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_代理公司电话

近日，本报记者在网上查到代孕公司电话，暗访山东潍坊一家涉嫌非法代孕、贩卖婴儿的医疗公司。

随着一声大叫，婴儿倒在地上，朱姐姐迅速编辑了文字，“母子平安，等我消息。”不出意外的话，三天后，她就能结束这个大订单，开始寻找新的“客户”。

40出头的朱姐姐，个子不高，看起来聪明时髦，让人想不出她的另一个身份：卖娃的中间商。开医疗公司，却偷偷做非法代孕买卖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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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服务由朱姐提供的合同名为《山东省生育指定性别协议书》。

在拐卖团伙的带领下，亲生父母打着“送养”的幌子贩卖新生婴儿，成为日益猖獗、隐蔽的地下交易链条。一个新生儿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并安排出生证明，逐渐发展出新的商业模式，游走在灰色地带。

近日，根据拐卖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本报暗访了山东潍坊一家涉嫌非法代孕、拐卖婴儿的医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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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姐姐提供的“弃儿保底”模板，孕妇会复制。

当上官正仪“签”代孕合同时，她向朱姐姐表明了自己“抗拐志愿者”的身份。朱杰一怔，片刻后，她回过神来，双手开始微微颤抖。后来她说处理完家庭事务就去自首。

目前，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刑警大队已组成专班，依法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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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志愿者卧底一年，人贩子出现。

“我先走了。宝宝特别认可我，我抱着她就愿意睡觉。”7月11日，上官正仪在潍坊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和他微信联系了近一个月，打了好几个电话的朱姐姐。在电话里说话轻柔缓慢的朱姐姐，经常说起她11个月大的儿子。

现实中，40出头的朱姐姐个子不高，画着精致的妆容，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用略显夸张的白色蝴蝶结发带固定。她看起来聪明时尚，让人完全想不到她的其他身份。

回到今年6月11日，上官正义在微信上“卧底”了一年，一个娃娃帮突然“发”来——信息“S，女宝，需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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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卖小孩的微信和QQ群。

“S”是“发送”的俚语，对应的“L”表示“接收”。这两个英文字母，对应两个身份，每隔一段时间在群里闪烁。据上官正义介绍，这个拐卖婴儿团伙运营的微信群有100人左右。因为涉及敏感词汇，每个月都会通知组建新的小组，但小组基本都是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同一组人。新成员一进入该组，就需要标记自己的要求。如果他们不符合要求，他们将被直接邀请出去。

在这里，上官正仪扮演的是一个渴望生女儿的不生育的女人，所以当天被群中的一个“中间人”选为合适的买家。在接下来的私聊中，对方用家庭的语气表示家里有困难，想给孩子找个好家庭。看到购买意向后，他立即给上官正仪打了一个陌生电话，说“微信不常用，请在这里联系”。后来，他接了朱杰的电话，加了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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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正义说，朱杰手机微信里的“宝贝找家交流群”其实是一个卖孩子的群。

朱姐姐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自己手里有一个宝宝，预计7月20日左右分娩，“97%是女孩”。价格11万，医学出生证明套餐价格15万。全程陪伴，保证孩子健康，传承病史。“最早的

据介绍，拥有大学学历的27岁母亲吴小婷(化名)是本地人。她有一个4岁的女儿，之前被严重烫伤，患有增生。她需要植皮，而且很贵，所以她想把孩子卖了换钱。吴小婷的丈夫也知道这件事，一路陪着她照顾她。朱姐姐声称自己经手的“货源”可靠，大部分都是亲戚朋友介绍认识的。然而，从那以后，她还说吴小婷已经剖腹产了两次，实际怀孕周期比预期的稍晚。“(交易时间)需要稍微延迟。”

出生证明的秘密。

从和朱杰接触开始，她就多次表示不建议购买包裹出生证明。儿童供不应求，但事实证明“随时可用”。

出生医学证明是婴儿出生后“登记”的主要医学依据。一般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在该机构出生的新生儿办理首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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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姐姐提供的由买方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

包购人证是指母亲要用购买者的身份信息登记生育。虽然相对方便，但容易留下隐患。所以出生证明是交错排列的，资源在同行之间共享。

，成为该类贩婴团伙的惯用方法。

一方面，会给中间人带来更多利润——群里一份身份信息可卖到6至8万。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买方个人信息流出，降低了未知风险。用朱姐的话来说，产妇永远找不回孩子，才是“圆梦”的关键。

简单来说，就是A产妇卖掉了自己的孩子给B买家，C家刚好此前买了一个孩子且还没有出生证明，那A产妇就以C买家的名义分娩，并帮C买家买来的孩子办理出生证明。整个过程由买卖婴儿的中间人牵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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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朱姐提供的吴晓婷就诊卡信息，打印出来的检验报告单，上面写的产妇现年43岁。

