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是如何客观评价军阀马步芳的?

专家学者是如何客观评价军阀马步芳的?民国时期军阀掌握着大量的部队,有着很高的军权,其历史地位相当于诸侯王,在封建社会,掌握兵权的割据势力能够封王也能废王,因此,军阀的政治地位就非常特殊且敏感了,评价起来也是很有难度。由于

民国时期,军阀握有大量军队,拥有很高的军事力量,其历史地位相当于王公。封建社会,掌握军权的割据势力可以封王废王。因此,军阀的政治地位非常特殊和敏感,很难对其进行评价。

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时间的相对短暂,对民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比较困难的。对马步芳的评价也不例外,甚至比民国普通人的评价还要纠结。这是因为他不仅是当地著名的军阀“青海王”甚至是“西北王”,而且是西北地区穆斯林群体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综合了政治、军事、民族宗教、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很难用简单的方式做出准确的判断。

正因为这种复杂性,对马步芳的评价也呈现出复杂性和时代性。民国时期,蒋介石中央委员会不仅被视为守卫一方的高级将领,而且被视为桀骜不驯的地方军阀,被进步人士斥为恶毒的反动军阀,还被一些穆斯林团体视为杰出人物。在新政权的新时期,马步芳不仅被彻底否定,而且有被妖魔化的倾向。政治上极端反动,文化上愚昧无知,生活上不道德无耻,道德上没有底线。然而,改革开放后,学术界逐渐有了个别或部分肯定的倾向。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权威的历史人物塑造。

在《青海历史人物传》一书中,作者力求对马步芳作出客观中肯的评价,同时在前言中表达了我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思想和观念。目前这样的评论和想法基本正确,但需要进一步把握。综上所述,评价马步芳要注意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不仅要跳出民族主义人物的小圈子,还要忽略他们家庭的文化影响。马步芳,甘肃青海回族,穆斯林信徒。从小在甘肃、青海的清真寺学习佛经,接受伊斯兰文化教育。因此,在随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要承载民族宗教文化的因素。因此,其主要军事和政治阶层的大多数成员是由种族和地理关系组成的。当时有“会说河州话就可以当官”的说法,“乐都文书转型(华龙、循化)的官员,大同湟中一两三(兵)的说法”。但马步芳深知自己的政治身份,是民国在青海乃至西北地区的党政军首脑,是多民族地区的国家代言人,这使得他不得不在民族至上的旗帜下,从其他民族中招募人才,笼络其他民族,以彰显其包容性领导和民族共和主义的执政理念,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关于他的无私、公正管理,甚至偏袒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利益,也有一些传说。

第二,既要坚持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又要摆脱用意识形态贴标签的简单做法。马步芳是国民党地方军阀,在政治上无疑是反动的。许多所谓的“功绩”已经证明了他作为反动军阀的属性。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它可能具有多重属性。在很多情况下,他的行为主要是基于他的切身利益,但有时可能在客观上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因此可能有积极的方面,如维护地方稳定、捍卫国家领土、发展文化教育、促进生态环境等。因此,在坚持正确的历史评价原则的同时,完全或单纯地以政治派别来判断好坏是不合适的。而是要客观公正地梳理和评价,分两部分、分阶段、分层次,不宜用妖魔化的方法去漫画化、攻击人。

第三,既要从行为的出发点看行为的本质,又要从行为的客观效果评价其优劣。就马步芳而言,其行为的起源是为了排除各种非利己主义,以确保其地方军阀的盘踞权力。但就客观效果而言,有些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出兵出省抗击日寇,会有一定的积极价值。所谓“六个中心(痛点)工作”,其中修路、积极植树造林、严格戒烟和促进扫盲都有积极的方面。比如,种植3000多万棵树,一度消灭了中国的鸦片,等等。当然,很多都只是政治秀。比如,在禁烟的同时,他大肆贩卖鸦片以中饱私囊。在工作方式上,强行招聘,强行执行,影响极其恶劣。

总之,民国人物马步芳需要从政治背景、社会环境、民族文化、个人素质等方面分析他的各种行为效应,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历史,服务现实。

马步芳本人及其治青海的历史,应从青海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广阔视角来评价。不可否认,马步芳以独裁加专制的方式统治青海,整个社会充满了暴力精神。其中既有统治者内部的利益纷争,也有各民族上层势力的消长与平衡,更有对严酷不满引发的军队哗变。周边存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如动用军事力量镇压青南藏人,杀害哈萨克族人,疯狂阻击西路红军,顽强抵抗解放军;利用强大的专制权力,政府垄断贸易,摊派苛捐杂税,残酷剥削各族人民等。可以形容为血债累累,万恶不赦和数不胜数的书。

马步芳的政治历程涉及“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与青藏问题”、国军进入青海推动青海建立政府和行省、抗战困难时期军队进入新疆抵御苏联等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马步芳充分发挥自己高超的政治才能,始终将青海纳入国家和民族体系,大力推进国民政府倡导的“六大中心任务”(被讥为六大痛苦任务),即组织护甲队、培养青年男子、积极植树造林、修路、严格禁烟、提升素养,一度使青海成为地方。

社会面貌得以改观,使青海社会缓慢地步入近代社会并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凡此种种举措,尽管在当时带有强制性和残暴性,但在另外一种声音中,就有“政治建设焕然改观”的赞叹。

评价马步芳,应站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加以剖析。正如研究者所认为的“国家史在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中又是一部具体的地方史”。

