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疫苗技术，az疫苗是重组疫苗

作者/Sarah Gilbert，Kathleen Green译者/廖，郭在我的余生中，我相信人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当我听到疫苗临床试验的结果时，我是什么感受。答案是我当时没有任何强烈的情绪。当然，疫苗被证明有效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是结果这么复杂，我有点惊讶；一群学者的结果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三个数字。另外，我很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后，因为我不能和任何人讨论测试结果，所以我在任何人有机会和我说话之前就上床睡觉了。

那天是11月21日，星期六。临床试验是由我的同事安迪波拉德教授进行的。他早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数据的分析结果会在周末发布。像全世界的人们一样，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2020年1月，我们只花了几天时间就设计出了疫苗(当时我们设计疫苗是为了以防万一)。后来，当我们发现对疫苗的需求越来越明确时，我们以创纪录的速度在65天内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在病毒席卷全球的过程中，我们在四大洲寻找志愿者进行人体试验，生产了数百万剂疫苗。

波拉德教授是牛津大学新冠肺炎疫苗试验的首席研究员。图//詹纳研究所我二月份去找波拉德，邀请他做临床试验主持人。我的工作领域是早期疫苗研发，波拉德负责过几个非常大的疫苗试验项目，在处理疫苗相关政策(即疫苗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使用的)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当时波拉德并不知道自己会面临如此惊人的工作量。

我们知道疫苗是安全的，我们当时也确信它是有效的，但我们没有数据支持这一观点。我们从数千名志愿者那里获得了数万个数据点，并对它们进行了分析，以确定我们的疫苗是否对新冠肺炎有保护作用，以及保护作用有多大。如果结果超过50%，则认为是成功的。

一旦分析结果发布，我们将开始通知所有重要人士，并将结果填入我们已经准备好的新闻稿中。波拉德认为可能会在周日。他让我“晚上喝杯红酒，好好睡一觉”，等通知。

我预见到下周我会很忙，所以我知道我必须先做一件事，那就是洗衣服。为了迎接新闻发布的场合，我还从网上商店订购了一些新衬衫。试穿后，我发现其中一件衬衫不适合我，必须退货。其实不急退货，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做完一件事(不管多小)对我的心理健康有好处。接收点在一英里外的报摊。在凉爽的十一月天散步应该很不错。

一路上，我看到了许多圣诞灯。现在才11月21日！经历了这样风雨飘摇的一年，人们似乎都想尽早拿出照明来振奋一下心情。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孩子在学校的最初几年。圣诞节的准备工作从十月底就开始了。他们不得不在学校呆到很晚，为圣诞剧做准备，然后他们充满了关于圣诞节的话题，直到学期结束，他们在家里度假。一方面，他们觉得累，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无聊，不知道该做什么。那时候圣诞节还没到呢！今年，早早装饰好的圣诞树似乎在提醒我们，年底就要到了，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疫苗是否有效。

00-1010我继续忙着做各种各样的小事。我不能告诉我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从去年开始，他们已经习惯了。即使工作不顺利，我也不会说什么。他们知道我们团队这两周压力很大，24000名实验志愿者的血样陆续送到实验室处理。

来自巴西的一批样品本应在周二下午6: 30到达，但直到晚上9: 30才到达。实验室工作人员一直忙着检查、解冻、分类、贴标签、重新包装和发送，直到周三早上。后来，我不得不命令所有与血样无关的工作人员回家，因为确诊病例越来越多，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数量再次被严格规定。

到了周五，我们的冷冻存储空间告急，当天下午我就跑到别的楼，让同事把可上锁的冰柜借给我们。周六早上，我一个人静静的呆在办公室，把标签插到试管里，准备下一批来自南非的样本。那一周很多人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我的家人可能会认为我没有和他们互动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周六晚上，我试图看一本书，但后来我睡着了，直到我手机的消息音把我吵醒，波拉德让我通过视频和他通话。这种情况有点不寻常。我以为他第二天早上才会联系我，我以为他只会告诉我一个数字，说疫苗的功效是x%。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我们不能只在电话里谈吗？得到的回复是：不需要，他需要给我看一些幻灯片。

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清醒，但我的心跳得很快。为什么时间早了一天？为什么需要看幻灯片？

我准备好笔记本电脑后，波拉德开始给我解释幻灯片的内容。他冷静而迅速地说到点子上。总有效率为70%。这个数字还没有辉瑞或马德纳11月初公布的90%和95%高。然而，我们的结果仍然高于50%，即疫苗效力的低标准，以及一些评论家几周前警告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的30%。总之，我们的疫苗是有效的。