吴晓婷就是人证分开办理的典型。记者从潍坊市中医院获取的检验报告单显示，她在医院登记的名字为张娟，现年43岁。据朱姐称，张娟家有个2岁的孩子，也是买来的，亟待这张医学证明办理落户。

上官正义向澎湃新闻表示，对一些年轻的女性来说，既不用在法律层面留下生育痕迹，也不用花钱打胎，是一件颇有诱惑力的“好事”。

经过前几次电话沟通和第一次见面后，产妇分娩和交易当天的常规流程逐渐清晰——孕妇一般早上入住医院，上午被推入产房，买家可选择候在手术室外，“检验”孩子是否健康出生。接下来的三天，孩子由月嫂照看，接受听力、视力、黄疸指数等新生儿疾病筛查。检查通过后，即可办理出院手续。出院当天，月嫂会先将婴儿送下楼，直接交给朱姐。朱姐抱上车后，连同孕妇亲笔所写的“弃养孩子保证书”一起转交给买家，同步收款，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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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姐提供的“婴儿出生纪念卡”照片。

朱姐提供的一张婴儿出生纪念卡显示，就在6月底，刚有一名婴儿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出生。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晓婷将被送入潍坊市中医院生产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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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上午，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8楼，月嫂将男婴抱出拍照。

朱姐多次表示，自己和潍坊市妇幼保健院、潍坊市中医院等当地三甲医院的一些医生、护士很熟。因有代孕业务同步运作，加上弃养的孕妇多为年轻女子，这些“识趣”的医生护士们一般不会多问，也不会细查证件，只需口头登记信息即可。从信息登记、产前检查、住院办理和手术操作，根据医院轮班时间，有“专员”对接。就连负责照看的月嫂和看护人员，也都是“自己人”，“这些钱是不能省的，该花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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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张贴的“医保病人就医指南”。

而记者实地走访时看到，潍坊市妇幼保健院一楼大厅张贴的“医保病人就医指南”上明确写明：住院时需出示本人身份证，由接诊医师确认其身份后，住院部办理住院联网手续。

“最重要的就是宝宝如何抱走，其它环节都打点好了，都不重要。”朱姐反复提醒，“被警察抓到，我们都要完蛋。”并特意发来一张《国办发文：严厉打击代孕等违法行为》新闻截图。

由于此次将会是朱姐的第一笔跨省交易，她心里也没底，还建议上官正义直接开车接回上海，路过收费站时把孩子藏在脚边，“神色千万不要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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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姐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医疗公司的非法生意

7月25日，原定计划突然生变。朱姐发来消息，“看来，你们和这个孩子没缘分。”不断追问下，朱姐告知，孩子可能存在健康问题，不能出售。同一时间段内还有另一名男童待产，但早有买家打包预定，“需要再等等”。

朱姐曾透露，这几年买养的需求很高，孩子相当抢手。她的客户主要来自山东省内，每年至少有二三十人来咨询，包括一些年轻的90后。大多数买家对婴儿的性别没有特别偏好，“只要孩子健康就行”。她的主营业务，其实是代孕中介，利润颇高。“送养”只是顺带，“因为这个违法，不好做。”

根据其所用的联系电话，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通过“企查查”查询发现，朱姐是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一家名为“山东佰子生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佰子”），成立于2020年12月18日，主营“生殖健康”咨询——疑似为非法代孕、贩卖婴儿做掩护。这家公司工商注册信息中所留联系电话，正是朱姐的手机号码。

朱姐曾提到，一些代孕客户在后期成为了买养客户。上官正义此前曾实地走访其注册公司地址，他向澎湃新闻表示，该注册地与实际办公地不符，“楼道口就上了锁，灰沉沉的，不像有人进出的样子。”

为了进一步拿到证据，上官正义就以“考虑代孕”为诱饵，要求在7月25日交易当天抱一抱这个孩子，拍个照片，没想到朱姐爽快答应。

7月29日8时，暴雨袭城，朱姐开着一辆白色宝马SUV如约而至，载着上官正义先行前往潍坊市妇幼保健院，澎湃新闻记者尾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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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姐提供聊天记录截图，称潍坊市一家私立妇产医院某主任介绍买家。

朱姐提到，今天的买家是当地某私立妇产科医院的一名主任介绍来的，来自宾州，早在今年5月就购买了一个女婴，但孩子发育不佳被退回了，一直等到现在。据称产妇只有20多岁。

沿途，一位体型较为丰腴的短发女子也上了宝马车，朱姐称其为“助理”，并示意上官正义，“尽量别说话。”从过往的聊天记录截图来看，其疑似专门负责在医院陪同孕妇做各项检查。

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朱姐还语调轻扬地向该女子说道，“昨晚做了一个好梦，感觉有好事要发生。”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车流较大，下雨天更加拥堵，小小的地下停车库早已被停满。“客人早就到了，”兜了几圈才停好车，朱姐搂着助理，撑着伞，一路快走，直达门诊楼8层。没过一会儿，身穿黑色印花连衣裙的月嫂就抱着孩子出来了。当天上午10时许，按照上官正义的要求拍完照，朱姐表示孩子黄疸指数比正常值略高一点，需要留院接受蓝光治疗，让上官正义先行回家。

