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杨弃飞每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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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关店”风波尚未平息，深圳政府及时发力。
日前，深圳市商务局召开跨境电商企业座谈会，听取企业对近期深圳亚马逊卖家“关店”事件的意见，为进一步制定解决方案提供决策参考。据媒体报道，本次会议主要是收集企业信息，包括企业店铺被关闭的情况，这种影响遇到的困难，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今年4月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两个月，亚马逊以“不当使用评论”、“向消费者征集虚假评论”、“通过礼品卡操纵评论”为由，掀起了大规模的“店铺关闭”浪潮。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万家中国卖家“店铺”被封杀。其中，深圳企业受影响尤为严重。
深圳跨境电商跌宕起伏的故事也被揭开。
哀悼当中，“莆田五虎”“华南城四小虎”受影响的说法，让深圳两大跨境电商聚集地迅速“出圈”；时尚电商SheIn、电子配件公司Anker、手机品牌语音传输等故事。“墙内有花，墙外有香”也是被反复谈论的话题。
事实上，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深圳跨境电商进入了新一轮的爆发式增长，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春”。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跨境电商货值突破千亿，超过去年全年，拉动今年上半年深圳进出口总额19.3%。
然而，“去年有多美，今年就有多惨”。面对眼前的冲击，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特殊情况下跨境电商的快速增长能否成为深圳的又一个长期增长点？
一种说法是，特区成立以来，深圳进出口经历了三次转型，——年前，关键词是做工厂；过去20年，关键词是做外贸；在过去的10年里，它一直是一个跨境电子商务。
过去十年，当平台经济席卷全国，创造出繁荣的电商市场时，以外贸为特征的广州、深圳的平台转型几乎是在沉寂中进行的。在外界的报道中，每当提到电商新经济，广深总是被称为“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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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业内另一种声音揭示了广深的新可能：“如果跨境电商像今天的电商一样普及，那么广深肯定会出现头部公司，甚至可以说头部公司只会出现在广深。”
深圳已经出现了集聚效应。根据2019年的数据，中国70%的跨境电商集中在华南地区，而华南地区80%的跨境电商集中在深圳。深圳15万多家中小跨境电商卖家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全球速卖通、Lazada、亚马逊、易贝等平台开店，几乎占中国跨境电商的一半。
深圳跨境电商正在等待一阵风。现在，风来了。
去年初，疫情冲击传统外贸，迫使更多企业“上线”。数据显示，去年1-5月，即使在疫情最严重时期，海关监管码下深圳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也达到52.67亿元，同比增长50.15%。
冯晓，深圳亿达通公司联合创始人，《APEC跨境电商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分中心主任，在深圳从事跨境电商相关工作20余年。据他观察，疫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线上订单的增长，这一点在大量跨境电商进入行业，稀释了过去一些行业少数龙头企业拥有的高额利润这一事实中尤为突出。
为什么跨境电商公司逆势增长？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一汉
反过来，对于深圳来说，这是对跨境电商行业的一次考验。正如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局长邢玉静所说，“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压力测试，那么跨境电商的测试结果显然‘非常好’。”跨境电商展现了重塑生产、消费、服务模式的能力，迅速成为推动消费升级、提升服务质量、创新生产方式的重要力量。
相比后非典时期电商的迅速崛起，行业内的一些人也开始期待起来。机会即将转向跨境电商行业，前期积累的深圳即将迎来跨境电商发展的“第二春”。
然而，亚马逊的禁令措施就像“闷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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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忠雄认为，中国卖家在亚马逊上的暴涨造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部分卖家确实将国内互联网平台上的做法延伸到了国际平台。
另一种反思指向亚马逊——对平台的过度依赖，让企业被动，平台的麻烦牵动着企业的神经。
对平台的“渴求”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深圳跨境电商的发展脉络中。
事实上，去年深圳跨境电商处于“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大量传统外贸企业“被迫触网”后，带来了棘手的问题。一个例子是，有从业者指出，跨境电商企业由于规模小、组织管理不完善等原因，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
当时，邢玉静曾呼吁深圳跨境电商要有“今天的亚马逊就是我的明天”的野心。
在政府层面，政府也注意到了龙头的缺失。
去年7月发布的《深圳市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指出，深圳“缺乏大型综合电商平台，总部经济集聚效应低”；
同年9月，《深圳市关于推动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迅速响应，将“加快发展大规模电商。
务平台、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应用、强化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优势、搭建成熟完善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体系”；
而今年出炉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被深圳认定为总部企业、并在深圳建设线上平台的电商平台企业，按其获得总部企业认定至申报年度之间落户项目实际发生投资额的10%给予资助，累计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坊间认为，对于深圳而言，跨境电商平台正是其主要的着力点。
但要打造下一个“亚马逊”，面临的是多个层面的问题——无论是触达全球供应链架构、还是数十年建立的消费习惯。
肖锋提出一种从卖家入手的解决方式：事实上，在亚马逊所代表的B2C电商模式之外，还存在大量未能完全激活的B2B交易需求。跨境大品牌卖家背后往往是数十甚至上百个中小型经销商，由于流通成本和采购安全等因素无法实现直接交易，而在深圳，已经出现了外贸综合服务大型平台企业。这有可能是深圳打造跨境电商平台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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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背后对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实现数字化对深圳整个外贸系统的赋能？
中山大学岭南经济学院教授林江复盘此次事件时指出，由于跨境电商从业者通常属于中小企业，不太了解跨境电商行业的法律相关规则，也缺少专业团队给予及时的意见，如何维护这些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很重要。借此机会，深圳政府一方面可以加强与企业、平台的合作，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更需要给他们提供咨询和引导扶持。
缺乏政府的有效参与，跨境电商企业的热度也可能是“昙花一现”。肖锋的担忧是，在疫情下“催熟”的跨境电商企业，并没有形成足够的信誉度，又呈现出同质化发展的倾向。经此一役，跨境电商企业的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上游制造商，使跨境电商产业错失难得的发展机遇。
深圳出手后，如何更进一步精准引导跨境电商行业发展？
在肖锋看来，比起打造一个足够大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能否提供有效运行的系统。一种做法是，通过政企结合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推动政府性服务和监管层面的制度创新。具体到跨境电商领域，就是对无论2B还是2C业务，进行数字化整合，政府则参与提供贸易综合服务。
放眼全球，这种“系统先行”的策略已有先例。以新加坡港务局为例，其不仅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整合东南亚等地区港口网络，甚至对跨国文件进行有效匹配、转换和翻译，最大化降低贸易行政壁垒。
据肖锋了解，从深圳市到广东省层面，均在设立外贸综合服务公共平台，通过建立数据底层，并由相关综合服务平台企业作为外层嵌入，通过提升系统数据的价值，推动自主贸易的发生，并进一步实现自主品牌的建立。
在数字化赋能基础上，深圳也有望真正建立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
林江指出，除了发挥自身在港口、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深圳还需要联合香港、东莞、广州等大湾区城市，共同打造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香港是国际物流中心和基地，东莞是内地的物流配送中心，同时也是制造业基地；广州也拥有立体的交通枢纽体系，物流供应链优势也很明显。如果上述大湾区城市能够携起手来，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的建设也就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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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认为，跨境电商成为外贸和经济转型的支撑点，这是由疫情推动的，也说明跨境电商是有发展前景的。不过，跟芯片一样，如果跨境电商的平台被控制在别人手上，自己就可能随时被“卡脖子”。而与芯片需要从基础研究抓起不同，跨境电商平台的打造，更要有“世界语”。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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