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不肯留大陆，留在大陆文人的下场

一、引言中华文明的大师们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虽然其间存在断层，但是从不曾中断，顺势也好，逆流也好，文明的大潮依然滚滚向前，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

不过，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客观地讲，是因着不同历史时期站在文明巅峰的、具备顶级学问的个人支撑下来的。其中的一些人顺应了历史的进程，注定是成功的；另一些人则一意孤行，走向了失败。

纵观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动荡多，但是变革少。而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战争还没有结束，国民党退守台湾，让大陆和台湾只能隔海相望，却无法触及彼此。

蒋介石的失败于是也成为了一些“大师们”失败。他们或出于无奈，或出于信仰、或者只是为了一份清净和自由，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这些“大师们”留在自己的位置上，或为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却成为了政治的筹码，或终其一生自由洒脱，却客死他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依然是那个回不去的家乡……

二、傅斯年的独醉和独醒

1945年8月15日下午，傅斯年喝醉了。他独自一个人在家中笑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笑什么，有那么多幸事值得笑，叫他怎么能不笑呢？是二战结束，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吗？不是，这件事只是其中之一。他笑，是因为终于可以不再忍耐，他笑，是因为中国依然挺立。战争结束了。

然而此时，喝醉的傅斯年并没有想到战争期间的苦和痛，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反而是战争期间的欢乐。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难道战争中也有欢乐吗？

他隐约听见窗外有人们的喊声和歌声。他想道，大家现在一定都跑到大街上去了。这想法又让他笑了起来。他抓起桌上的酒瓶，拿起拐杖，出了门。

还是夏天好，这是进入傅斯年脑中的第一个想法，还是夏天好。日寇占领沈阳是在九月，日寇占领北平是在七月。现在是八月，正好在两个月份之间——他又笑了。

他笑自己，到底是一个搞学问的，月份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摘下礼帽——他不记得自己在家里也戴着这顶帽子——放到拐杖上，一只手高高举起，另一只手抓着半瓶酒，在大街上跳起舞来。随后，他又唱起歌来。

唱着唱着，泪水就流了下来。

中国还在这里，就在他的脚下，他深爱的中国，他深爱的北平赢得了战争。

当傅斯年在北京的大街上“跳着舞”、“唱着歌”时，他不会想到仅仅四年之后，自己就会离开他深爱的北京和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也是傅斯年的母校。在北大，他师从陈独秀和李大钊，接受了古典文学和历史学的教育。他在古典文学中看到了永恒的死亡，又在历史中看到了短暂的生命。

比起历史，傅斯年更喜欢文学，他知道一切事物都有其内在的命数，但凡世间的存在最终都会化为乌有。只不过，二战胜利的消息一时间让他迷乱了，让他幸福了。

1945年8月15日，日落之后，傅斯年才独自回到家中。此时的夜空下依然有人在庆祝，烟火照亮了地平线。正是这烟火惊醒了傅斯年——这火焰多么像战争时的炮火啊！

傅斯年低下头，盯着自己手里的酒瓶，就连酒瓶上也映上了夜空中的烟火。他感到手心一阵灼痛，放了手。于是，那酒瓶就掉落在地上，摔碎了。酒洒了一地，依然映着夜空中的烟火。傅斯年丢下庆祝的人群，离开了。

如今，身在台湾大学，傅斯年想起1945年8月15日的那个下午，感觉一切都是梦幻。对于已经五十四岁的傅斯年来说，只有学问才是真的——不，从来学问才是真的。

他立志要将台湾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学府，这就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因此，他不愿意加入任何政党。他不理解为什么胡适先生选择了投身政界，他对此颇为怨恨。如今的胡适既不在大陆，也不在台湾，他追求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那仿佛转瞬即逝的烟火吗？

这是傅斯年来到台湾的第二年。此时的傅斯年当然不会知道，这一年会成为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计划好了那么多事情，那些曾打算奉献给北京大学的一切理想，如今都将奉献给台湾大学。然而，等待他的却依然是残酷的命运。他先失去了大陆，现在，又将失去台湾。

或许，人在将死前真的会有某种预感，只不过没有人知道那就是“将死的信号”，而对于傅斯年来说，这“将死的信号”就是对五年前那个下午喝醉的回忆。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参加了台湾省议会。他从来不想参加这些政客的游戏，但作为台湾大学的校长，是有这份责任的。

他做了发言，然后接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质询。傅斯年压着火，回答那些对教育一无所知的政客们的可笑问题。

