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厉害的人是怎么自学的？-

我没有直接读研，而是去了哈佛读博士。回顾自己不平凡的求学之路，许认为，自学能力的培养是关键。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霸？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的自学经历，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许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哈佛大学博士

自学，从小开始

我的自学是从小开始的。

自学其实就是自己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小时候看到什么都要问为什么。父母故意刺激我不断提问，寻找对问题的理解，而不仅仅是答案。

我父亲是物理学和科学的历史学家，我母亲是历史学家。

记得我懂事的时候，北京天文馆刚刚建成。父亲带我去天文馆，给我讲解宇宙、太阳系、地球的常识，为什么会有昼夜、日食、月食、钟摆(重力)等自然现象。

他的讲解不是给孩子做的表面讲解，而是给普通成年人做的科普，所以当时很多成年人都会听。

日常生活中，父亲会不断地把我幼稚的问题引向基本的科学问题。世界上的孩子都会问问题，父亲有意识地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对我帮助很大。

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人开车会后仰？为什么开车的时候会看到车外的东西都往后退？他初步回答后告诉我，这是物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以后会继续给我解释。

我之所以还能记得提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在那之后，他按照我的理解继续解释。上完小学，他还在给我讲解这个问题，让我已经知道这种问题直接关系到伽利略的物理学基础。

这些刺激和教育是激励我自学的基础。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自发地、系统地自学。当时中国刚开始生产晶体管，晶体管质量不稳定，于是劣质产品投放市场，很多孩子买来组装收音机。大多数孩子只关心制造大音量的收音机。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很多关于为什么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爱好的基础上，我更进一步一点，希望能有更深入的了解，设计自己的电子设备。

当时我所在的清华高中有一个无线电实验室。清华有一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不准上大学讲台，被送到清华附中无线电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对我帮助很大。

由于对了解电子技术的原理感兴趣，我开始自学与电子电路相关的书籍，试图设计简单的电子器件。

但是，我在初一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电子技术上不懂的数学。我的数学老师张(也是班主任)告诉我，那是高中才学的三角函数。出于学习电子技术的迫切，我当时已经自学了一点高中数学。

我自学的另一部分是历史。我妈妈是历史学家。我对历史真正感兴趣不是直接因为父母说过的话，而是因为我的家庭环境让我很容易接触到历史书籍和文献。

记得小学高年级看电影《甲午风云》，讲的是中日海战。很煽情，孩子们很感兴趣。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这段历史的讨论，我很关心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在暑假里，刚刚看完那部电影，我就去了我妈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查阅原始资料，不看课本，希望能找出这段历史的史实。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学：我自己摸索着学习如何使用图书馆，检查卡片，了解图书馆资料如何分类存放，如何找到一个文件或档案，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等等。我读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讲给院子里和班上的小朋友听。北京话叫吹牛。很不愉快。

这种自学没有特别的目的，纯粹是好奇和好玩，好玩是自学的最大动力。

1957年，许(右二)

与父亲许、母亲王来弟、弟弟在北京展览馆。

自学经历和经验

当然，在历史考古研究的环境中成长，是自学的有利条件。小时候我妈照顾不了我，有时候会带我去办公室，我在那里涂鸦画画。办公室里所有的同事都认识我，所以我可以去图书馆查资料。

文革前，我的广播自学比我的中学同学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学校的课程，我自己阅读书籍和出版物，了解无线电的前沿动态，不断设计各种设备。有些设计已经实现，但大部分只是幻想。

电子设计需要计算。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要画一张图，计算相关数据，然后你才想要实现它。当时设计的东西都是电子电路，因为对声学比较感兴趣，学了一点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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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被打成右派的父亲被迫在农村劳动改造。劳改之余，从事爱因斯坦研究和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与父亲的大量通信，启发我从初一开始自学物理和哲学。

“文革”使得我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在“文革”期间，我的思想受到的一个巨大冲击来自于一个辩论：什么是“文革”的性质？当时的官方说法是，“文革”是阶级斗争。