第一,当国民政府将“开发西北”提到议事日程而引发有志之士关注西北的潮流时,行伍出身的马步芳在年龄不到30岁的时候,就参与和决定着青海的重大军政事务,他以一个军阀当政者的胸襟气度顺应了时代要求和洪流,接纳一批又一批前来考察青海的军政、经济、文化、地质及社会科学等各界要员和学者名流,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让他们进行专项考察。

一方面,国人从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蒋经国的《伟大的西北》、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林鹏侠的《西北行》、顾执中和陆怡的《到青海去》、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马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李烛尘的《西北历程》等一批颇有社会借鉴意义和学术研究意义的著作中,比较翔实而客观地了解到当时青海的社会概貌、经济文化及民族历史各个方面,明确了青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内地著名的艺术家、科学家及教育家等来到青海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科学,促使了当时的青海社会眼界大开,近代科技文明运用于当时的交通运输业、医疗卫生业及民众日常生活中;青海的普通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中等师范教育及民族教育等近现代教育体系逐渐形成。国内第一部汉藏双语词典《藏汉小词典》出版,同时综合性的《青海》《青海概况》《最近之青海》等著作的公开出版。使长期以来远离政治文明中心的“边郡”而被边缘化的青海,备受国人正视和关注。

第二,马步芳作为一个拥兵自据于青海的专制军阀,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之时,坚定地站在了坚决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立场上。他将从父辈中接过的“精锐西军”转变为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新军”,毅然派遣到内地,开赴抗击日本侵略者第一线。这支军队由青海回、汉等多民族组成,是当时中国抗战骑兵部队的主力,迂回转战在河南、安徽各地。在八年抗战中,以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青海抗日健儿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史上,谱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正义之歌、捍卫国家独立的爱国之歌和不屈于外国侵略的英雄主义之歌,他们在二战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功勋不可磨灭。

马步芳是青海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和功过评价,许多前贤及其著作已有比较全面的描述和比较客观、全面、准确的评价,如杨效平先生的《马步芳家族的兴衰》、崔永红等先生主编的《青海通史》、赵宗福先生的《青海历史人物传》等。总体而言,这些描述和评价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将马步芳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分析和评价,给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科学的评价,值得肯定。

因此,对于马步芳这一青海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注意避免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避免狭隘的阶级意识,简单地从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来评价历史人物。要将马步芳及其家族放在近现代青海社会历史发展的时空环境中,做出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评价。

二是避免狭隘的地方利益主义,不虚美,不掩过。当前,部分地方在开发一些历史文化遗产时,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满足游客求奇的心理,不顾事实地夸大许多历史人物积极的一面,或只宣扬美好的一面而不能或者尽可能少地描述比较落后的一面,或者极力渲染一些生活趣事,娱乐历史人物。这种做法既不尊重历史,又是对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地方利益主义在作怪,应当加以制止。

三是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关于如何评价马步芳,我个人觉得首先要考虑到两个前提,一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环境。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地方和军阀的军事力量比较强势的时代。二是马步芳主政青海是民国中央政府承认和任命的。无论是马麒任西宁镇总兵、青海蒙番宣慰使、甘边宁海镇守使、青海省主席,还是马步芳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青海省主席,都是由当时的民国中央政府任命而担任的。因而马步芳作为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主政者同民国中央政府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利益等都是保持一致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基于以上前提,作为青海地方政权的主政者,马步芳要推行其政治措施以加强其政治统治,同时还要不断壮大其军事实力,来保障其政治统治的顺利实施及不被其他军事力量消灭或吞并。

1、其推行的“六大中心工作”是为强化其政治统治而施行的主要措施。

2、为要更好地加强地方政权统治和壮大军事实力,发展经济是基础。所以马步芳当时统揽了全省的赋税和商业、工矿、金融业,创办了“八大工厂”等,因其特殊的地位表现出封建性和垄断性,但客观上为边远地区的地方经济、民族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带来了近代资本主义商贸业的萌芽。

3、为维护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遗余力地阻击西路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出兵陇东、退守兰州、负隅顽抗。其行为和手段是极为残酷和残忍的。

4、抗日战争期间,马步芳整编部队,组成一支有回、汉、藏、撒拉等民族组成的8000人的骑兵师,赴中原参加抗日战争。表现了坚定的爱国思想和民族大局意识,对保证西北抗日后方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评价马步芳,要放在历史、社会大背景下,看其主政时为青海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正面成绩和客观效果,也要看其所代表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为青海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局限性。

马步芳因其所处的时代和所继承的政治遗产,使其身份带有双重性。一方面,他属于民国序列的将领,政治上隶属于民国政府,所以,他身上又有家国观念,具有国家民族主义的性质。另一方面,马步芳的政权更多地继承于其父辈马麒、马麟,只是得到了民国政府的认可而已。也就是说,马步芳的政治渊源在于其家族。所以,这个政权也将其家族的军阀特征一并继承了下来。加之,民国政府又是一个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而实际上疆域四周军阀林立的政权。所以,深居西陲的马步芳一如其父辈,在很大程度上是青海地方军阀,其施政的出发点和路径带有鲜明的民国军阀特点,这和当时其他周边地区保境自大的军阀别无二致。这就决定了马步芳身上鲜明的本土民族主义的性格。总的来说,这种由时代和家族渊源形成的国家民族主义和本土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贯穿了马步芳的一生,也决定了其政治轨迹和命运。可以说,从这种双重性格入手考察马步芳的政治生涯,或许能得其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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