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邓海清，汪术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对2022年经济金融工作作出部署。作为一年一度的重量级会议，本次会议的调整部署将对明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和金融市场走势产生深远影响。会议释放了五个重要信号：
信号一：进一步确认经济下行压力，明年是稳增长政策友好年
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21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因此，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市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三重压力”是会议的新提法，确认了四季度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形势。基于这一判断，宏观政策向稳增长倾斜，重回“六稳”、“六保”。
从中国政治经济周期来看，2022年是地方政府换届完成后的第一年，也是二十大召开之年。这与过去三年在经济稳增长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在2022年应该会是友好年，strong调降低风险的宏观政策环境大不相同。会议强调，第二十次党代会将于明年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稳定健康的经济环境、繁荣安宁的人民社会环境、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
2021年，如果说2021年是“跨周期调节的准备年”，那么2022年就是“跨周期调节的落地年”。财政赤字总额收缩，宏观杠杆率下降，政府基础设施增速接近0%。非但没有取得稳步增长，反而积累了大量资金“弹药”。2022年初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宏观经济政策稳增长预期明显增强。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出台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力度要适当推进。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适当推进基础设施投资。
信号二：2022年经济转型思路清晰，不走“负债驱动的繁荣”的老路
如今中国转型思路明晰，科技进步主义取代“负债驱动的繁荣”，加大对科技攻关、自主创新的投入，通过科技创新打破国外封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走通的“华山天险一条路”。
会议提出要扎实实施科技政策。实施科学技术
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继续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传统“引擎”一是出口，一是房地产。此次会议重申“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需求收缩”，对出口和地产的回落趋势有清醒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会议再次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无惧恒大等局部风险事件的冲击，打破部分人对于重新刺激房地产行业稳增长的幻想。
面对需求收缩，会议提出的处方是“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2022年扩大居民消费将是对冲出口下行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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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三：“双碳”政策执行节奏更加合理，2022年中国通胀压力缓和
2021年，能耗双控、拉闸限电等政策曾对工业生产造成扰动。碳中和碳达峰政策的突然收紧加剧了部分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的暴涨，推升了PPI。
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确保能源供应，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
2022年，节能减排政策一刀切、运动式执行的可能性小，能源和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的力度上升，有利于PPI增速高位回落。
随着疫情缓和、消费逐渐恢复，明年CPI增速可能上涨。但生猪存栏量仍然很高，蔬菜价格并未持续上涨，中国也没有给居民发钱的强刺激政策，CPI的上涨将会是温和可控的。
且从历史上看，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CPI和PPI走势割裂甚至相反，PPI增速上涨难以对CPI形成传导。
信号四：中国央行货币结构主义与2022年的两场“大考”
经过2020年疫情冲击之后，中国央行以我为主、服务实体、化解金融系统风险的“三驾马车”式的货币结构主义新政策框架落地成型。
此次会议继续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调不变，同时强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
预计2022年央行货币政策依然将从供给端着眼，重点运用结构性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支持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服务国家大战略，而总量型政策的运用依然会十分慎重。在市场广泛关注的“宽信用领域”，央行也将是结构性的宽信用，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领域的金融支持，而不是通过放松房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监管来实现宽信用和稳增长。
2022年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迎来两场“大考”：一是外部冲击的大考，考验央行如何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二是货币政策战略定力的大考，考验央行能否抵制得住上下各方要求刺激房地产的压力。
在中美经济周期的不同步性和中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性的背景下，中国央行面对两场“大考”，选择通过“全面降准+结构性降息（如降低再贷款利率）”来稳增长、宽信用，是比“主动型全面降息”更优的做法，可以更有效地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外溢效应，将“宽货币”的副作用降至最低。（详见12月6日《央行降准点评：确认经济下行压力，央行如何迎两场“大考”？》等文章）
信号五：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现实路径
相较于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今年的会议用了专门的一个段落论述共同富裕，从就业、分配、公益慈善、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阐述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至少应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要有获得感、幸福感。
第二，要努力实现机会的平等，遏制阶层固化的趋势。不仅要在最后的分配环节向弱势群体倾斜，还要在受教育、就业、创业等领域注重机会平等、起跑点平等。
第三，共同富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内在要求。随着中国从投资型社会走向消费型社会，消费在促进GDP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的人群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有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一度刷频网络，如果这些人的收入能有一个“倍增计划”，又将释放出多大的消费潜力？从国际上看，2020年疫情后美国政府直接给穷人发钱，是支撑疫情后美国消费的重要因素。
要想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还要解决不同人群的失衡问题，比如关注就业难、收入增长慢的重点群体。
从分配的角度看，当前房地产税、遗产税等都寄托着大家对共同富裕的期盼。但从国际上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普遍实施房地产税、遗产税，但并没有阻止贫富分化。因此，房地产税、遗产税只是现代化、后工业化国家扩大税源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
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疫情后实体经济遭遇较大困难，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和盈利能力受到重大冲击；而在收入分配中，政府及政府掌控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占蛋糕的很大一块。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短期内大幅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的可行性不高，提高政府掌控的这部分资源的利用效能促进共同富裕可能是更现实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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