但什么是阶级斗争？我被这个挑战性的问题激励得如醉如痴，希望要弄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出新阶级。从逻辑上，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始理论探索。在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自学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之后才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研究阶级和阶级起源的领域是政治经济学。这就是我自学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这个自学，并不是因为我要自学这门学问，或有任何什么目的，只是因为我有问题想要解决。

为了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会产生新阶级，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之前的一年，我主动去了农村，到了黑龙江的农场。

但是，在“文革”那个时代，因为探索政治经济学，我在农村被打成了“反革命”，被迫停止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探索。我以为大概一辈子要呆在那里，作为“反革命”接受劳改。

1968年底，许成钢（后排左一）

与下乡的同学去看当兵的同学

如果精神没有寄托，作为“反革命”，活着还不如死，剩下的问题只是活着还是死去。如果活着，还能干什么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在求生的欲望和寻找精神寄托中，我找到了一个缝隙，就是回到过去曾经着迷的电子工程上去。

因为不涉及政治，而且对农场的工作和人们都有用。这个努力得到了允许。

在那个残酷的时代，自学，成了我精神寄托。数学物理中学到的规律美好而和谐，对我的精神像是一种宗教。同时，我的技术能力对我的处境起了很大的改善作用。

我所在的机械化农场，有大量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我有一些想法，希望以技术发明来大幅度提高效率。但实现这些想法，需要坚实的工程设计能力。

为了系统地自学工程，我自学了高中到大学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自动控制。经过一段时间自学，我把中国大学的教科书都读完了，自认为都掌握了。但是理解水平仍然很低，不能达到进行设计的要求，无法实现我的发明。

有一次，我跟当时在同一个连队（村子）的同学王贞平提到这件事情，他建议我去读国内影印的美国大学教科书。但我只念过初二，英文不行。他说，英文很容易，建议我读已经懂得内容的英文的电子学教科书。因为已经知道内容，所以英文就变得很容易。

之后，再去读没学过的电子学的教科书。我的第一本英文教科书是《现代电子学》（Morden Electronics），美国1948年出版的大学二年级教科书。

这本教科书的内容对我来说很浅，所以这一本书读完，我就可以用英文自学电子学了。除了自学《控制理论》、《模拟计算机》、《数字计算机》等之外，也依赖英文自学了数学、物理等。

1976年，许成钢（左一）

与马号的农民（在农场称老职工）合影

那些英文书籍都是我母亲从北京寄来的。在监督劳动下，所有寄过来的东西都要历经检查，确认无害再转给我。我给母亲的信，也需要交给他们读过，然后由他们寄走。

他们看寄来的书有很多数学公式、电路图，等等，就不再限制。此外，我帮他们修理电子和电器设备，让他们很高兴。本来作为一个“反革命”被监督劳动是很残酷的，但是能够帮他们修理机器、解决难题，他们就放松了对我的管制。

“文革”结束我获得平反。在恢复高考时，我自认为我已经自学了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学主要课程，不应该浪费时间读大学，因此没有参加高考。

后来全国研究生考试也恢复了，我考了工程方面的研究生。我原本更有兴趣考政治经济学，但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标准解释。所以我宁愿考工程，因为数学、物理、工程的考试，更侧重的是分析能力。

在清华念工程研究生期间，我大量时间还是自学。我是第一个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做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际上是有限元分析加非线性规划的组合）的研究生。而清华是国内最早做这方面工作的，所以没有人做过这方面工作，也没有相应的教学安排。

我自己找来的最主要的文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包括著作和刊物。当时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提出算法和把算法变成可以执行的软件，用来计算结构力学的问题。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清华很希望我留下来做博士论文。1981-1982年，新成立几年的中国社科院，组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需要既懂政治经济学又能操作计算机的研究人员。我决定毕业后去中国社科院。虽然我对工程仍然有很大兴趣，但是兴趣远没有对经济学那么强。

中国社科院新组建的这个研究所，一个研究室来自于经济所，是以前研究投入产出的学者。代表人物乌家培，是这个新组建所的第一任所长。

另一个研究室来自工业经济研究所，朱镕基就是那个研究室的，是从工经所过来的。后来他被调到经委（注：国家经济委员会）去了，但他一直带研究生。他在我们所的研究生是楼继伟。