时值隆冬，虽然是在南方，但天黑得依然很快。质询结束了。傅斯年起身走向自己的位置——那里才是我应该坐的地方，他心想，他突然感到太阳穴被电击了一下。

他看向窗外的夜空，心想，现在的北京大概也是晚上吧，多么可笑啊。他栽倒在那张座位前，再也没有想起什么。就这样，他死了。

三、孔德成的圣和凡

傅斯年——这位“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的旗手同样不会想到的是，仅仅在他过世的四年后，孔德成成为了台湾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作为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和中国的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也用自己的一生相伴着孔家的兴与衰。

孔德成出生于1920年2月23日。这一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春节”最晚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凡尔赛和约》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尘埃落定，这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这一年的2月，德国纳碎党创立，同样在2月，陈独秀开始在武昌宣讲“社会改造方法和信仰”，并提出了“新教育”的必要性。

之后的历史潮流便大势已见了。孔德成选择追随“蒋家王朝”，他在南京宣誓时，只有十五岁。年轻的孔德成或许看不到历史的潮流，可即便他看到了，也没有其它的选择。

而战争结束时，孔德成二十五岁，正是大有所为的年纪，然而中国的战争依然继续。1949年，他告别了“他的中国”，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可孔德成不知道，中国早已不再是他的。他更不会知道，台湾也不属于他。

困于台湾的蒋介石依然以“中华正统”自恃，扶持孔德成做了“政府资要”这个虚职。1954年，他进入了台湾大学，做起了中文系教授。

可他能传授什么呢？只有曾经在“五四运动”中被否定的“孔家家训”。于是，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是如何的扭曲的。她先是否定了一切，之后又承认了一切。

很快到了1966年。在大陆，一场悲剧开始了。在台湾，一场闹剧正轰轰烈烈。孔德成找到了孙科——也就是孙中山的长子——向蒋介石提出了要创立所谓“复兴节”的提议，“复兴”的自然是“中华文化”。蒋介石批准了。

十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悲剧落幕，而孔德成也终于看清了政治的荒谬——虽然一生追随蒋介石，但是已经回天乏力了，这最后一代衍圣公半生换来的只是“明哲保身”，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而已。

2008年11月20日，孔德成因肺炎并发症昏迷，住进台北慈济医院。一个星期之后，他死了。如今，孔家后裔多在海外，并不在大陆或者台湾。

有时，历史的复位——正如她曾经的偏离，也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今日的台湾逐渐抛弃了“中华文化”，只留下“正统”一个名号的笑柄。

无论是“孔家”还是“蒋家”，都已经远离了中心地位，反观大陆，国学复兴，“孔家经典”逐渐回到了教育的中心，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新教育”。

四、章嘉呼图克图的生与死

孔德成逝世的佛教慈济医院和章嘉呼图克图并没有过多的关联。在孔德成逝世前的半个世纪，章嘉呼图克图早已经作古。这位第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中国青海、西藏，华北和东北地区都有着众多的信徒。

章嘉呼图克图生于光绪十六年，三岁时被认定为第十八世活佛的转世，七岁时出家，八岁时被封为第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章嘉一生经历清朝、北洋军阀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且都担任历朝历代的国师，不仅在民间，还在政界有着极高的威望。

中华民国成立两年后，蒙古在外部势力下试图“独立”。章嘉呼图克图致信蒙古各界，劝说其放弃“独立”。北伐战争结束之后，南京政府遵照孙中山的遗愿，册封章嘉呼图克图为“净觉辅教大师”。

二战之后，章嘉呼图克图进入“南京中央政府”，担任政府委员一职，面对日军威胁和利诱不为所动，从事爱国宗教活动，宣扬中国统一理念，著书立说，讲经传法， 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赞颂。

章嘉呼图克图的抗日救国活动也同时得到了官方认可。1948年，章嘉呼图克图跟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章嘉呼图克图一生信仰不曾动摇，而他的政治主张比起台湾省政府，更接近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

站在历史的高度，章嘉呼图克图的确为人民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做出了一份贡献。他也不愧孙中山留下的一句“净觉辅教大师”。

在章嘉呼图克图过世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他在中国台湾依然是众多民众的精神领袖，而在中国大陆，却藏寺也逃过了十年动荡的摧毁，并在2006年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生前，章嘉呼图克图在讲经传法时被问到，如何才能得道？

