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怎么读,赦怎么读禅师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先秦时期蜀国的历史，根据史籍记述，可以分为蚕丛、柏、鱼凫、蒲卑、开明诸代。传汉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灌)、鱼凫、蒲泽(卑)、开明，未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在这些时代中，蚕从、柏灌诸代由于历史久远，其史迹已难寻觅，只有蒲卑、开明诸代尚有古史迹可考。蒲卑和开明都是统治过蜀地的氏族名称。关于这两个氏族的来源，史籍的记载颇多神话色彩。

　　学者来敏《本蜀论》记蒲卑氏说：“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又记开明氏说：“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以为相。时巫仙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日开明”。

　　与此类似的记载也见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书中，可知它们的传说在蜀地广为流传，它们之中应当包含了一定的历史史实。如何揭示这些传说中包含的历史史实，那就需要我们对史籍记载作一番认真的研究。

　　一、开明氏源于崇庸说

　　开明氏是秦灭巴蜀以前统治蜀地的最后一个王族。《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氏取代蒲卑氏以后，“开明位(立)，号日丛帝”。按所谓“从帝”当即“崇帝”，丛字古音为从母东韵，崇字古音为床母侵韵，从、床为准双声，东、侵可以通转，二字古音相近。

　　《小尔雅·广诂》说：“崇，丛也”，而《广雅·释诂三)释丛和崇同为“聚也”，可知二字在字义上可通。开明氏的崇帝名为鳖灵，而鳖灵有学者就指出也就是崇伯鲧。种种迹象表明，蜀开明氏既不是蜀地的土著，也不是巴人的一支，而是从中土西迁的崇人，关于这个问题，史籍虽无明文记载，但若留意索隐勾沉，就能看出从崇人演变至开明氏的斑斑轨迹。

　　《国语·周语下》记周太子晋谏灵上说：

　　“晋闻古之长民者，不随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韦昭注：“崇，鲧国。伯，爵也。”《山海经·海内经》说：“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以上两段文字中的羽山、羽郊，当是今河南登封县的嵩山。

　　《国语·周语上》记周内史过说：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山或崇高山即今嵩山，古无嵩字、崇、嵩二字形音义俱近可通，故嵩山在汉以前皆被称作崇山。融即前引文中的天神祝融，它降于崇山是奉帝命诛杀崇伯鲧，而鲧死后又生下了夏人的祖神禹，所以周内史过才说祝融降于崇山而夏人兴。

　　显然，崇伯鲧是一个具有天神和人神双重秉性的人物，崇山就是这个神在地上的住所，而崇人则是以崇伯鲧为祖神的古族。

　　崇人最初活动于中原嵩山一带，在那里留下了最古老的“崇山”等地名，然而，在四川地区，却也有相同的山名。《山海经·海内东经》记岷江一源说：“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这里的“高山”当即崇山，也就是嵩山《说文新附》释嵩字为“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

　　《尔雅·释诂》说：“嵩，高也"，又说：“崇，高也”，而中岳嵩山在秦汉间也被称为“丛高山”或“崇嵩”。“城都”也就是成都，为开明氏王蜀后期都城治所。成都西面有山名崇山，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它应当与崇人西徙建国有关。

　　崇在商代为商王朝外服侯伯，是商人西方的藩屏。当周人崛起，东进剪商的时候，崇国也就被周人所灭。《诗·大雅·皇矣》记其事说：“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崇墉”应当就是“崇庸”，墉、庸要一字的分化，《诗·大雅·崧高》：“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毛《传》：：“庸，城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庸，本亦作墉，音容：”庸与崇应当是一国之异称，将崇称作崇墉；犹如称商为殷商、楚为荆楚之类。《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其用法正与“以伐崇墉”相同。

　　崇和庸既然是一国的异称，崇就是庸，庸也就是崇。在四川建国的蜀开明氏也曾称作庸，关于这一点，史籍中虽无明文记载，但某些史料却也间接有所反映。四川地区在秦灭巴蜀后成为秦的巴、蜀二郡，汉武帝起称四川为益州，王莽时并汉中郡于益州，将益州改为庸部，称庸部长官为庸部牧。按王莽复古，多采经师刘歆之言。刘歆校书于天禄阁，博览皇家所藏秘籍，王莽依靠刘歆复古制，将益州改称庸部，必有所据，庸可能就是开明氏王蜀时的别名。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四川西部的冉駹“邑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如邛笼。”徐中舒先生指出：“邛笼即庸之合音，古音庸、邛、笼三字皆在东部，故得相通。王莽并汉中于益州，而称益州为庸部，正是因为这是邛族所在的地区。