还有一个研究室是从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过来的。在组建期间，杨小凯曾经是我们所的同事。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这个名字是从苏联来的。所谓数量经济，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所谓的投入产出，是从计划经济里衍生出来的一个学科。

所谓技术经济，也是苏联的概念。在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下，任何大的工程项目，在计划期间，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苏联把成本效益分析叫技术经济学。

所以，组建这个研究所时，所里学术比较强的人，很多是留苏背景的。即便不是留苏，使用的方法和思考的角度也是从苏联学来的。

这个研究所里能读英文文献的人很少，我是那里极少能主要依赖英文文献工作的人，实际这也是个自学过程。

秉承初心，兴趣不变

1984年，哈佛燕京学社来国内挑选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国内的候选人来自中国社科院、北大、复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我被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选为候选人。

哈佛燕京学社通过面试，平均从每三四个候选人中挑一人，资助去哈佛访问。那年的面试官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副社长贝克（Edward Becker）。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

到美国以后，他们对我说，你还年轻，如果愿意念博士学位，他们提供奖学金。哈佛燕京学社是个独立的基金会，需要我自己申请，申请到任何顶尖学校他们都出钱。我申请了六所学校，得到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录取。我最后决定到哈佛。

在申请进入博士班的时候，我计划的研究题目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创新。计划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格瑞里克斯（Zvi Griliches）的工作密切相关。我已经做了些工作，发表在数量所的杂志上。

在申请博士的时候，我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制度不同，许多在市场制度下发展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应用。我并不知道，当时哈佛经济系的系主任正是格瑞里克斯。我的申请得到了他本人的回信，他说非常高兴我到哈佛从事这个研究。

格瑞里克斯是创新经济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人们都认定他要得诺贝尔奖，很多他的学生都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去世早了一点，没有得到诺奖。

我原来想从经济计量学的角度，研究为什么计划经济在创新方面很差。进入哈佛后，听了马斯金（Eric Maskin）（2007年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激励机制的课程改变了我的兴趣。我发现研究与激励机制相关的制度问题，是我真正从来都想干的事，只是过去没有找到理论的切入点。

一方面，我的兴趣似乎不断改变。另一方面，我兴趣的最基本的内涵一直没变。不断在变的是具体内容，但骨子里的基本问题一直没变。创新与制度的问题我关心了一辈子，现在仍然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在长江商学院讲课还讲这个。

我对很多东西有兴趣，我现在研究人工智能，我不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专家，但我的知识背景和我的兴趣，决定了我乐于比较扎实地掌握人工智能一些最基本的内容，知道它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用什么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现在和这方面的专家在合作，做实际的人工智能应用工作。我们不光讨论人工智能的影响，还用人工智能技术做一点技术研究工作。

在多数人的概念中，学生应该是学校教出来的，自学是很少的人能做好的。但如果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学生，还包括研究工作者，那么，所有好的研究工作者的研究能力都来自于自学。

因为任何研究都包括自学的过程，一个人能不能自学，决定了这个人能不能做研究，任何必须有人教的人永远不会做研究。

做研究一点不稀奇，也不少见，小孩子都可以做，任何人都可以做。专业的，业余的，都可以做。大量的发现、发明、创造是业余的人做的。

当然，作为职业，现在通常是通过上课学习、考试，直到拿到了博士资格之后，才开始研究。但人完全不需要局限于这个形式和阶段。

要创造机会，让孩子从小就自学，但国内教育方式是灌输式的，可以很早就训练一些技巧，但许多最重要的能力，远远超出训练得到的技巧。

而且，几乎所有可以训练的技巧，早晚一天会被人工智能超过。但是，任何人，掌握了超出训练得到的能力，人工智能就追不上了。

犹太人可能是出人才最多的族群，他们的教育是要孩子从小就要学会挑战，甚至连念经书都要挑战。他们父子之间，师生之间都不是服从的关系。小孩子从学校回家，父亲往往会问，今天你问了老师什么问题？你挑战老师了没有？他们从小教的是挑战。

如果强调服从，人不可能有什么创造力。这种问问题、挑战的精神，是自学和探索的起点，也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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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成钢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