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博士年收入有多少,女孩学医最适合的科室

医学博士年收入有多少,女孩学医最适合的科室 严重的健康危机,将一批医学科研工作者推到了风口浪尖。事实上,每一项技术突破,都经历了漫长而冷寂的蛰伏期。选择基础医学研究,就意味着与清贫相伴。巨额资金被用于购买实验设备,而

学医八年,月薪5000,温饱线上的医学博士

严重的健康危机,将一批医学科研工作者推到了风口浪尖。事实上,每一项技术突破,都经历了漫长而冷寂的蛰伏期。

选择基础医学研究,就意味着与清贫相伴。巨额资金被用于购买实验设备,而研究者本人的补贴往往仅供温饱。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在科研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中艰难跋涉,等待未来的曙光。

林成 27岁 泌尿外科博士

母亲患癌,我几乎没帮上忙

今年国庆假期,我参加了三场婚礼。份子钱不多,还是花了近三千元,超过了每个月的生活费。在婚礼现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群初中同学,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买房、结婚、生子,所有人都在谈论育儿话题,除了我。

和同龄人相比,我的生活无疑是拮据的,但只要不是在婚礼这种场合,似乎也能忍受。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背后,付出更多的是我的家人。

确定自己要读医学研究型博士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患结肠癌(当时确诊为III期)四年。她和我父亲分居多年,独自做完了手术,医药费花了十万。学医八年,我拿不出生活费以外的钱,幸好有朋友们帮衬,我们才能顺利支付账单。

我突然发现,在学校里,我学习治病救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我只是一个远在千里,又无能为力的家属。

她已经做完十二次化疗,头发稀疏,经常在电话里哭。但我一直待在学校,通常只在过年时回家。2017年年中,我赶回家,看到一向注重保养的她,脸色变得特别差。我那时还在读研,除了每年1600元贫困生补助之外,没有任何正式收入。想来想去,我只能买给她一顶假发。

确诊之前,母亲是一位做小吃的流动摊贩,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决定学医时,父亲是反对的,他觉得学医要读八年,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但是母亲十分尊重我的选择。为了维持稳定的收入,她时常更换工作,肚子疼也不愿意上医院。等到疼痛实在难以忍受时,她才去检查,结果是结肠癌晚期。

我本来打算研究生毕业就回家工作,拿到固定收入,每天照顾她。但在那年,我先是错过了学校所在省份的医院统招,后是没能赶上家乡医院的统考。最后,传来了我博士考试成绩不错的消息。

我的博士课题是前列腺良性增生研究。我对生物医学领域探索的热情,是从高中生物课上开始的,没想到自己已为这份好奇心学医九年。父亲知道我读博以后,经常和他的同事讲,我是林家祖上第一个博士。

我经常和母亲讲,我在实验室过得还不错。事实上,读博的补助只有每个月2300元。为了不和家里要钱,我不得不用休息时间做兼职。我也没有告诉她,科研本身并不是那么舒服。博一刚开学,我的导师正在忙着另一个学术项目,我每天在实验室里束手无策。晚饭不定时已经成了日常,我也常常为实验浪费的材料压力倍增。

学医八年,月薪5000,温饱线上的医学博士

图 | 林成在实验室的工作台

但我还是想完成课题,梦想着自己顺利毕业的那一天。今年10月底,在实验室正常忙碌的上班时间,我正好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的手术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复诊结果是:病灶无明显复发,血常规生化良好。我马上读出意味——她恢复得非常好。

我坐在实验室里,松了一口气。四下望望,医学研究突然在我眼中呈现出全新的样子。我感受到强烈的意义和使命。那之后,我在实验中不断推进论证,不断分析临床样本,最后发现,原来真的存在某种从未被发现的现象。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飞起来了,和师弟一起用打折券去呷哺呷哺吃了一次火锅来庆祝试验进展。那是我读博期间最奢侈的事。

