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胞胎女子事件曝光后，人们一直在关注。央视对此进行了采访。来看看具体情况吧！
00-1010有关方面在继续组织防范机制的同时，也要努力打捞历史旧案，做到除恶务尽，“该救的都救”。
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通报了“丰县八胞胎女童”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回应了事件的几个疑点，并对17名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同时，通报还指出，江苏省近期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和保障群众权益。
该报道直面舆论对“丰县八子女”事件提出的各种质疑，严肃追究相关人员失职渎职责任。除了平息个别案件的舆论争议，江苏省还持续开展相关专项整治行动。这预示着“通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让各界对后续的整改结果充满期待。
需要注意的是，打拐专项行动虽然是对旧案的打捞，但实际上是对当前社会关切的务实回应。因为在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加强对拐卖等犯罪的打击力度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所以即使发生在过去，社会对这种犯罪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
一个有代表性的细节是，据媒体披露，《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最近在网上征求意见，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42万条法律意见。这种“看得见的”民意表达，理应得到“看得见的”治理的呼应。
当然，考虑到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的高峰，至今已有好几年，像24年前发生的这起“奉贤事件”。那么，无论是对妇女儿童等群体权益的全面深入调查，还是对相关犯罪的依法打击，不仅需要突破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更需要超越现实的种种阻力。因此，在开展专项行动的过程中，有关地方和部门既要积极运用技术手段穿透历史的尘埃，又要负起责任，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丢掉不必要的思想包袱。
比如，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调查旧案而影响当地形象。相反，以推诿、回避的方式逃避就医、掩盖问题，伤害人心、拖累当地形象，是不明智的。事实上，这一事件的舆论发酵过程已经给出了深刻的教训。
此外，通知还指出，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特殊群体救助和关怀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这一点需要注意：不要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留下盲区，为恶的滋生提供缝隙。
要明确的是，依法保障妇女权益一直是政府不可或缺的业务。正在征求意见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显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不及时制止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或者对受害妇女给予必要帮助，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因此，重视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应该是每个地方和管理者的必要做法。
当然，开展专项排查治理不应该仅仅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部门的责任，更应该凝聚社会力量，形成一盘棋的治理格局。去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明确规定，坚持和完善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一体化的反拐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反拐工作的法制化、协调化、科技化、社会化水平。在此要求下，有关方面在继续编织密防机制的同时，也应努力打捞历史旧案，达到除恶务尽、“该救的都救”的目的，让公平正义惠及所有人。
向丰县学习，开展专项行动，消除拐卖人口盲点。
央视调查采访丰县8孩女子事件
为什么所有的郡和村庄都互相看不见了？“丰县八胞胎女子”事件再次揭示了基层治理的四大顽疾。
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关于“丰县八子女”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发布。对这一事件通报中的诸多疑点进行了解释，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行为进行了严肃处理，回应了舆论和社会的关切。
这一事件的教训十分深刻，再次暴露了屡遭诟病的基层治理四大顽疾，尤其令人警醒。
顽疾：流于形式，浮于其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难禁。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通报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行为时的高频词。
从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存贤、徐州市妇联副主席高伟、丰县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秀、欢口镇镇长邵红珍，包括县、镇两级主要领导都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可见问题非同寻常。
针对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中央近年来力度不大，但屡禁不止。其突出表现是，会议靠会议落实，任务靠文件布置，“成果”靠材料和台账展示，做得好的，浮在上面批示、听汇报、看材料，但落实情况和实际效果如何又是另一回事。
具体到丰县，无论是县一级还是乡镇一级，关于提升人民福祉和幸福感的会议和文件应该不会少，也会有措施出台。不能说这些措施
都是花架子，但“生育八孩女子”这样的极端事件长期存在也是事实，这不正暴露平时工作中的不严不实吗？
通报指出，丰县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镇长邵红振都存在“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直接后果。
出事的是丰县，其他地方呢？
顽疾二：纪律丢脑后、责任放一边，基层治理陷空转。
通报中，“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也是被通报处理的丰县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通病。
县委书记娄海“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县长郑春伟也是这样；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欢口镇镇长邵红振也是如此；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同样存在“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县、镇、村三级，几乎所有被通报点名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都存在这一问题。
层层“违反工作纪律”，个个“工作不负责任”，平时看似相安无事，实际上矛盾不断积累、问题不断放大，最终不可收拾。不管是“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还是“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这些失职渎职行为，实际上就是办事程序走走过场，基本规范丢弃一旁，纪律要求不当回事，履职尽责挂在嘴上，基层治理陷空转。
“看似人人经手，其实个个不管”“圈阅一大堆，意见没一条”“个个都是‘二传手’，没有主攻手”……基层治理空转表现形式多样，但说到底，都是对问题视而不见，做事情避重就轻，要么文件转一转，要么空洞表态“按规定办”，其结果往往就是会议有传达、工作有布置、事后有督查，但工作没进展，事情没解决。
“只要有一个环节负责，‘八孩女子’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制止和纠正。”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书记李文飙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警示我们，基层治理空转现象不容忽视。
顽疾三：走村不入户、“不见面指挥”，脱离群众酿风险。
通报中，有6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存在“失管失察”问题。
如，丰县县委统战部三级主任科员陈修峰，在担任欢口镇党委组织委员期间，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任，失管失察；丰县欢口镇综治办史瑞红，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
这些干部都是县乡干部，理应对“生育八孩”这样不同寻常的事情早有了解，对生育这么多孩子的家庭和女子进行实地探访，对虐待行为进行管教和处理，然而最终都“失管失察”了。这暴露出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乡镇干部是名副其实的基层干部，走村串户当是工作常态。然而，在欢口镇先后任镇长、镇党委书记的徐善修，自称“之前没听到过此事”，任职5年没去过一次董集村，只有一次在村边地头“站过”；欢口镇镇长邵红振虽然到过董集村，但“只进村未入户”。
这种只在“村头站站”的基层干部，其实在很多地方并不鲜见。有的工作岗位在村镇，生活重心在城里；有的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用电话、微信群遥控，习惯“不见面指挥”……基层干部本该身在一线，成为群众的“身边人”，却似乎在交通愈发便利、联系渠道愈发多元的当下，离群众越来越远了。
基层干部脱离基层，这一新苗头需要特别重视。
顽疾四：乡村自治成了相互包庇，法治落伍、德治缺位，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通报中，镇村一级多名干部还存在违规提供便利、包庇、放任等问题。
如，丰县欢口镇原民政助理于法贞，在担任欢口镇民政助理期间，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变更结婚证登记时间；丰县欢口镇计生站于秀娟，对严重超生问题隐瞒不报、放任不管；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
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土熟人社会的特点。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拐弯抹角都能扯上关系，于是能行个方便就行个方便，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殊不知，这是在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打掩护、开绿灯。
中央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三方面缺一不可。自治不是搞你好我好的相互包庇，村里的任何规约和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坚守道德底线和社会正义。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提醒我们，乡村法治意识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消除麻木的看客心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关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有政策文件出台，这是一项庞大、繁杂、艰巨的基础工程，难题多、任务重，“政绩”未必明显，费心未必“讨好”，但等不得、拖不起，亟须下定决心办好、下足力气干成。
拐卖妇女罪量刑标准
1、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拐卖妇女买家会被判刑吗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拐卖儿童、妇女的时候,如果对被拐卖的儿童、妇女进行收买的,就会构成刑事犯罪。读者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帮助,欢迎到华律网进行法律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