　　《蛮书·风俗篇》说：‘东爨谓城为弄'，如弄栋，但元代又还译为笼。《元史·地理志》于云南诸路禄劝州易笼县注云：‘蛮语笼为成(城)'，这是庸、邛的本义为城的最可靠注释。”蜀地边缘的一些部族在后世还读城为庸(邛、笼)，这又使人联系到蜀开明氏国都名为“成”或“成都”的含义。

　　《华阳国志·蜀志》说：“开明王自梦部移，乃迁治成都。”开明氏之都名成都，成都也就是《山海经·海内东经》“高山在城都西”的城都。城与庸在古代意义相通，故成都的意义也就是庸都，宋·乐泌《路史·前纪》》(卷五)载有“庸成氏”这样一个氏族，“庸成者，垣庸城郭也，群玉之山，平阿无隘，四彻中绳，庸成氏所守，先王之册府也，册府所在，庸成是立，故号曰庸成”。可以推断，崇墉和庸成都应当是一族的异称，把都邑称作成都(庸都)的开明氏应当在崇墉或庸成氏的一支。

　　崇庸本来活动于中原一带，然而随着夏人的兴起和商人灭夏，崇庸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压力，于是开始了自己由东向西迁徙的进程。到了商代后期，崇庸臣服于商、成为商人的西方藩屏。所以当周人力量壮大，周文王灭商之志显露的时候，崇侯虎便密报商王纣，将周文王囚之于羑里、文王被囚以后，周人用献地纳贡、进美女宝物的办法，使纣“乃赦西伯，赐之以弓斧钺，使西伯得征伐。”

　　这样，崇人在日益强大的周人面前，自然就要倒了。就在文王受命后五年，周人“伐崇侯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为灭商扫清了道路、关于这时期崇国的地望，《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皇甫谧日：“崇国盖在丰镐之间”。所谓丰镐之间，这应是古人误解了《诗·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的诗句，以为崇与丰是在同一地点所致。

　　《左传·宣元年》有崇国，为春秋时期“秦之与国”、其地望在“秦晋之间”，这个崇国的位置应当就是殷商时期崇侯虎之国的所在。

　　不过，崇国在周人征服以后，其国并未绝祀，崇庸在武王灭商的战事中还起了作用。《尚书·牧誓》记载的武王伐纣誓辞列举的参加伐纣周师的部旅程、就有“庸”的名字。庸也就是崇，它在臣服于周王朝以后被改封在周王畿的西南，替周王朝守南土作为周之藩屏。而春秋时期仍然在秦、晋之间的那个崇国、则很可能是周伐崇后重新分封的同姓姻亲建的国家。

　　崇庸自参加武王伐商以后，整个西周时期，它都没有在史籍上留下它的事迹，只是到了春秋时间，庸国才又见诸史籍，这时的庸国地在今湖北省西部与四川省东端之间，中心在今湖北省竹山县一带，与秦、楚、巴等国为邻，随着楚人的兴起，庸和其他许多江汉小国一样，逐渐沦为楚的附庸。

　　公元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卓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趁机“帅群蛮以叛楚”，给楚国以很大的威胁。楚国只是在秦国和巴国的帮助下，并采取了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的战略，才最后灭掉了庸国。

　　庸国被楚灭掉以后，庸人并未完全臣服于楚，庸人的一支开明氏在庸为楚所破后就西迁徙到了四川地区。春秋时期庸国的主要邻国，北有秦、东有巴、南有楚，庸人在这三个强敌的压迫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西行徙。庸在西迁以前本来就是群蛮之长，“裨、條、鱼”等族都曾臣服于庸并随庸反楚。在这些部族中，“裨”疑即蒲卑之卑，其中心在今四川省郫县一带”；條、鱼等族都应是与鱼关系密切的部族，它们主要活动于川东陕南及鄂西一带。

　　因此，庸人的一支在反楚失利后西逃至四川的原蜀国之中，这是很自然的。庸人西徙，似乎首先是翻越大巴山，生息于四川东部的嘉陵江中游地区，所以在这里的阆中县留下了他们纪念其祖神鳖灵的灵山和鳖灵庙。春秋中期以后，原活动于江汉地区的曾参加过楚灭庸之战的巴人也在楚人的压迫下西徙入川，庸人又在巴人的压迫下继续西迁，逐渐进入了富庶的成都平原。

