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消费驱动日常生活数字化

林晓珊：新型消费驱动日常生活数字化

新型消费的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为引领的新商业模式的普遍推广。大致而言，新型消费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互联网+服务”新业态，如在线教育、在线健康医疗服务、在线文娱、在线健身等新业态；二是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新业态，如外卖配送、网约车、即时递送、住宿共享等；三是无接触式消费模式，如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新零售业态；四是线上线下融合，如直播带货、“云逛街”等新业态。当然，新型消费目前并非是一个成熟定型的概念，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业态和模式也在持续发生变动之中。

携带数字化基因的新型消费，已经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早期的网络购物到如今的视频直播购物，从传统批发零售的改造升级到企业上云的数字商贸，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已经从电商向学习、工作、生活等全面延伸，诸如数字政务（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学习（如“互联网+教育”“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知识分享平台和产品）、数字出行（如网约车、实时公交、地铁扫码）、数字文旅（如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和数字健康（如互联网医院平台、“互联网+”健康咨询、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加速涌现，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促进了新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城乡居民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推动了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型。

原文链接：新型消费驱动日常生活数字化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个问题指向，是直面那些亟待解决但传统治理手段难以有效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足的问题，力图通过新的理念、方式和手段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二个问题指向，是直面数字社会的各种新问题。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个体、群体和组织进入数字世界，这就带来了新的治理问题。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三个问题指向，是直面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社会治理不仅仅是要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与社会急剧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指向的更深层问题，是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如何走向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宽阔的协同空间。数字化转型意味着社会治理走向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其他要素深度协同融合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其他要素的协同融合机制在实践和理论上还未完全厘清，因此为它们构建宽阔的协同融合空间是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

原文链接：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指向与发展趋势

在城市，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是各地共同的实践，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不断涌现。典型的例子如上海市的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城市运行网把城市运行场景划分为三大类：基本民生保障、陆海空动态保障、突发热点热线处置，为城市值守、为市民站岗。不断挖掘数字技术潜力的“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把对民生和城市的管理转化为对城市运行和市民需求的预判、办理和回应，将治理融在为市民的服务中，让一座3000多万人口和270多万市场主体的超大城市的运行变得更加便捷、有序、精细、高效。

在乡村，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了鲜明特色。

一是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创新。人地分离、人员失连、有效参与不足是乡村治理面对的首要挑战。各地运用数字技术搭建参与平台，把断裂的社会纽带重新连接起来，让村民人不回但关注回、意见回，实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二是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管理创新，突破需求与服务匹配错位瓶颈，增强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有效性，满足村民精细化服务需求。各地运用数字技术，在地广人稀的地区重组治理单元，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以数据为依据回应民生热点和痛点，让数字化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原文链接：数字时代的城乡治理与乡村振兴

新时代的富裕在内涵上是全结构福祉，但在操作化测量时，学术界和政策部门一般用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均国民收入来观察富裕的程度，用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指标来观察富裕差距即平等水平。

恩格尔系数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一般用来测量从贫困到小康生活水准的变化，2019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为28.2%，达到联合国20%—30%的富足标准。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41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与富裕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所以，从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国民总收入来看，我国目前处于从衣食住行富足的全面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迈进的阶段。

2019年，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虽然低于美国2018年的0.485，但持续多年高于0.4的收入差距警戒标准，说明当前我国每年社会生产的分配结果仍然在制造着收入不平等。2019年，我国长年累积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02，明显高于日本的0.626，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积累的家庭财富已经不可小觑。

原文链接：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和观察指标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开创的正确道路。

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正确方向。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形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要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去，同时也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丰富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中来。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发展。

原文链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