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遗产税直接税间接税(房产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样吗)

记者谢伟北京报道。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研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稳定发展金融工作。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协调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本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调整力度和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最近几天，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等问题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如何理解三重分布？如何让大家都参与到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来？企业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在税收和社会保障领域出台哪些政策？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吗？对中高收入群体有什么影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石都认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仍然是初次分配。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是大势所趋，但调节贫富差距的预期不宜过高。

在人文逻辑下，公平与效率不再是“跷跷板”

“要理解共同富裕，常用的理论概念是效率和公平。这次会议强调，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前有‘效率优先于公平’的说法，现在没有倒过来说‘公平优先于效率’。”刘尚希告诉记者《中国经济周刊》，在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解上，过去理论界似乎有共识。一般认为他们是“跷跷板”，注重效率可能不公平，但这其实是基于物质导向的逻辑。如果从物质逻辑转向以人为本的逻辑，也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付诸实践，公平与效率是可以融合的。

根据刘尚希的进一步分析，社会所有人的能力普遍得到提高，就业、创业和创新能力得到提高。过去相当一部分人只从事简单的劳动，现在他们可以承担复杂的劳动，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收入也会上升，这也会带动经济转型和效率提高。这样一来，效率和公平就会融为一体。因此，当我们从物质基础逻辑转向人文逻辑时，公平和效率自然不再是“跷跷板”。

“中央还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富裕。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才是共同富裕的本质。”刘尚希说过一句老话，贫穷是能力的贫穷，财富是能力的财富。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就是能力的差距，社会成员的能力总是有差距的。总的来说，群体能力的差距，如农民和公民之间的差距，可能是由体制机制造成的，而不是由个人努力造成的。因此，要多做一些关于基本制度的文章，为所有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这样才会有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这样，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我们需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当任何一方出现突出问题时，我们都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它们，这样它们才能相辅相成。”石说，特别是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效率是一种手段。只有在一定阶段优先考虑效率，才能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虽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分配公平和收入调节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尽管取得了成就。在这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也提出了许多政策措施。

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调整的基础。

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出“构建协调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本制度安排”。那么，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三个分布的意义呢？

一般认为，调节收入分配有三种方式，即所谓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由市场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再分配是政府主导，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保支出等方式进行分配。第三种分配是社会主体自愿参与的财富分配。

石告诉记者《中国经济周刊》，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调整的基础，这主要是通过市场化公平竞争实现的。在初次分配阶段，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但仍存在一些滞后问题。要素的充分流动仍然面临障碍，例如，劳动力要素流动仍然存在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障碍；又如，员工集体协商工资的能力不够，导致最初的分配环节不利于劳动因素，反而更有利于资本因素。

石还表示，在初次分配时，更重要的是，提高收入的关键是提高居民的创收能力，或者说创造财富的能力，这涉及到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目前，我们的教育制度可能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小学和大学都受到地区经济发展和管理体制差异的影响。目前，在教育经费分配中，财政失衡问题较为突出。

“在二次分配中，财税是最重要的分配手段。二次分配也是实现公平最关键的环节和手段。”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石表示，许多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初次分配后，基尼系数普遍高达0.4左右，但再分配后，基尼系数降至0.35左右，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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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尚希则直言，贫富差距扩大是全球性现象，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研究发现，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又回到了二战之前的状态。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做了很多调节贫富差距的工作，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利用所得税来调节贫富差距，是有成效的。然而现在慢慢又开始拉大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他进一步分析称，我国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过去，我们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但社会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就不能任由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走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资本逻辑，在此条件下走向共同富裕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则有制度优势，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资本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资本的负面作用也要进行相应的限制。” 刘尚希表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基础性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一定能看到明显成效。

　　在他看来，如今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难度更大，形势也更加复杂，甚至出现了“100-1=0”的情况。也就是说，只要有一项关键性、基础性改革措施不落地，那么，其他100项改革措施都难以落地。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改革创新来推动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与此同时，也要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他们的贫富差距一度缩小，后来为何又逐渐扩大？是调节力度不够吗？所得税安排做得不好？法律出了问题吗？这些可能都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资本逻辑。”刘尚希说，资本发挥作用应当限定在经济领域，而不能在社会领域，甚至政治领域也发挥作用。否则，资本就不仅是一种财产权利，可能变成了一种社会权利甚至政治权利，造成社会的不公平。

　　在他看来，所谓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资本至上。如今，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五六万美元，但贫富差距仍逐渐扩大。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人民至上”，既能充分利用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限制资本的负面作用，这也使得我国能找到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分配不公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要素收入中劳动要素收入贡献较低，从而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

　　施正文直言，我国税收调节中的突出问题是税制结构不能体现公平导向，我国税制结构是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为主，最终税负是转嫁给消费者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部分要用于基本消费品的支出，恩格尔系数高，不得不大量承受所含的间接税负担。而高收入阶层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低得多，购买的更多的是房产、股权等资产，在总收入和财产中的税收负担反而较低。这就导致了税收的累退性，成为制约税收公平分配职能的核心问题。

　　在施正文看来，未来必须要在劳动、资本及其他要素之间进行税收调控，降低间接税，提升直接税。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所得税，这是真正的直接税，因为企业所得税也存在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企业雇主、职工的可能。

　　“个税的调节在各国中也是最重要的。” 施正文分析称，个税发挥作用体现为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个税的累进性，因此要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尽可能广泛地涵盖各类个人所得，甚至纳入短期资本所得，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二是个税的体量和规模要大，从而能够提高调节收入分配力度。因此，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如房产税、财产税的比重，才能使税收结构朝向分配调节方面优化。

　　“另外，间接税规模可能长期还会较高，因此也要尽可能减少其对调节的负面效应。” 施正文表示，比如增值税，可以对生活必需品等行业的产品和服务适用低税率甚至给予免税。

　　两位学者都表示，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是大势所趋，但对其调节贫富差距的期待不宜过高。

　　“房地产税，从长远来讲，在共同富裕中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施正文说，房地产税的收入规模可能并不是很大，但它的其他功能很强，对于公共治理和社会转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遗产税也有着重要作用，遗产税在许多国家税收收入中占比很低，但其目的在于督促富人多做慈善公益事业， 促进民生改善，激发青年一代自力自强，也就是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施正文举例称，许多国家就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在创造财富阶段，对资本有税收优惠，鼓励创造财富，彰显个人能力和价值。但在财产享有阶段，通过重课遗产税（其起点税率就高达30%，最高税率达60-70%），倒逼富人更多承担社会义务，发展公益事业，激发年轻人自食其力，营造奋发向上的社会氛围。

　　刘尚希则直言，舆论对于房地产税关注度很高，也有着各种看法和分歧，都很正常，但对房地产税调节贫富差距的期待不宜过高。

　　他分析称，首先需要明确，房地产税在世界各国都是小税种，在无论是国家财政收入抑或地方财政收入层面的比重都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依靠房地产税去调节贫富差距，作用是有限的。发达国家有复杂的政府再分配系统，税收力度也很大，但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当然，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但不能高估这种作用，更不能有幻觉。”

　　“促进共同富裕，重点还是要在规范初次分配上做文章。”刘尚希说，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之间是相关联的。比如，群体能力的差距，可能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相关，后者又与财政能力直接相关。足够的财政能力，就要求足够的税收收入。因此，分配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能力上去，在物质财富的圈子里绕来绕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把低收入者能力的短板补起来。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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