学医八年,月薪5000,温饱线上的医学博士

图 | 林成和师弟庆祝实验进展的火锅局

王力 30岁 心脏疾病研究博士后

结婚后,月薪五千仅够温饱

今年夏天,因为没出生的白色大鼠,我陷入学医12年来最大的焦虑。

疫情期间,为了方便管理,我的同事把用于实验的白色大鼠杀了大半,只留下几只用于配种。七月,为了继续自己的实验,我开始帮他们配种。唯一的一只纯种雌性大鼠迟迟未生育,我转变方法,让实验室里的大鼠与野生大鼠配种,通过两代生育呼唤纯种大鼠的降生。它出现时,我已经等了近五个月。

学医八年,月薪5000,温饱线上的医学博士

图 | 王力实验室里的白色大鼠

六月底,我博士毕业答辩完毕,美国一所医学院给我发了博士后的offer。但为了让去年九月份已启动的项目有进展,我还是留在此前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每个月拿五千块。

秋招开始后,我的医学研究梦想曾经动摇过。我跑了几次宣讲会,动过考公务员或者到中小学教书的念头。但人生下一步如何推进,未来是否要定居大城市,我不敢多想。这是因为,每月扣除房租后,我只剩下2400元支配。在首都北京,这点钱微不足道,买房买车遥不可及。妻子从未抱怨过我的收入,只是劝我:如果太累了,就换个领域平平淡淡过日子。

等待大鼠出生的几个月里,我发现社会环境留给我的空间越来越小,自己必须做出是否继续科研道路的决定。我开始焦躁而郁闷,这更影响了实验操作的准确性。研究需要精准的理性,这样的感性状态只会带来麻烦。我的导师认为我不够专业,几次敲打我,我们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我想起五年前自己刚开始读博时,也曾踌躇满志。我听说过对我们这一行的“三个十”概括:做出一项重大突破,需要投入十亿资金,使用十万种化合物,做十年实验。我设想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没过多久,就在实验上犯了难。到博士三年级,周期考核与开题报告成为新的挑战,我必须拿出实打实的数据,而非像以前那样纸上谈兵。我凭着毅力扛了下来,在六年博士期限之前,和别人共同署名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顺利毕业。

科研依然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我对自己剩下的最大期望是发表一篇以自己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十一月上旬,纯种大鼠出生了。我请它帮我做了一个关于阳性药物的对照实验。这场实验本来用于排除可能性,但在分析数据时,我意外发现,所用的阳性药物竟对生物的物理特性产生了影响。我想查找文献来佐证,却发现这一现象从未被记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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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王力在探测心脏细胞

虽然不敢保证这一现象背后是否蕴藏重大发现,但这是我们课题组近期第一项进展。开组会时,整个师门都感到振奋。随后,我坐在实验室里,触碰到久违的热情,那些焦虑也失去了重量。

王海强 31岁 胶质瘤方向博士后

“烧了”四十万经费,每天挤3小时地铁公交

第四次做单细胞建库测序实验时,我背负着四十万科研经费打水漂的风险。

这项服务于我的博士研究课题的实验,属于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此前,我自责地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三次,“烧了”三十万。

第一次实验在2017年4月份,那是我学医的第十年。为了建立一套单细胞测序系统,我所在的实验室从零开始买进仪器,从美国引进一项专利技术,支付了不菲的专利费。这是我听说过的最昂贵的实验。

但这些只是实验的前提。比资金更沉重的是,我和同学必须靠自己摸索细胞上机数目与细胞活性的相关技术。一次实验耗时两天,若想收到理想的效果,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达到标准,整体的操作步骤也必须得到优化。即便如此,在正式操作中,未知的挫败依然会来临。

这意味着,我必须再次寻找往前走的可能。我安慰自己,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这是最常见的剧情。

第一次实验失败后,那年冬天,我发起第二次冲锋。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细胞活性太低,我还是没能走到最后。导师平时脾气很好,这一次他没忍住,骂了我一顿。

