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爱书，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她上海的寓所里，据说共有藏书近5000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类。除中文外，还有英、法、日、德、俄、希腊、朝鲜、拉丁等18种文字的图书，并且其中很多书已经绝版了。
宋庆龄在柏林
1907年，年轻的宋庆龄赴美留学。她在波温特学校补习法语和拉丁语期间，当地的镇图书馆馆长路易斯·莫里斯先生惊讶地发现，宋庆龄很快成为了图书馆的常客，她常常到此借阅那些远远超越自己年纪的小说、传记和历史类书籍，有着不同于普通女孩的品位和眼界。考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后，宋庆龄不久就成为英语课上文章写得最好的学生。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热情讴歌辛亥革命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篇章。
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东京结为伉俪。孙中山博学多才，对宋庆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宋庆龄回忆这段日子时说，这是她“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她为他读社会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书。她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士·康特黎爵士和他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这也许是她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源头。
上世纪20年代末，宋庆龄远赴欧洲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她与邓演达等在柏林的图书馆里废寝忘食地学习，寻找各国土地革命的资料；她请邓为她补习白话文，反复研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终于，宋庆龄的中文水平取得了一日千里的进步。
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宋庆龄尽一切可能，保护着心爱的书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宋庆龄嘱咐秘书张珏整理北京寓所的藏书。这些书有英语的、俄语的，堆满了整个书架和高高的壁橱。从书名类别看，它们涉及范围极广。宋庆龄挚友的女儿、画家高醇芳就收到过宋庆龄寄给她的京菜谱以慰藉乡愁。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楼下还有个大书橱，当宋庆龄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时候，就将需要的书名写给保姆李燕娥，再由生活管理员周和康到大书橱中去找。
1920年宋庆龄在上海
宋庆龄自费订阅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参考消息》等报刊。有时她会让秘书读报，以此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她在国内外的朋友也常常给她送来图书：经济学家陈翰笙给她寄过基辛格和黎萨尔的书，友人邓文钊的儿子邓广殷70年代从香港托人送来《新闻周刊》《时代》《国家地理》《生活》等杂志，帮助宋庆龄了解国际形势，她尤其喜欢《国家地理》，赞美它“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邓广殷还曾给她寄过《时尚》，宋庆龄表示对这类女性穿衣打扮的杂志不感兴趣，请他不必浪费钱再寄了。
宋庆龄读中文版《毛泽东选集》时，曾对张珏说，学习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学习汉语。她交给张珏一本练习簿，在便条上写了：“你当辅导，我写出不懂的汉语，你译成英语，帮助我理解。”练习簿来回地送，直到学完《毛选》为止。宋庆龄不仅自己读书，也鼓励朋友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好书。1963年，宋庆龄给张珏看路易·艾黎翻译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上世纪70年代，又要张珏觅购译本，并立即分赠国外朋友。她还常给海外亲友寄赠《中国建设》，宣传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又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人送一套《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等。据周和康回忆，宋庆龄住在北京时，每月都会定期寄《学习资料》《人民画报》《中国妇女》《中国建设》《解放军报》等报刊杂志到上海。其中的重要文章，她还特意画上红线，作为重点学习的资料。宋庆龄专门赠送给周和康一本英文版的《宋庆龄选集》，并在扉页亲笔署名勉励。
宋庆龄晚年曾给邓广殷寄去自己的遗嘱，表示“愿将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书籍赠予邓广殷同志，以答谢他的善意。”宋庆龄逝世后，在廖承志的安排下，邓广殷将全部藏书捐赠给了国家。
疫情期间，光阴匆匆。若得手不释卷、与书为伴，亦是不枉时光、迎接未来的一种美好姿态吧？（朱贤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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