他说，看得破，放得下。

随后有人问，如何才能做到看破和放下？

他说，布施。

1957年3月4日，章嘉呼图克图在台湾圆寂，终年六十七岁。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意为“生死自在”。

五、张大千的离与合

也是在1957年，张大千眼病复发，他推迟了画展活动，回家养病，但却并未停止绘画。

张大千和佛教的渊源很深，他初到台湾的第一年就前往印度新德里临摹了阿坚塔佛窟，而早在1944年，张大千就已经完成了对敦煌壁画的临摹。

这些画作先后在重庆和成都等地展出，也成为了中国在二战时期的一份安定——张大千正是如此。无论是在南京、在重庆，还是内战之后前往台湾，他所追求的只是“安定”，哪里能给他作画的安定，哪里就是他的“家园”。

张大千出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张大千的原名叫“正权”。政权，政权……但是，名字中带着一个“权”字的张大千却是一生不问“权”和“利”，他只要画画，他只要安定的自由。

张大千对安定的渴望或许和他二十岁时的一段经历有关——这一年的四川，匪帮肆虐，张大千竟然被匪帮劫持。匪帮领袖看张大千画得一手好画，让他做了自己的师爷。匪帮匿迹，张大千重获自由，之后去了日本留学。

回国之后，张大千便担任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但是，张大千在大学感到苦闷，觉得教书误事——这一点和钱钟书对上学的态度一样——不久之后，他就辞职了。

他拎起行囊去了青城山的清宫临摹宋代和元代的古迹，这一年张大千三十五岁。从此，张大千就没有停止过“临摹古迹”的脚步，而他的脚步也遍布了中国大地。

为了追求“安定”，他在1951年去了南美洲。那是一片广袤且自由的土地，张大千想要的“安定”便是从这自由中来。然而，在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中国。

今年之后，在巴西的一片一百五十亩土地上，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国式园林建成了，张大千将其命名为“八德园”。而此时，五十一的张大千的名字中早已不见了“权”字，他有了另一个名字——“下里巴人”。

1977年，已经七十八岁高龄的张大千愈加思念祖国。他和夫人舍弃了在巴西的一百五十亩土地，回到了中国台湾。他为自己建立了人生最后的居所，将其命名为“摩耶精舍”，同样的中国式园林，同样的对中华文明的不舍，屋后是张大千精心栽种的梅树。

1981年，张大千寄出了最后一封信，是寄给大陆旧友的。他在信中说出了压在他心头半个世纪，或许也是追赶着他“浪迹世界”、寻求“安定的自由”的一句话：世乱如此，会晤无期，奈何奈何!

1983年4月2日，一代大师张大千在台北仙逝。他的遗体埋在了梅树下。

而此时，傅斯年已经过世五十八年，章嘉呼图克图逝世五十一年，二十五年之后，孔德成也过世了。

而在五十九年之前，曾经带着这些“大师们”离开大陆，前往台湾，此生再未回家的那个人也已经过世三十三年了，他的儿子也在他死后十三年逝世了，蒋家王朝宣告陨落。

这真的应验了张大千那句话啊，在这样的乱世中，谁与谁还能相见呢？奈何啊奈何啊……

六、“大师们”的得与失

国、内外学者说“中国历史五千年，但真正的历史却很短”，是有道理的。纵观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动荡多，但是变革少，大部分时间只是历史无聊的重复。

在中国，甲午战争击碎了国人天真的迷梦，也让一些有志之士思考起国家的未来。这些人有军人、有政客，也有学者。政客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军人要么听命于政客，要么推翻政客，只有学者——这些如今被成为“大师”的人——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道德。

这些人有着各自的立场，有着各自的信仰，也有着自己的倔强。他们都曾经是、或者现在依然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和文化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顺应了历史的进程，另一些人则固守着已经过世的伦理和价值系统，幻想着凭借一己之力强撑时代的巨轮，最终被时代抛下，被人民遗忘，只有当我们翻开那本叫做“时代”的大书时，才能在一个注脚中找到他们的名字。

当然，他们中有些人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但也有些人向着相反的方向一意孤行，他们或许不知道天空已经换了颜色，或者被那颜色迷惑。

而在这些“大师们”中，有些人成功了，将自己所信奉的发扬光大，而有些人失败了，眼看着自己所信奉的被人民摒弃、甚至否定，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才猛然惊醒，原来自己一生的坚持终究不过是徒劳。

只有坚守自己的信仰和道德的同时，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得到人民认可的学者，才能真正走进人心，成就学问，成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