但情况没那么简单。

我们在临床试验中使用了不同的剂量。分析显示，总体疗效为70%，但有趣的是，一组志愿者在第二剂疫苗前使用了标准剂量的一半，这

组的效力是 90%，而两剂都採用标準剂量的那组，效力是 62%。

一般来说，科学家看到意料之外的数字时，通常会猜想它是不是偶然的结果，有没有可能是统计上的误差。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之后，发现情况并非偶然。由于阿斯特捷利康是上市公司，必须在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股市开盘之前，将试验结果透过新闻稿公诸于世，所以阿斯特捷利康的同事利用星期日，把牛津大学统计学者所做的分析也做了一次。因此，我们得到了两个独立分析的数据。

準备新闻稿和媒体访谈

那个星期日，我大部分的时间待在办公室里，和各个群组的同事透过 Zoom 会议讨论分析工作和媒体计画，偶尔到实验室露个脸，看看一切是否顺利。但我不能和他们久聊，因为我不能让实验室的人知道，我已经知道分析结果，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效力数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收到通知，他们很可能要透过新闻才能得知结果。我为了找点事做，走路到商店去买水果给实验室团队，毕竟他们已经吃了好几天的披萨和蛋糕。

新闻稿需要由我做最后的核准，但到了晚上十一点，新闻稿还没有定案。我不再等待，上床去睡觉，但睡得很不安稳，凌晨三点就醒了。醒来时，我发现新闻稿已经寄到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我发出核准新闻稿的通知，然后试着再睡一会儿。新闻稿会在早上七点发布，而我知道，我那一整天都要和媒体进行访谈。

星期一早晨非常寒冷。我在六点三十分出门，我知道自行车道没有路灯，而且路上的水坑会结冰，于是放弃骑自行车的念头。我把汽车表面的冰刮掉，开车上路。到了办公大楼中庭，空蕩蕩的，只有两个人在清洁环境，他们的口罩拉到鼻子下方，一点作用也没有。我委婉的提醒他们，口罩要盖住鼻子才行。

我坐在办公室里，觉得今年进这个办公室的次数好像超过了一百万。我开启电脑，点击媒体团队的工作表格连结，想知道第一个和我进行访谈的记者是哪一位。但表格打不开，点击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只能放弃。我拿了梳子和化妆包到洗手间，结果发现我的左脸颊有一个被虫子咬的红肿叮痕。

约莫七点四十五分，当兰贝（Teresa Lambe）进到我的办公室时，我开始觉得有点想哭。兰贝教授是免疫学家，不仅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在 1 月初和我一起设计疫苗，从此和我一样卖命工作一直到现在。她看到我的模样，以为我是因为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而情绪激动。于是她再三安慰我，有这种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告诉她，我只是觉得很沮丧。我睡眠不足，接下来又要面对一整天的媒体访问。

后来我发现，第一通视讯电话八点三十分才开始，我根本不必那么早出门，根本不需要趴在挡风玻璃上把冰霜刮掉，连早餐都没吃。我泡了一杯咖啡，等到咖啡因发挥作用之后，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打起精神。

接下来，我严阵以待，迎接这一整天。我和威廉王子通了视讯电话，他在今年曾经来为我们团队加油打气。然后是一场线上新闻发布会，大多数的记者都想了解一半剂量／标準剂量模式的事（但我们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前才得到结果，其实也不完全了解情况）。接下来是在地下室的研讨室，与好几组新闻採访团队进行面对面访谈，然后是一连串的电话访问。

访问我的第二位记者问我，我有多厌烦媒体，而我说，「挺厌烦的」。他说他很同情我，因为他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在正职之外抽空应付媒体，感到厌烦也是能理解的事。事实上，新冠肺炎疫苗并不在我的正职範围之内，它是额外的工作，我的正职是为另外五种疾病研发疫苗，但我也懒得向他解释了。

到了下午，有人探头进我的办公室，提议买香槟让大楼里的团队成员一同庆祝。我累坏了，很想改天再庆祝，但其他人即使必须维持社交距离，也很渴望开香槟庆祝。他们的计画是，每个人到走廊的桌上拿一杯香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用视讯电话一同祝酒。于是，下午五点左右，我在咖啡杯里倒了一点点香槟（因为玻璃杯不够用），啜饮几口之后，我开始放松下来。我短暂的享受了彷彿週末般的松懈感觉，然后突然意识到今天才星期一。过去几个月就像是无止境的週间，週末一直没有来临。

有几位记者问我，把好消息告知家人的感觉是什么。我向他们坦承，还没告诉家人，只是在早上七点用 WhatsApp 传了一则讯息，写着「新闻发布日」。回到家时，全家人过来拥抱我，然后把我带到厨房，原来他们为我準备了庆祝大餐。我们一起吃饭，举杯庆祝。最后，我终于可以去睡觉了。

——本文摘自《疫苗先锋：新冠疫苗的科学战》，2022 年 2 月，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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