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简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九一八事变简介(九一八事变90周年)

1931年9月18日晚，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铁路“守军”炸毁了沈阳六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并将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进行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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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1927年6月27日，田中内阁趁中国局势相对缓和之机，在强硬派外长森克的大力推动和主持下，召集各国驻华公使领事、关东军总司令等有关人员召开东方会议，商讨应对北伐的对华政策。

7月7日，东方会议根据田中义一首相和外务大臣的指示，在中国有关人员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就对华政策原则进行了讨论。

田中著名的《对支政策纲领》之初，就指出了区别对待东北和关内地区的根本方针。八个指示中，前五个是针对除东北以外的所谓中国“总部”，后三个是针对“满蒙”地区。田中作出指示后，外交部长柯森解释了重要问题。其中，第一条所谓的“尊重民意”，反映出田中内阁不可能完全无视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第二条中的“温和派”是指国民党。柯森指出，中国国民党在主义和主张上与共产党立场相反，不会与日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利益发生重大冲突，其追求目标的手段也不是很激进。他认为，日本应该对国民党采取同情的态度，帮助它实现理想，这有利于给整个中国带来和平。第三条中的“与各地温和政权保持适当联系”是指必要时给予国民党精神上的援助。在解释这一点时，森柯说：“物质援助”并不有效，而“精神援助”更有效。所谓“精神援助”，就是各地温和政权觉得日本会引导大国承认他们是合法政府，可以派外交官留在那里。第五条中的所谓“不屈分子”，与所谓“稳健分子”相对，是指“共产党人煽动无知的游手好闲者和学生，特别是以反仇外运动为目标，用破坏性的恐怖手段扰乱秩序和社会组织”。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收回权利运动，指示中明确提出了武力镇压的政策。总之，在处理关中内部的政策方针上，东部会议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支持反共的南京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的态度。

田中吉一

关于田中在东北的政策方针的后三篇文章中，第六条声称在满洲和蒙古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是为了回应列强对其实行“满蒙闭关主义”的批评，并要求苏联在东北北部和西伯利亚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以便向东北北部扩张。第七条规定支持东三省的“权贵”，而田中的初衷是支持张。时任外交部贸易工业局局长的斋藤魏亮也出席了东方会议，并负责起草《对支政策纲领》的一部分。在回忆中，他还解释了《对支政策纲要》，并对“东三省权贵”解释如下：说明中没有明确指出“东三省权贵”是谁，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除了张及其助手张、吴外，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算是张派。无论是军部还是田中内阁都想使张尽可能安全地撤到东北，作为“东三省的实权人物”，“使他致力于当地的政治稳定”，并让他“尊重我国的特殊地位”，而日本政府“有意给予他适当的支持”。但是，森克在解释中强调，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支持张，而是解释为无论东三省的统治者是谁，只要他们与日本合作，就给予支持。如果张回到东三省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日本将予以支持。这篇文章虽然强调日本“无意支持或安排张志”，但实际上却认同了武藤信雄关东军司令、斋藤恒参谋长、川本大作参谋长、先拒绝张的镇参谋长等关东军领导人的意见。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第八条中的“不问入侵从何而来”。

虽然斋藤良雄等外交部职业外交官的初衷是排除使用武力，但与军事部门关系密切的森克在指示中指出，应采取“防御手段”。森说，中国北伐可能蔓延到东北，苏联可能从东北北部渗透到南部，东部三省内部崩溃也可能导致南部动乱，其他大国也可能渗透到东北。无论上述因素如何，只要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特殊权益”受到“威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日本都会采取“防御措施”。

总之，东部会议一方面确定了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的方针，另一方面规定了有条件地支持张的方针。面对中国北伐战争的敌对双方，日本在无视中国统一大势的前提下，采取了同时援助双方的政策，将中国一分为二，即“满蒙”和“本部”，而将张和蒋介石分别视为两部分对日合作者，以实现其在东北和的扩张。这一政策低估了包括东北人民在内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追求统一的强大动力，存在重大矛盾和结构性缺陷，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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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蒙特殊权益论”到“满蒙领有论”

北伐的目标在于对内争取民主统一，对外追求民族独立。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的固有领土，在历史、经济、地缘、文化、民族等方面都与内地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它自然地被纳入北伐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然而，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就不断谋图扩大其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将东北地区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跳板”。因此，在北伐期间，日本围绕东北问题出现了“满蒙放弃论”“满蒙相对论”“满蒙领有论”相互竞合的局面，但最终“满蒙领有论”成为决策依据。关东军在此基础上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敲响了军部发动侵华战争的警钟。

