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本质是意识还是身体？我们应该通过基因技术成为“超人”吗？3354《再创世》主题

作者/曹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助理教授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多不完美。为什么不把我们变得更适合居住？——悉达多慕克吉

2018年，中国基因技术研究团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实现了首例人类胚胎基因改造实验，使婴儿免疫艾滋病。这一“成就”从一开始的惊艳和引人注目，到后来的争议和批判，凸显了基因技术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矛盾处境。一方面，自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发现DNA模型以来，科学家们对基因预测、治疗甚至基因改造的可能性充满了雄心和期待。另一方面，当基因技术的发展逐渐触及类似“人性”的底线时，各种恐惧、质疑、反弹也随之而来。是否应该通过技术“改造”人类？我们不应该努力让人们变得更好吗？似乎曾经不可战胜的科技发展，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候，终于又慢了下来。

沃森(左)克里克(右)

人类改造的起点

回到起点。虽然科学家在1953年就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但基因技术对人类的真正应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发展。虽然随着胚胎干细胞的发现，科学家们打开了基因改造的可能性，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尝试立即遇到了新的技术障碍。与“激进的”基因改造相比，基因预测和保守的基因治疗发展得更快。《基因：人类最亲密的历史》悉达多慕克吉提到一个案例。1990年，一名因自发基因突变导致免疫系统未发育完全的小女孩参与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基因治疗项目，接受了向其体内注射转基因T细胞的治疗，以治疗基因突变导致的免疫缺陷。即使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对许多基因治疗学者来说是有争议的，但从那时起，基因治疗确实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然而，不到十年，一个18岁男孩的死亡，给基因治疗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乌云。杰西格尔森(Jesse Ghersin)天生就有代谢相关基因突变，无法正常代谢蛋白质，但幸运的是，在药物和饮食的调制下，他的病情可以得到控制。1999年夏天，他参加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因治疗实验。有了治疗小组的解释，我相信这不仅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而且风险也不会太大。然而，在注射转基因病毒后的四天内，格尔森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出现了肝损伤、肾衰竭、肺硬化和虚脱，最后在绝望中死去。这件事之后，几乎所有的基因治疗实验都在2000年被勒令停止。后来有学者形容基因治疗几乎等同于被流放到科学苔原。

图//Pixabay因此，在1990年到2000年间，无论是激进的基因改造还是保守的基因治疗都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另一方面，通过读取基因来预测或确定疾病的基因诊断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始于1990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将于2003年完成，大部分人类基因组已被测序。这意味着，即使基因技术还无法干预和改变我们的身体组成或遗传特征，科学家已经能够通过读取基因组的信息，“预先确定”基因组中是否存在缺陷，并采取预防措施来消除这些缺陷。比如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在得知自己有BRCA1和BRCA2基因缺陷，并考虑到家族病史后，选择了预防性切除，以降低患癌风险。另外，其实一般人离这种基因预测技术也不远了。比如在台湾省，孕妇在怀孕初期需要做一系列的产前检查，包括唐氏症筛查、羊水穿刺等胎儿染色体检查。

2000年后，因盖尔辛惨案而几近终结的基因疗法，又慢慢站了起来。比如2014年，基因科学家宣布基因疗法可以治愈血友病。甚至在2015年，中国遗传学家发表了一份关于人类受精卵“基因组编辑”的报告。甚至如前所述，2018年备受争议的人类胚胎基因改造实验。换句话说，转基因现在是可能的。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已经到了关键的选择时刻：是否应该通过科技改造人类？