　　春秋时期的成都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是蒲卑族统治下的蜀国，庸人初到成都平原的时候似乎曾臣属于蜀蒲卑族，直到他的力量强大后，方才取代了蜀蒲卑族在蜀国的统治，开创了一个新朝代——蜀开明氏王朝。

　　二、蒲卑族源于中土说

　　蒲卑族，是在开明氏以前统治蜀国的氏族。由于它的活动年代更久远，关于它的史迹，文献记载也就更少。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只有望帝杜宇的神话传说。

　　在汉晋以后文献记载的传说中，望帝杜宇是蒲卑族最后一个君王：《华阳国志·蜀志》说：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移至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上，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从杜字称望帝，其后又升西山，以及《蜀王本纪》“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等文字却可以看出，蒲卑族的望帝杜宇应同开明氏的丛帝鳖灵一样，都是祖神的尊号，而不是人王的名称；望帝杜宇的故事也应与丛帝鳖灵的故事相似，多为增衍地传说故事，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正因为如此，蜀人才将杜宇称作“杜主”，巴蜀地区也才留下了“农时先祀杜主君”的习俗。

　　既然望帝杜宇的事迹属于神话传说，那么，我们就应当用研究神话传说的方法来认识有关望帝杜宇的文献材料，从中来寻求关于蒲卑族起源的合理解释。

　　蒲卑族之“蒲”，其义当如凫，《礼记·明堂位》郑玄注“周以蒲勺”句说：“蒲合蒲，如凫头也。”可知所谓蒲勺，也就是凫勺。黄侃《尔雅音训》认为：“凫之名亦因于蒲，凫蒲之语皆自敷来：”占无轻唇音，凫字古音与蒲字音同义通，蒲卑族之蒲就是凫，也就是一种水鸟，望帝杜宇是蒲卑族的祖神。在传说中，这个神的表象是一种鸟。

　　《说文·佳部》释嶲字说：“嶲，燕也……一曰蜀王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嶲鸣，皆起曰：是望帝也。"

　　子嶲即子规，也就是杜鹃。望帝杜宇化为鸟，这就蜀地广为流传的古老传说，历代不少文人们为此题材写下了不少佳作，如晋左思《蜀都赋》有“碧出弘之血，鸟生杜鹃之魄”之文，唐李商隐《锦瑟》有“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之句。

　　然而，历史上的史学家们却由于将望帝杜宇当作了历史上的确实存在的蜀王，因此他们往往不能理解杜鹃化为鸟或鸟生杜宇之的传说。于是他们就把这个神话传说理解为“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或者“帝或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规鸟鸣也”，这显然是荒唐的。

　　蜀蒲卑族以鸟为名，而蒲卑族的望帝杜宇“从天下”，最后又化为杜鹃鸟，并且，这个杜宇在蒲卑族被开明氏取代以后仍然颇受尊崇，直到晋代，巴蜀地区的居民还“农时先祀杜主君"。因此，蒲卑族应当是个崇拜鸟神，以鸟为自己祖神形象的古族。

　　鸟是东方(即黄河下游地区)古族崇拜的祖神。《左传》昭十七年载鲁叔孙昭子问郯子说：

　　“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答道：“吾神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风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风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

　　古代源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古族都有鸟类祖神的传说，如商人始祖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秦人始祖女修乔玄鸟而生大业等。玄鸟，一般认为是燕子。值得注意的是，蜀蒲卑族的祖神杜宇的表象子嶲(子规·杜鹃)，也有人认为就是燕子的.《尔雅·释鸟》有嶲周，晋郭璞注说：“子嶲鸟，出蜀中。”

　　蜀蒲卑族与东方古族有相同的祖神，这说明蜀蒲卑族有可能来自东方。

　　蜀蒲卑氏与东方古族有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反映在二者有共同的祖神崇拜，也反映在二者分布地域内相同的地名上。例如岷山，是四川省西部的著名山脉，《山海经》郭璞注谓岷山“今在汶山郡广阳县西，大江所出也"。

　　这座岷山与蜀蒲卑氏似乎有密切关系，所以“鳖灵尸亡，溯江而上，到岷山下苏起，蜀人神之，尊立为王”，岷山在蜀人眼中是颇为神圣之地。然而，这个岷山的地名，最早的记载却见于东方。

