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谈经济下行(如何应对经济过热樊纲)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靖恒 “近期宏观经济走势确实不容乐观，下行压力比较大。”12月11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樊纲在福建福州举行的第九届中国企业家发展年会上发表的《中国宏观经济与营商环境》演讲报告中如是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18.3%，二季度为7.9%，三季度为4.9%。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其中，消费方面，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4%，两年平均增长3.9%；投资方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7.3%，两年平均增长3.8%；出口方面，前三季度货物出口同比增长22.7%。(两年平均增长意味着2020年经济受疫情影响较大，导致基数相对较低。为消除同比基数的影响，采用几何平均法，以2019年同期对应数为基础计算两年平均增长率，能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从昨天的政府公报中也可以看出，政府肯定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减缓经济，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这是非常重要的。”范刚说。

范刚在致辞中还介绍了《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20年报告》，由国家经济研究院和中国企业协会企业俱乐部联合编辑。范刚介绍，他们的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国内企业的经营环境有所改善。

在演讲报告中，范刚还对宏观经济形势、增长放缓的原因、目前面临的风险等发表了看法。以下是记者发言内容的摘要：

问题一：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如何？

范刚：近期宏观经济走势确实不乐观，下行压力比较大。昨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说“需求萎缩，供给令人震惊，预期不稳定”。第三季度，GDP增速仅为4.9，不到5。现在人们预计第四季度会低于这个水平。为什么低？还是因为国内市场不景气。

按照两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内投资只有3.8%。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投资总是比较波动的。但是有哪些更令人震惊的数字呢？消费两年平均只增长了3.9%。当然，由于疫情，我们的服务消费确实很低迷。但是，这个数字从来没有降得这么低，从7%降到9%，现在是3.9%。

当然，更好的情况是出口。这很讽刺，因为总有人说中美脱钩。因此，美国对我们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我们与它的贸易顺差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所谓三驾马车，其实就是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出口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不会结束。疫情的这种表现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全球化。当世界各地出现问题时，如果某些地方能够继续生产，那么整个国际市场的需求就能够得到供给的保证和支持。

现在，通货膨胀也成了问题，一些地方和国家面临通货膨胀。昨天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同比是7%，原本预计是6%，结果是7%，应该说是近年来最高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供应方，包括从中国运来的东西，在港口拥堵。全球供应链和美国生产无法供应。付出了那么多工资，付出了那么多钱，还了那么多债，结果都变成了需求，这种需求没有供给支撑，导致了现在的通货膨胀。

当然对我们来说，现在消费品的通胀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上游产品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偏高的问题。现在煤炭价格下跌，钢铁价格下跌，但是一系列商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仍然处于高位。以后如何消化？在哪个环节，或者每个环节，你能消化一部分成本？

问题二：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什么？

樊纲：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当然就是疫情，这个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新冠病毒的变异会产生什么后果、世界的防疫会有什么变化等等。

但应该说，在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停电，因为控制能源消耗结果导致了拉闸限电。.有两个原因：发电越多，在第一方面的原因和过去我们的体制有关，煤和电的价格不能联动，煤涨价，电不能涨价，结果导致发电厂不愿意发电，三台机组说两台机组要大修。,损失越多，因此发电量越少。这是制度问题。

第二方面是政策问题，也就是关于低碳和控制能源消耗。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我国“十四五”规划中为数不多的强制性强制性指标之一。我们过去控制过这个指标，但相对不那么严格。一般四季度或者年底，有些地方会停电，去年浙江就发生过。

你为什么在今年第三季度这么做？一方面，由于出口的增长，我们的制造业确实多消耗了一点电。另一方面，今年我们的相关部门也加强了对这个指标的监管。为什么要加大强度？因为去年年底，我们中国领导人向世界承诺了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这一碳目标是《巴黎协定》的结果，是各国自主决定减排的贡献。决策意味着这是你自己的事，变成了国内政治。过去是国际政治，我们

要求发展权，要求不同的国家之间要有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这是国际政治问题。现在它已经是国内政治问题了，你就可以看到各个部门加大对这个指标的管控。我们没有直接的碳的指标，但是有能源指标。昨天公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注意到：“尽快把能源的双控指标转变成为碳的双控指标。”

第三大因素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事情确实引起了市场的很大的震动，而且使得大家的投资信心以及市场的走势产生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房地产投资在很多地方都有比较大的下滑。

我同意央行说的：“房地产市场没有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说的是普遍性的风险。如果我们现在房地产普遍是过热，普遍的价格高涨，普遍的有很多的投机性的东西，那这时候就面临着泡沫破裂的风险，整个金融体制会受到冲击，这会是一个大的经济的波动。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从12年开始，再往后说点14年就开始限购，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打压房地产的泡沫，挤房地产的泡沫。这个调整实际上是逐步在实现，而不是泡沫一个劲地往上拱，像当年美国和日本的房地产市场，那时候才有系统性的风险，才会一旦破了整个崩盘，我们应该说没有这个系统性风险。

