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藏品怎么卖，数字藏品有收藏价值吗

文主编秦

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数字文物库截图

6月11日是2022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展示文化遗产风采的场所，疫情下的博物馆正在不断拓展数字化体验，丰富数字化内容，建立观众与文化遗产的新链接。

以最近开始流行的数字收藏为例。据统计，5月17日至18日，敦煌研究院、国家大剧院、卢浮宫博物馆等10家博物馆、图书馆首次在天猫推出共计20件文创文物数字馆藏，共计2.5万件。

文物数字馆藏是由区块链科技确认的文物IP创意作品的产物，通过数字化手段在线分享传播。其不可改变、永久保存的特性，使文物找到了新的“活”的方式，或将成为年轻一代文化生活体验的新方式。

文物“走出”博物馆

数字馆藏正在成为文化产业探索的新业态。目前的文物数字收藏更接近于数字文化创意产品，本质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创意产品。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促进文化交流。借助数字化馆藏文物“走出博物馆”，通过线上平台展示和销售，缩短了文物与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距离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文物及相关历史文化的兴趣。

二是培育新业态。借助创意文物的数字化收藏，再次进入文物领域。创意让文物焕发新的活力，文物展现新的动能。两者的有机融合，推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型升级，催生了文化产业的新思路和新业态。

三是促进新消费。文物数字化收藏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将文物产业引入互联网经济，激发了文物爱好者、网民等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和购买欲望。同时通过“创意刺激”带动了文物行业的实体经济发展，构建了文物消费新模式。

数字馆藏作为一种文化创新形式，以年轻化的体验方式传递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有利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与此同时，尚处于探索初期的文物数字化馆藏存在诸多监管问题和运营风险。

一是国家层面监管不严。目前，文物数字收藏市场仍处于政策和监管混乱期。

第二，缺乏市场规范。基于自己的数字网络技术，联盟和交易平台是独立的，不能跨链流通。目前禁止二级交易。用户购买文物数字藏品后没有应用场景，缺乏流通性和可持续性，导致无法通过市场自发调整数字藏品的定价体系。

第三，行业标准的缺失。数字收藏市场缺乏统一的公信认证标准、发行制度、定价标准和价格调整机制，交易平台良莠不齐，导致价值和价格不一，给市场带来混乱，无法完全防止市场泡沫。

第四，缺乏质量保证。目前，数字馆藏内容不够丰富，创意设计水平较低，市场上缺乏高质量、有特色、丰富的数字馆藏，无法满足数字收藏者的需求。

第五，缺乏安全感。随着国内大型电商平台纷纷抢滩试水，暴露出多方齐头并进、资本集中垄断、平台恶意竞争、市场盲目炒作等诸多问题。还有可能是平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数字馆藏流失，以及e

首先，文物数字化收藏的参与者日益多样化。由此可见，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文物数字收藏，在传播和共享文物和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可以给予参与者商业开发的奖励和激励，让众多组织或个人以不同身份参与其中，从而助推文物数字收藏的快速发展。资源方，主要是文化创意企业或艺术家、设计师，发行方，主要是技术公司、平台运营公司，以及隐藏在三方背后的数字文物源文件持有者，与众多互联网头部企业、大型文化公司一起，发展了自己的联盟链，需要各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共同探索拓宽数字文物市场的新途径。

其次，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必然导致文物数字版权归属的界定越来越复杂。数字文物具有收藏价值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权利的确认。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文物数字收藏不仅为版权保护提供了新思路，也提出了新问题。由于文物固有的特殊性，数字版权的归属界定存在边界不清的问题：版权人可以是资源方、创作方和出版方之间的任何角色，也可以是其之外的第四主体。因此，有必要由文化界、法律界、版权界、学术界共同探讨研究，提出相应的规范性政策建议，重新调整版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关系，打造平衡私权与共享、构建合理版权层次、保留部分权益的版权新理念。

于是，对公信力量介入市场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国家有关部门和文化产业要尽快加强监管，完善数字馆藏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其相关经营活动的本质属性，制定数字馆藏交易平台的准入制度，提高交易平台建设的行政审批门槛，对区块链算法的应用和交易平台上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监督管理。 从而防止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数字馆藏交易平台从事违法违规经营，侵害数字馆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针对我国具体国情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需要，鼓励文化数字版权的公益性共享和传播，同时保留特定管理机构商业开发运营的版权权益，出台《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文物数字资产将通过预审、二次创作、共享使用、合作共赢等。

，平衡文博单位、创作者、发售平台等多方利益关系。

2021年5月8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中心工作室的“90 后”工作人员王超在五华洞进行影像数据采集 ( 詹彦/摄 )

“创意”是重中之重

文物数字藏品不应是简单化的“复制物”，而应坚持“文创赋能”。4月11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出“再次创作特征”标准问题，呼吁不要将“文物本体数字原型”作为数字藏品发售，并提出在注重合法性、普惠性基础上，更加关注文物数字藏品的公益性、安全性和独特性。

在文物数字藏品创作过程中，“创意”是重中之重，要深入挖掘并赋予文物数字藏品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通过二次创作，实现文物的价值创造、价值再生与价值增值。

一是以公益性为导向。基于文博领域自身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其所发行的数字藏品应区别于艺术品拍卖，坚持文物数字藏品的公益属性，将目标群体定位为社会大众，倾向于平价普适易得，引导公众树立积极正面的文物数字藏品收藏观，从而助力文博数字藏品背后的文化普及，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以原创性为内核。针对文物IP的文化内涵，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深入挖掘阐释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开发更多原创性的文物数字藏品，提升文物数字藏品的创新力与竞争力，让文物数字藏品更具延展性和独特性，从而带动文物“活”起来、博物馆“动”起来，使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于历史文化更有参与感、体验感。

三是以故事性为支撑。任何一种文物数字藏品都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文物数字藏品应充分发挥资源的文化属性，通过故事的挖掘和情景的营造，打造专属 IP，衍生系列文物数字藏品，延长文物数字藏品的生命周期。将严肃的传统文化凝缩处理，抓取主要文化内涵进行轻量化传播，使传统文化活泼化、艺术化、趣味化，符合互联网时代下快餐式阅读、娱乐化学习的特征。

四是以社交性为标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透明性、可追溯性，每一份数字藏品都可以有完整、流传有序的收藏记录。买家拥有了数字藏品，即是为其做了独一无二的标记。拥有者还可以展示、转赠，甚至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互联互通，凸显数字藏品的社交属性。文物数字藏品亦是如此，藏友基于其进行社交，既有身份象征和群体认同的意义，也是传播、弘扬传统文化的路径之一。

五是以落地性为延伸。文物数字藏品不仅能在虚拟世界里发挥作用，更能通过线上向线下的转化，助力文博产业发展。一方面，可以借助文物数字藏品宣传实体文物与博物馆，吸引购买者前往参观学习；另一方面，虚拟的文物数字藏品可以联动实体文创产品，打造系列IP衍生品。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基于文物IP资源的数字藏品，见证了文物和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下更迭不休的强大生命力。对于顺应时代而产生的新生事物，我们理应谨慎而不排斥，通过政策引领、行业规范、多方协同，确保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文博持续传播，切实让文物活起来、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

来源：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