2018年年初,我鼓足勇气做第三次实验。故障重现,此前的辛苦付出又一次付诸东流。

学医八年,月薪5000,温饱线上的医学博士

图 | 日常实验中的王海强图 | 日常实验中的王海强

身边的同学都练就了发泄压力的身手。我曾看到有人专门找地方大吼大叫,有人脾气愈发暴躁、突然发火。我和两位室友商量好,一起用相对健康的方式消化压力——出校门吃饭。

对我而言,除了春节,所有的节日都属于实验室。中秋节、端午节、冬至日……当天实验完成后,我们找尽了所有能被称为“节日”的日子,吃上一顿饺子或者火锅。

这花去了我每月博士补助的一大半。每月,我收到五千多元补助,在中国的基础医学研究领域,这个数额是最高的。这也是我艰辛备考,考取本所实验室博士的重要原因。从研究生起,我没和家里要过钱,也没讲过我在做什么,家人一直觉得我过得很潇洒。

放松是短暂的,为了保证实验效率,我将吃饭以外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实验室里。

我清晰地记得在北京读博士的日常路径。每天早上六点半,从北京青年路出发,转两次地铁到西单,再坐公交车到达郊区,八点到达实验室。此时,我已完成在地铁上开始的案头工作。晚上十点赶晚班地铁,回到朝阳区。有时,赶上细胞培养的特殊节点,我会把四张凳子拼起来,铺上单人被,睡在实验室。

为了劳逸结合,我通常在周六日睡懒觉到早上十点,晚些开启实验。

2018年五一劳动节前,我和同学第四次做耗费十万的实验。我们把细胞的活性鉴定率提升至90%以上,增加细胞的数目,终于成功。那之后不久,我发现自己胖了二十斤。

学医八年,月薪5000,温饱线上的医学博士

图 | 胖了二十斤后的王海强

实验的成功把我的论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在论文尚未发表之时,2019年六月,学校规定的博士三年期限已经到了。我握着一张博士毕业证书,无处可去。

我下定决心,不管等多久,也要继续做补充实验,熬到论文发表的那一天。我继续在实验室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学校已经停发博士补助,导师为了支持我,私下支援我生活所需费用,让我按时交付房租,不至流落街头。

遇到困难时,我会想起自己年少时的生活。我家在重庆的农村,每天走几公里上学并不稀奇。

我似乎始终得着老师的“偏爱”。读大三时,一位教授带我到另一所学校做研癌肝究项目,手把手教我做实验。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基础医学研究。

博士毕业前夕,导师曾想说服我给医院里的一位书记做助理,这份工作能够解决北京户口和事业编制,薪资可观。但我只想在实验室工作,更想继续深造,婉拒了他的好意。

今年年初,我拿到一所美国医学院的博士后offer,但由于疫情,无法前去就读。辗转之中,我决定离开北京,到杭州西湖大学做博士后。

4月初,我终于收到邮件:论文已发表于杂志上,影响因子分值为12分,约为国内博士生论文平均分值的4倍。

相比于一线临床工作,医学事业的另一端——基础医学研究往往不为人知。其实,在大众视野之外,这群医学工作者从未缺席。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间,从病原学研究、抗疫药物研发到疫苗的研制,无不依赖于基础医学的更新。在这充满危机的一年里,实验室里的研究者废寝忘食但默默无闻,为前线提供着有力的支撑。在人类未知的黑暗领域,他们用热切点燃希望,用勇气为我们照明。

正是由于看见这份基础医学科研的艰辛,凯迪拉克旗下经销商承诺2020-2021年两年内每售卖一台车,就捐赠100元给到国家科技部/卫建委旗下的复旦P3实验室、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此帮助提升基础医疗建设, 赋能一线科研工作者, 用实际行动践行品牌精神。

公益路上,凯迪拉克一直在行动。今年,凯迪拉克携本支短片参加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广告、腾讯CDC联合举办的“我是创益人”大赛,让更多人到基础医学研究领域。该赛事举办四年以来,已孵化包括戛纳创意节银狮奖获得者“一个人的球队”在内的194支公益广告作品,让公益项目走入人心。

在这个时代,崇高事业并不意味着丰厚的物质,也不代表安稳的生活,但有人依然用勇气点燃自己,在黑暗中为我们找寻光亮。实际上,所有伟大发现,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以及在清贫中恒久坚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END -撰文:史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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