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50多年前毛泽东得知国内能战胜血吸虫病时，曾赋诗《送瘟神》描绘古代名医华佗面对的那种疫情状况。回溯中外几千年历史，可看出中国几次大战乱引发的大疫和西方的“查士丁尼瘟疫”及“黑死病”是比战争、饥荒更可怕的灾难，自古防疫之事都关系天下安危。
自然界中的生命都与疾病相伴，在缺乏细菌知识的蒙昧时代，人类染上疾病往往归咎上苍，因迷信只能求神问鬼。国内现存最早古老文字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里面就充斥着问卜祈求无病的记载。怎奈天亦无情不佑苍生，随着古代文明发展尤其是人群聚居的国家形成，瘟疫不仅屡现且愈演愈烈。
瘟疫是细菌或病毒引发的烈性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前提是人口流动。上古各部落相对封闭，“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地之人对本土病菌又有一定免疫力，较少出现大面积疫情。统一的帝国建立后，官吏和工役会经常游走各地，军队常常出征异域，出现举国性瘟疫的记载就不绝于史书。
古罗马军队多次远征凯旋后，官兵都把国内所没有的远处病菌带回，随即就引发“安东尼瘟疫”“西普里安瘟疫”等烈性传染病。中国自从秦商鞅变法后，官府和军队有一种习惯就是取首级带回报功，再加上战死者横尸于野，腐烂的尸身又成为重要传染源。在古代，“大战必有大疫”，这成为一项令人惊恐的历史规律。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公元前6年即西汉末年，有5900万之数，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当。不久，王莽篡汉出现战乱又伴以大疫，刘秀再建汉朝时是“海内人户，准之于前，十才二三”。东汉建立20年后再进行人口统计，仅剩2100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从东汉末到魏蜀吴鼎立的三国史被千古传唱，但那却是国内人口损失比例最大的时期。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人口统计还有5600万，经张角以传教造反、诸军阀混战，到魏蜀吴三国建立后总人口才763万。扣除乱世中的统计隐漏，人口损失估计也达3/4。这一惨状出现，主要还不是董卓西凉军之流的刀剑所致，而是当时的名医张仲景所称“伤寒”等病造成。
西晋覆没“五胡乱华”、隋末大战、安史之乱、黄巢造反覆唐和蒙元入主，这几次大战都造成国内人口统计减少过半。战乱中的死者，多数并不是直接被杀，而是亡于饥荒和瘟疫。明朝末年经闯、献等造反和清军入关，人口由1.6亿减到9000万，重要原因又是鼠疫流行。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47年至1353年出现“黑死病”，这场鼠疫也造成欧洲人口损失1/3即2500万。
进入近代之后，战争更多且规模更大，瘟疫却愈来愈少，关键就在于人类掌握了卫生防病知识。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战事频繁，只是太平天国战争和疫情让清朝人口统计在20年间由4.3亿减到3.2亿。清军同太平军作战时，造成大量死亡的疫情多发于边远地区，在上海等租界区和沿海较发达地带因采取了消毒、隔离等防疫手段，死亡率就较小。进入清末，近代医学知识在国内开始普及，1910年就有效控制了东北大鼠疫，此后中华大地上再未发生死亡惨烈的举国大疫。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人口统计为4.3亿。此后内战外战不断，全国人口却一直增长，在抗日战争期间增势也未减，至1949年达到5.7亿。这绝非反动统治者和侵略军仁慈，而是因近现代医疗体系出现，民众也开始有科学的防病知识。国民党统治时有过多次死亡以数百万计的大饥荒，日寇制造过许多大屠杀并局部散布过细菌，却因灾区和战区有相应处理方式而免除大规模传染病，国内人口的高生育还一直超过死亡数。
近现代世界医学的发展，是增强防疫能力的关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国际范围出现了西班牙流感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不过很快能控制住。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后，许多过去不治之症可医，有专家称这使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了20年。
据苏联统计，1918年之后三年内战中红军战斗死伤共80万人，病死者却达138万，小说中的“保尔·柯察金”就曾感叹“伤寒对红军的威胁超过白卫军的机枪”。到后来的四年卫国战争期间，苏军战斗伤亡超过2000万人(其中阵亡和伤重死共630万人)，病死者只有54万人，主要原因就是有抗生素和较好的医疗条件。二次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过许多局部战争，却基本没有伴发大疫。
中国古语称“人定胜天”，到如今这就不仅是口号，科学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提高了人类应对病毒等致病因素的能力。医学领域中战胜病魔和一次次有效控制疫情，这在新中国已得到充分体现。人们通过回顾历史，对科学抗病防疫就会更充满信心。(作者是国防大学二级教授，专业技术少将)
责编：赵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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