　　《左传》昭十一年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有缗即春秋时的缗，汉代的东缗，其地根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大约在今山东金乡县。夏桀克有缗而亡国，其事详见于《古本竹书纪年》，该书记载此事道：“后桀伐岷山，岷山女干桀二人，凡曰琬，曰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

　　有缗氏是与夏王族氏代通婚的古族名称，有缗氏又称岷山，很可能是以该族所在的山名来代族名。蜀地和东方都有岷山，仅此还不足以说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蜀地的岷山又名汶山，《水经注·沫水》说：岷山即渎山……又谓之汶阜。”又有水名汶江，“汶出徽外岷山西”。然而，汶却又是东方著名河流的名称。《尚书·禹贡》说：“海、岱惟青州…··浮于汶，达于济。”《汉书·地理志》也说：“汶水出莱母，西入济。”其位置也与有缗氏所居的山东金乡县一带相去不远。

　　有缗氏所在的岷山又名蒙山，夏桀伐岷山一事，《楚辞·天问》就写作“桀伐蒙山”。蒙山，《史记·夏本纪》说：“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艺。”《索隐》说：“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然而，在四川的岷山之中或岷山附近也有蒙山。《水经注·沫水》说：“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南流冲一高山，由上合下开，水经其间。山即蒙山也。”

　　四川地区与东方有相同的一连串相互关联的地名，这就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而应当与蒲卑等来源于东方有关。

　　三、鱼凫的渊源

　　根据文献记载，在蒲卑氏以前统治蜀地的古族是鱼凫。关于鱼凫，史籍记载更少，仅《蜀王本纪》有“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九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以及“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于湔”等寥寥数语。

　　鱼凫，其名由“鱼”和“凫”两个名词组成。“凫”字如前所述，即蒲卑之“蒲”，也就是一种凫。《尔雅·释鸟》说：“舒凫，鹜。”晋郭璞解释说：“鸭也”。实际上，凫字的意义并不像郭璞解释的那样狭窄，凫在先秦时为是包括了鸭在内的一类鸟的名称。

　　《诗·大雅·凫鹥》有“凫鹥在径”的句子，“鹥”字，毛《传》和《说文·鸟部》都释为“凫属”，可知凫也包括了鹥在内，然而，鹥在先秦时又是凤凰的别名。《楚辞·离骚》有“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的句子，王逸注道：“鹥，凤凰另名也。”

　　《山海经·海内经》也说：“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鹥鸟”。这里，凫不仅是实有的水鸟之名，而且也是虚幻的神鸟之名了。鱼凫这一族名以鸟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并且这种鸟或以为是水鸟，或以为是凤凰，还有可能是燕子，这些又大都与前述这蒲卑氏的祖神望帝杜宇的形象相似(杜宇即子，又名周、燕燕、鬼)。因此很可能鱼凫一族中的凫氏，也就是蒲卑族嶲，它是一个以凫为自己祖神形象的氏族。至于“鱼”字，应为《说文·鱼部》的所谓“水虫也”，也就是“鳞介之属”的总称，它应是一个以鱼为自己祖神形象的氏族。如此看来，所谓鱼凫应是由鱼氏和凫氏两个氏族所组成的古族的称号。

　　我们对于鱼凫族名含义的这种推测，可以从新近发现的考古材料得到部分证实。在广汉县中兴遗址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中，有一件引人注目的金“杖”。该“杖的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分二组，最下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戴冠，且垂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纹饰，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

　　上面两组图案相同：

　　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这根金杖的年代，根据同出器物，应为殷墟遗址第一期前后，也就是商代早晚期之交的时候。这个年代大致正是鱼凫族统治的年代，不难想像，该金杖图案中的人面，当即鱼氏和凫氏祖神的形象，其上的鱼和鸟，当分别是鱼氏和凫氏祖神的标志。

　　鱼凫族中的凫氏，其来源自然也应同蒲卑族一样(或许后可与前者就是同一族的延续或分化)，因为二者都以凫作为族名，并都有以鸟为表记的祖神。事实上，以鸟为族名的曾经统治蜀地的古族还不仅限于鱼凫族的凫氏和以后的蒲卑族，在鱼凫族以前统治蜀地的柏灌族，其名称无疑也与鸟有关。