但是我们有其他两种风险，一种叫做结构性风险，大城市和小城市，也就是现在人口流入城市和人口流出城市的关系。房地产市场的两极分化，导致了一些中小的、人口流出的城市房地产库存积压。我们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说的那个库存不是工业企业的库存，而是房地产的库存。那时候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现在这个问题继续在。

这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如果有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集团性的公司，他在全国各地都有项目，然后有项目在这些人口流出的城市里，房子盖完了卖不出去，就使得它的现金流发生问题，那就可能导致崩盘的情况。这个事情还继续在发生，你仔细看看现在这些爆雷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些结构性风险。

还有一种就是企业性风险，这是比较独特的。有些企业卖房子挣了几个钱就以为自己在哪儿都可以赚钱，对市场缺乏敬畏之心。而且不是一两个企业，在房地产之外，还有一些企业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结果过高的杠杆率和负债率，就导致了公司出问题，然后就出现上游下游供应链以及资金链的破裂。

问题三：如何应对目前的风险？

樊纲：像这些风险确实应该及时地加以处理，在处理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一些冲击。昨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里面，一方面是讲资本不要野蛮生长，另一方面讲到了对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城市现在的价格还要涨，因为他们房子还不够，有的城市房子卖不出去。

当然了，这个会议的报告里边还说要控制各种政策出台，特别是有收缩效应的政策的出台时间。过去我们出现过这种情况，各个部门都出台有着收缩效应的政策，同时叠加在一块，结果就引发了某种共振。三季度就是典型的情况，各种因素加在一块，比如教育辅导、反垄断等等。而且共同富裕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昨天这个会议报告里面对共同富裕又有了新的说法和回答。共同富裕要使各种所有制的企业竞相发展，这是昨天晚上的新的词儿：“各种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

我个人对共同富裕的看法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一次分配，是先富带后富，是创造就业是产品创造力，然后有适当的二次分配、社会保障等。我不建议在讲共同富裕的时候，过分强调三次分配，三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也就是慈善。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创造就业，把企业做好，不亏损、不倒闭、不爆雷、不跑路，这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你做好了这个，先富带能带动后富，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就业，获得更好的收入。

昨天从政府的公报上也可以看到，政府一定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拖住经济，不让经济再继续下滑，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相信明年的财政政策的力度会逐步加大，今年的财政情况非常好，今年有了1.8万亿的未支出财政收入，也就是说还没有按照计划支出的，这都可以转到明年去。今年的赤字率实际上比以前还低，那么就为明年的经济刺激政策留下了更大的空间。我个人相对乐观一点，明年的一季度或者二季度也许会出现拐点。拐点就是说今年四季度可能还会向下一点，但是明年的一季度或二季度，我们能够回到接近或者符合潜在增长率的发展水平。

问题四：目前营商环境发生了什么改变？

樊纲：我们北京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企会做了一个多年的合作研究，出版了《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20年的报告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2006年就做过，2006、2008、2010我们都做过，后来中间断了一段。通过我们各方面的努力吧，包括我们企业家，包括我们各种商会，也包括我们学界的共同参与，应该说这些年企业经营环境还是有所改善。我们接下去还要继续做，继续跟踪各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趋势。

2020年的企业经营环境报告，由8个方面的指标来加以反映。这8个指数分别是：1.政策的公开、公平、公正；2.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效率；3.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4.企业的税费负担；5.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6.人力资源供应；7.基础设施条件；8.市场环境和中介服务。每个方面都有一些分值，通过1到5的评分，最高分是5，最低分是1，这样来给出一个数量的指标。

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的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19年全国总指数评分是3.63，比2016年有小幅度的提高，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6个总指数评分有所提高。

营商环境在最近几年改善比较明显的方面是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在疫情期间，应该说我们还是使得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一定改善，加上资本市场的也有一些发展。另外，在人力资源供应、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效率以及市场环境和中介服务三个方面也有所改善。这些改善都是提高了0.15以上，这对一个年度的指数来讲，已经是不小的改进了。

那么也有下降的方面，企业的税费负担是有所恶化的，政策的公开、公平、公正方面也是。现在对企业来讲，很多政策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或者执行力度大小的问题，而在于不透明不公开。有时候你不知道他要在哪个方面来监管，不知道哪个方面政府更重视，你甚至不知道哪个部门要管哪个事情。这个问题最近比较突出的是互联网，也就是我们的新经济部门。新经济部分确实也比较难管，全世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扎克伯格他也受到美国的监管部门反复地拷问。

另外，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方面的评分没有改善。按说基础设施条件方面，中国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的地方倒感觉有小幅下降，这个是需要认真分析的。

从各地区的排名来讲，2019年的指数里，前10位的分别是上海、江苏、广东、福建、浙江、重庆、山东、湖北、北京、江西。那么排名较低的省份主要都是西部一些省份。

我们今天在福建，就专门把福建的数据调出来看一看。我们看到福建这几年是有的比较明显的改进，2010年排位第9，2012年排位12，2016年排位6，2019年的时候排第4。说明我们的福建省的经营环境是有所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