人类染色体组型图。图/Wikipedia

两种超人类

在相关讨论中，有一个关键概念“超人类主义”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的起点。用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的话来说，超人的核心思想是：“现在的人性可以通过应用科学或者其他合理的方法来改善。这些方法不仅可以延长人类健康的寿命，扩展我们的智力和身体能力，还可以加强我们对精神状态和情绪的控制[1]

up>。」在这边我想要先做几个概念的区分。一方面是所谓的「超人类」（transhuman）与「后人类」（posthuman），这两个概念在许多时候其实指涉的是相同的状态。例如，Bostrom 讨论的「超人类」，正是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中所称的「后人类」。在此我倾向使用「超人类（主义）」指涉支持透过科技改造人类自身的理念与状态。因为「后人类」这一概念对于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等女性主义哲学家们来说有着另一指涉。另一方面，在此比较重要的是，所谓「超人类」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前述透过基因科学尝试改造人类「本质」，另一种则是透过与科技物嵌合而诞生的「赛伯格」（cyborg）。

赛伯格，全称为「模控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最早出现于 1960 年代，由曼菲德．克莱恩斯（Manfred Clynes）与内森．克莱恩（Nathan Kline）两人提出。在那个美俄竞逐太空探险的年代，「赛伯格」所代表的想像是，我们是否能够重新设计「人」以符合外太空环境。同时，赛伯格的想像也跟资讯理论与科学的发展有关，当科学家们将人的心智比拟作一种资讯运作的模式，一种抛弃脆弱肉身的意图也油然而生。这种赛伯格式的超人类更常是科幻电影的题材，例如，早期的《机器战警》中，被改造成机器人的警官墨菲；或是晚近，《成人世界》中，一位开发人工智慧的程式设计师，最终在一场意外后，意识被上传至一台机器人。当然，最经典也引发最多哲学思辨的日本动画《攻壳机动队》，其中只剩下大脑是其原生生物机体的草薙素子，她对于「存在」的探问，也更凸显了赛伯格与超人类主义需面对的根本问题。

什么是「活着」？

首先，我想先跟着草薙素子的追问，在透过科技物的嵌合改造人类身体的未来，怎样才算是「活着」？对人类来说，存在的状态就意味「活着」吗？但是，怎样又才算是「存在」？从超人类主义的角度来看，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观点，「意识」才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身体」虽然是必要的载体，但并非不可更换或改造的。因此，不管是基因改造与治疗，还是将人类身体嵌合或替换成科技物，在超人类主义看来，都是要试图透过科技的应用来克服原先会受老化、疾病与损伤所苦的身体状态。

换言之，有别于一般保守主义者常认为人是上帝的造物，超人类主义者主张，即便人真的是上帝的造物，那么这个造物者的设计也是有缺陷的设计，而我们应该要透过科技来改善此一缺陷。但若是如此，作为仍保留着生物大脑与自我意识的草薙素子，为何还会产生存在的疑问？这边让我们对照另一部电影《点燃生命之海》，这部法国电影描述一位因跳水意外而全身瘫痪的男子拉蒙寻求安乐死的历程。电影中有个桥段大概是这样的，当拉蒙的亲友认为他还「活着」该珍惜生命时，他回应：我这样真的还能算是活着吗？草薙素子与拉蒙之间的对比，凸显出也许「身体」并不如超人类主义者想像那样只是有缺陷的载体。有意识、能听闻口说的拉蒙，在全身瘫痪的处境中无法感到「活着」，但即便装载了全机械义体，草薙素子也绝非就毫无疑问地「活着」。

这种强调「肉身身体」乃是人类「活着」的重要基础的观点，正是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一书作者凯萨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的立场。海尔斯认为，人的肉身身体提供了高度複杂且差异的感官感受能力，这使得每一个有着不同组成与特徵肉体的个体，都感受着不同的经验、活着不同的生命。因此，对于海尔斯而言，「活着」绝非仅仅是意识的运作，而更是我们那差异的或也许脆弱的肉身身体，在与环境的触碰、交流、行动或抗拒中，所绽放出的各种体验与感受。甚至是在痛苦与死亡的恐惧中，「活着」才更清楚地、对反地显现出来。