　　柏灌，古籍中或作“柏濩”、“柏雍”，三字都从“佳”，以隹为义符，显而易见，柏灌族应是一个以鸟为族名的古族。至于在柏灌族以前的蚕丛族，其名称虽然与鸟无关，不过从“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以及“蚕丛纵目，王瞿上”的记载分析，蚕从族也应与东方和鸟有密切联系，正由于四川地区很早就居住着来自东方的以鸟为名称并以鸟为祖神表记的古族。

　　至于鱼凫族鱼氏的来源，我们需要首先澄清的是鱼字是否古读为巴，鱼人是否就是巴人的问题。张勋僚先生认为，“鱼凫应该和巴有关”，并以在南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颇多读鱼为巴的例子，以及在四川地区有鱼、巴互通的地名为证章。

　　鱼字的情况诚如张先生所论，但仅以这些证据就认为鱼人就是巴人，并进而推论古代的巴与蜀“是二而一的概念，举巴可以包括蜀，举蜀亦可能包括巴”，蜀国历史上的鱼凫(以及后来的开明)是由湖北地区西迁进人成都平原的巴人，这就不一定妥当了。

　　这一是因为在古音中，“鱼”字和“巴”字，二字虽同为鱼部，但鱼字为疑母属喉音，巴字为帮母属唇音，二字声母差异甚大，通读困难；二是因为在先秦文献中，巴人和鱼人同见，如《左传》文公十六年所载楚灭庸之战，助楚作战的国家有秦、巴二国，而被庸国帅领的群蛮中却有鱼国，巴人与鱼人相丘对立，二者很难说属于一族；二是因为在春秋时期鱼人活动的地区，在楚、秦、巴灭庸以后，其地已为巴国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鱼、巴互通的地名(如鱼复又名巴复，鱼阳又名巴阳)是不足为怪的，鱼氏既与巴人无关，它的族系和来源，就应另寻答案。

　　我们现在所知的最早的有关鱼人的材料，当推前面提到的属于商代早晚期之交的广汉三星堆一号器物坑所出金杖的鱼氏祖神的图像。那时的鱼氏应当活动在成都平原并为鱼凫王朝的贵族之一。到了商代晚期，蜀国国势转强，其影响已经达到陕西关中平原西端的宝鸡一带，因而在宝鸡以西的遗址中，我们往往见到与成都平原类似的尖底罐和尖底盏等器物。从商周之际至西周中期，在宝鸡西南的宝凤隘道北端，出现了一个名为“弓鱼”的小国：

　　该国的墓葬前些年已发掘了一些，根据出土铜器上的铭文，可知其为弓鱼伯及该国贵族的墓葬，在这些弓鱼国墓葬中，其所表现的文化结构无疑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如墓室、棺椁及大多数青铜礼器，它们属于周文化的文化因素；一部分如轻薄的素面铜尖底罐和其他一些器物近似，应属于四川盆地的文化因素；还有一部分就是那组陶器和一些独特的器物，他们不见于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可能是弓鱼国自身的文化因素。

　　根据该国国名弓鱼，大墓又都出形象似凫头的铜“旄"，以及其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与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相似的地方，可以推断，此弓鱼国很可能与蜀鱼凫之鱼氏有某种关系。而在西周以后的春秋时期，有一支鱼人却似乎广泛活动于四川东部及湖北西北部(或许还包括陕西南部)，《左传》文公十六年中从庸人与楚作战的鱼人，其中心鱼邑已经在四川东端的长江北岸了。由此看来，与鱼相关的这些古族的活动，似乎是由西向东，由成都平原至汉中盆地和三峡地区。不过，这种广义鱼人活动地域的变化不是很大的，他们在先秦时期也可能活动在整个四川盆地及其东邻地区。

　　鱼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活动地域的这些情况，反映了鱼人自古活动于四川盆地及其东邻地区的事实。四川盆地土湿雨多，河沟纵横，适宜鱼类生长和渔猎古族的生产和生活；而三峡地区，石多土少，山高坡陡，人们至今仍多夹江河而居，这也是鱼猎古族活动的好场所。根据《左传》文公十六年将“裨、修、鱼”列入“群蛮”而与“百濮”相对的笔法，可以断定，鱼人应当属于群蛮之类，鱼凫族的鱼氏则应当是鱼人中的一支。

　　综上所述，鱼凫族很可能是由四川士著氏族(鱼氏)，和西迁人四川的东方氏族(凫氏)组成的部落，这个部落统治蜀国的时期就是历史上的鱼凫王朝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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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来源：常棣t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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