日本有极少数民主主义者，从对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主张“满蒙放弃论”。其代表是《东洋经济新报》主编石桥湛山，以及日本大正民主主义斗士吉野作造。

石桥湛山与吉野作造在20世纪20年代都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动向把握中国，预感到中国统一的新时代即将来临，并在此基础上主张“满蒙放弃论”。在“二十一条”时期曾分别主张“满蒙放弃论”与“二十一条有理论”的石桥湛山与吉野作造，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与中国的统一趋势而拉近了距离。然而，他们的声音即使在民间也只是支流，未能影响日本的对华决策。

1938年,日寇为炫耀侵华罪行建成的所谓“柳条湖事件”标杆与爆破地点“纪念碑”。

币原喜重郎与石桥湛山同样重视贸易立国主义，但他作为外相，未能像石桥那样彻底地主张放弃东北，而是提倡“满蒙权益相对论”。其具体内涵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经济主义，着眼于中国全局的利益，主张“满蒙权益”相对化。

第二，重视国际协调主义的币原，基本上“尊重”北京善后条约及华盛顿体系规定的“东北主权归中国所有”的条款，承认东三省的主权归中国所有，北伐给该地区带来的影响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

第三，币原的“满蒙相对论”是以维护“满蒙特殊权益”为前提的，故当日本的“满蒙权益”果真受到威胁时，币原也不惜放弃“不干涉”政策，武力加以干涉。

币原虽然主张“满蒙相对论”，但在维护日本的“满蒙特殊权益”、阻挠中国统一的问题上，其主张与田中义一的主张并无实质区别。

日寇伪造的“南满”铁路爆破地点现场

田中义一领导下的政友会内阁及军部，在北伐进程中抛出了“满蒙领有论”。其具体主张有以下三点。

第一，“满蒙生命线论”，即强调东三省与日本具有特殊的历史关系，重视东北对日本在政治、经济、国防战略上的价值，将东北作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桥头堡。

第二，否定东北的主权归中国所有，主张日本领有东北。

第三，当北伐迫近东北时，日本就要借口“自卫”出兵，阻挠中国统一进程。

总之，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上不仅确定了武力阻挠北伐统一东北的方针，而且还确立了日本“领有满蒙”、占领中国东北的目标。这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政策依据与思想根源。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以河本大作为首的关东军，不希望东三省出现一个强势的中国政权，因而在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日本政府对关东军以武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处理，关系到日本此后的发展方向。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严厉处理肇事者，那么就有可能起到警告军部中下层不能擅自对华动用武力的效果。相反，如果日本不能严厉处理肇事者，那就意味着日本政府放纵陆军中下层恣意行动，从而导致日本驻华军事机构擅自对华动用武力、扩大侵略。

直到二战结束东京审判开庭，日本都未公开皇姑屯事件是由关东军所为，对于河本大作等肇事者也未进行严厉惩处。根本而言，对皇姑屯事件始作俑者的宽大处理，是政友会、民政党、元老及天皇对“满蒙领有论”的变相肯定，这导致日后关东军为所欲为。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不顾田中内阁的反对，于1928年12月29日断然举行东北易帜，中国的统一事业初步完成。日本对此更加感到威胁，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石原莞尔、铃木贞一等陆军要人组织“木曜会”，策动分裂东北。该组织决定“不到三十年占据满蒙”，为此日本的战备虽然无须顾忌中国，但要以苏联为主体，并需要防范美国参战。这预示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十五年战争、疯狂挑起对美战争并最终走向战败的历史命运。

（节选自《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演变：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王美平 著。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书籍简介

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演变

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

王美平 著

2021年1月/168.00元

978-7-5201-7025-3

本书运用实证主义与比较史学的方法，参考国际政治学、认知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以中国近代国民国家构建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客体参照系，以大量的日文原始资料为基础进行纵向流程性与横向专题性相结合的研究，主要探讨日本对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必要性、转型道路、转型动力及转型效果等问题的认识，展示了该时期日本对华观的基本内容、发展脉络与重要特征，揭示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深层动因与思想根源，阐释了日本对华观及其行动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入选2021年1月中国好书榜单

《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演变：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入选2021年1月中国好书榜单，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推荐理由认为：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认知的演变，不仅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还改变了东亚地区的传统秩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学术上重新梳理这一问题，对于当代中国人重新审视历史、面向未来颇具深意和重要性。本书综合运用实证主义和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在搜集和爬梳大量日文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日本发动侵华的深层原因，总结了日本自我认知与对华认知的规律，揭示出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和特点。全书学理严谨，史料充分，论据有力，是一本兼具理论性和警示性的学术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