什么是「生命」？

那如果不抹除肉身身体，而是透过基因治疗或改造，如此一来，我们还是有着複杂且差异的身体感受能力，这样的「超人类」是否就是可接受的？在生物保守主义（bioconservatism）阵营看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面对「到底什么是生命？」的问题。这里指的不是科学定义上的争论，而同样也是偏向哲学思辨的问题。在生物保守主义阵营这一方，这个问题讨论的一个核心是：我们能或该「控制」生命的形式吗？或者，生命本就该有着不可控制的成分？用生物保守主义阵营大将迈可．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对于「天赋」的感激。

这里的讨论得先区分几个层次。首先，如果单纯高举「生命本质」这种理念，恐怕会忽略了对于现实苦难的关怀。也就是说，事实上就有着许多生命因遗传基因的缺陷，注定面临难以承受的苦难，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唐氏症。而现今的基因科技已能在怀孕初期检测出胎儿是否有染色体异常。那么，难道我们不该尽力避免生命承受这样的苦难吗？这答案的争议性显然较低。穆克吉在《基因：人类最亲密的历史》中也提到了，目前科学家们普遍的共识是，若某一种会造成极大生命苦难的疾病，已能透过基因检测几乎百分之百确定突变的基因将会致病，那么非强制性的干预措施便是可接受的。生物保守主义阵营的另一大将，德国社会学家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在这一点上也持赞同立场。

然而，除此之外的情况，就有着高度争议性。关键问题在于三点：可控制性、自主性与公平性。首先，第一个争议点是，基因科技虽然历经了几代的发展，但到底所谓可预测、可控制的程度有多高？如果像是穆克吉说的，基因组的改变实际上难以準确预测，且还有难以考量的环境影响因素。那么，这不免让人想起，当代以理性、科学为名，却总是发生「意外」的各种事故。穆克吉在《基因：人类最亲密的历史》书中，有一句话是相当警醒的，他说：

「人类能负责任地增强自己的基因组吗？增加我们基因编码的自然信息，会有什么后果？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基因组变得好一点，而不冒会让我们自己坏很多的风险。」

第二个争议是关于自主性。也就是，以哈伯玛斯的措词来说，这是关于「孩子的自由」。倘若父母不是因为重大疾病的缘故，而要对子女的基因进行检测甚至修改，这是可以接受的吗？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意外得知，父母在你出生前已帮你「决定」了可能的天赋倾向，你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无法预测且难以承受的苦难该被排除，但被他人（某种程度上）决定且无从异议的人生，恐怕就不见得令人嚮往了。此外，若以桑德尔的角度来看，这种自主性的丧失也就意味着人（胎儿）已物化为商品。

而当我们可以「订製完美」，第三个争议也就浮现：基因科技会否成为阶级不平等再生产的终极手段？也就是说，当基因科技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必然所费不赀的情况下，能够订製完美基因的当然是那些付得起钱的人。如此一来，阶级不平等的问题，不仅会因资本的再生产无法改善，未来会否也将因「基因的再生产」更加恶化？事实上，这可能不是未来的情境。现阶段，一些产前检查的自费项目中，就有着要价相对高昂的基因检测。如此一来，「别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这类广告术语，也许将会变成「别让你的胚胎输在起跑点」。订製完美的疯狂竞赛成了下一波资本主义的热销卖点。

什么是「科技」？

除了「可控制性」、「自主性」与「公平性」这三个问题可作为我们讨论的争点之外，最后，在思考「是否该透过科技改造人类」的问题上，我认为也许还可以追问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科技？科技一般被视为是人达成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在哲学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看来却不是如此。海德格主张现代科技是一种对于自然的限定与强求，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中，都仅仅成了潜在的「资源」。甚至，在海德格看来，「人」如今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中也成了某种资源。

我们也许可以单纯将科技当成是工具，甚至认为科技在今天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创造能力。但如果我们愿意选择更谨慎地面对科技，听从海德格的提醒，注意到现代科技虽然可能有其生产与创造能力，但却也将人们带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参考文献

1. Bostrom, N. 2005. In defense of posthuman dignity. Bioethics, 19(3): 2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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