条件。
客房里一个7平方米的房间堆满了杂物。拐角处有一张双层床。这是孙莉的宿舍。面对这样的环境，孙俪还是把床收拾干净了。
。但就在第二天，她就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了一些黑色的动物爪印，这在白色床单上面显得特别扎眼。虽然害怕，那时候孙丽更多的是无奈，“两千多挣的也少，也不敢想租房子”，因为经济上的窘迫，孙丽忍着住了下来。
就这样住了半年后，孙丽偶然从附近居民那里听说，她住的宿舍是之前的女厕所，“厕所都有下水道，就算改造之后，它也会反味。”让她觉得更严重的是，黄鼠狼会顺着下水道爬到宿舍中，她也终于知道了床上黑色爪印的来历，一种恶心的感觉瞬间就涌上了孙丽的心头。为了能继续住下去，孙丽把矿泉水瓶装满水，放在下水道上，堵上了管道，“从那之后就没有再发现过黑色爪印了。”
就在孙丽感觉日子稳定下来时，2019年3月28日下午，她在其它平台投资的20万元也“爆雷”了。
“那天下午5点左右，我刚从圆明园做完兼职回宿舍，在地铁四号线上知道的这个消息，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紧接着，孙丽又补了一句，“在地铁上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在连续坐过两站后，孙丽在往回折返的地铁上又坐过了站，那时她才发觉自己陷入恍惚的时间太长了。在孙丽原本的打算中，这笔钱要帮孩子买房子，另外一些，想给家里老人养老，因为她没有社保，如果还能剩钱就准备留给自己养老。
在被问到为何没有提前把这笔钱转出来时，孙丽说第一次“爆雷”的时候觉得只是一家平台的倒闭，并没有想到整个P2P行业都在崩塌。
面对这样的情况，孙丽心灰意冷，可除了报案，孙丽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回这些钱。“我无能为力了，一开始我还经常关注平台的消息，到现在我已经不怎么看了。”来到北京后，孙丽眼前的生活压力开始覆盖“爆雷”的焦虑。
但现实生活没有同情孙丽，就在第二次“爆雷”过后，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了招待所的生意，孙丽失业了。
让孙丽感到欣慰的是，她在网上看到了一家美术馆招聘主任的广告，月薪4000元还交社保，孙丽心动了。“毕竟曾经管理过小工厂，感觉自己还是有一定能力的。”等到了美术馆孙丽傻眼了，“当时应聘写的是招办公室主任，但事实上就是打扫卫生。”面对生活的窘迫，孙丽还是拿起了扫帚和拖把，“当时我已经没有钱了，也太想得到那份社保的保障了。”
由于美术馆一直在装修，每天清理卫生的任务就格外多。美术馆负一层到三层的卫生，以及厨房、卫生间、大厅的卫生，孙丽都打扫过。孙丽坚持到了试用期的第3个月底，让她感到寒心的是，对方当初答应她为她缴纳社保，但现在却以她年龄大无法办理社保为由，拒绝为她缴纳社保，这种情况下，感觉被骗的孙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在孙丽的回忆中，在做小时工的那3个月中，她体验到了久违的尊重与温暖。“我每天5点到7点去给一家人照看两个三年级的小孩，有时候他们父母回来晚了，我就多帮忙照看一会，我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对我非常满意。每次他们买了小吃，都会硬塞给我一份。”在遭受了困苦与欺难过后，这种被人尊重的温暖即便在大多数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却是孙丽北漂生活中最为感动的一段经历。
为了节省房租，孙丽在办公室打地铺休息。
一次偶然，孙丽接触到了助听器验配师这个职业。“这个工作需要一定的电脑操作基础，还涉及到一些软件使用。”这让本就熟悉电脑的孙丽找到了一项自己适合的工作。难得的是，老板还为她缴纳了社保。在孙丽工作的店中，能够干干净净穿上白大褂，受到顾客的尊重，她觉得在北京也算是站住了脚。
陪家人“演戏” 自己扛下所有
在北京的三年中，孙丽只回过四次家，每次回家前，她都会担心家人会不会问起钱的事情。
孙丽最近一次回家是在今年的6月底。由于父亲耳朵不好，为了表示孝心，也为了让家人觉得自己在北京过得不错，孙丽给父亲买了一款26000元的助听器，这里面有她三年来积攒的18000元，剩下的8000元则是从老板那里预支的工资。孙丽自嘲地说，“其实来北京三年了，也就攒了个助听器。”
孙丽给父亲购买的助听器。
助听器拿回家后，帮父亲佩戴好，孙丽记得父亲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喜悦。“按照我之前的经济状况，这个助听器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每想到这里，孙丽只能把各种不易和委屈自我消化，“这种石头在心里压着的感觉，是很难受的。”她总觉得自己扛下这一切，就能让家人少受到伤害，“这辈子的积蓄都没了，我不想让家人承受这样的打击，这些苦我自己扛就够了。”
让孙丽感到庆幸的是，这三年来，家人从没过问过孙丽要钱，也没有表露出丝毫怀疑。但这个秘密还能保守多久，孙丽心里也没有底。
经历这人生的巨大滑落后，孙丽觉得她已经接受了现实。虽然等待的时间很漫长，心理压力很沉重，生活很艰辛，孙丽依然相信国家会关注到这件事，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在她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
在谈到未来的期望时，孙丽思索了一会，“未来孩子结婚需要钱的时候，我能拿出一点钱来，这是我非常希望的；再就是我父亲年龄大了，我能给我父亲养老。能做到这两点，我就非常知足了。”对于她自己，孙丽完全没有考虑未来。
曾经，一位拥有同样遭遇的“难友”对孙丽说想不开，“不要有这种想法，”孙丽开导对方，“不是这个社会欺骗你，是我们自己没擦亮眼睛。”
采访最后，孙丽对记者说她最大的愿望只是想让事情过去，把事情圆过去。“我不会偏激，我50岁的人了，除了以后不上当之外，我还依旧爱这个社会，因为人经历之后就成熟了。”
（文中采访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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