原来，这是她们使的一出“调虎离山”。据朱姐下午提供的微信截图显示，当天上午11时，买家就带着男婴一路驱车回到滨州。7月29日傍晚，根据朱姐发来的就诊卡号，记者跟随上官正义再次来到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8层，辗转了解到，登记产妇名为李艳（化名），现年30岁，已经出院。

住院部8楼为产科二区，出入病房空置较多，每间可住3名产妇，分别由一位主治医师和护士负责。朱姐曾提到，她安排的产妇都会入住一个单人房间，“说话比较方便。”

7月30日一大早，朱姐驱车前往青岛接待代孕客户，下午2时许匆匆赶回潍坊赴约，试图拿下这笔大单。

她向上官正义表示，自己有大把“优质资源”，均为来自山东省省内的女学生，本科以上学历不少，可以根据要求匹配，“包成功，零风险，保证满意。”一口价95万，包含女学生的代孕“辛苦费”。从取精、移植到检产等，均在全国连锁医院进行。她提醒，暑假期间，不少女学生在异地旅游，手上刚好有一个，“我去做做功课，尽量8月底开始（代孕）。”

朱姐提供的合同书，由其所持有的“山东佰子”提供，该代孕服务名为“山东佰子生殖指定性别协议”，双方按个人名义签字并按下手印，合同即可“生效”。

记者注意到，合同中有一项甲方自费项目为“出生证费用”，为1万元。朱姐表示，这是给医生的“红包”。

“签”完合同，证据掌握充分，上官正义随即表明自己“打拐志愿者”身份。

朱姐一怔，片刻之后，她回过神来，手开始微微发抖。

朱姐自称硕士毕业，学习艺术，曾是一名老师。和现任丈夫再婚后，因无法受孕，开始了长达10年的“寻子之路”，偶然走入了代孕中介这一行，逐渐拓展业务。那位在群里为她招揽生意的“中间人”，曾帮她代孕，两人由此逐渐成为合作关系。

劝朱姐自首的过程中，门外正巧停着一辆警车，不远处，一位老人正绘声绘色地给牙牙学语的孩子讲故事。而朱姐的孩子，至今还没开口叫“妈妈”。

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值得关注的是，该事件中，朱姐明着开医疗公司，暗地里疑似从事非法代孕、拐卖儿童，隐蔽性很强。

7月30日傍晚，朱姐表示处理好家里情况就“自首”。随后，澎湃新闻记者跟随上官正义来到“山东佰子”注册公司所属辖区派出所——奎文分局东关派出所报案。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拐卖儿童？”一位王姓值班民警翻看签署的代孕合同后直接退回，并表示，应向合同签署时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或向当地卫健委举报。

8月2日上午，上官正义收到了来自潍坊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相关负责人的反馈信息，目前，奎文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已组成工作专班，将对该医疗公司是否涉嫌非法代孕、拐卖儿童一事，依法立案侦查。澎湃新闻将持续跟进此案。

代孕公司不该成为非法送养的“法外之地”

“圆梦”，是婴儿贩卖团伙营造的巨大假象。一直以来，朱姐始终认为，“这是‘收养’，不是拐卖。”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暨副秘书长袁彬向澎湃新闻表示，在职业贩婴团伙的主导下，新生儿父母假借“送养”名义，出卖自己的亲生孩子，换取高额利益，是目前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中比较突出的一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如果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根据我国刑法第240、241条的规定，孩子亲生父母涉嫌拐卖儿童犯罪，收买方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买方市场活跃，使贩卖行为有利可图，是拐卖犯罪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

一直以来，主张对拐卖和收买两方做同等量刑的呼声很高。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并规定，收买妇女儿童，一律入刑，但可视情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条例适当提高了从宽处理的门槛，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的处罚力度，但总体来看，买方受到刑罚的力度仍然较小。

袁彬认为，收买是拐卖的动因，需要严惩买方，加重刑罚，才能从根本上打破供需关系，提高犯罪成本，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研究会副主任葛绍山向澎湃新闻指出，无论是“弃养孩子保证书”还是“生殖指定性别协议”，其内容均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人贩向买家所承诺的，无法从法律层面得到保护，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创始人、北京安盟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张永将向澎湃新闻指出，事实上，我国早已出台了规范的“收养制度”， 收养子女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但部分人宁可铤而走险去买一个健康的孩子，值得深究。

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孤儿23.3万人，其中社会散居孤儿16.9万人。2019年，全国办理收养登记13044件，其中内地居民收养登记1.2万件。

非法送养黑市猖獗，合法领养却冷冷清清。张永将认为，一方面，被遗弃在爱心福利院场所的部分孩子，存在一些先天性或者基础性疾病，导致有“养儿防老”等传统思想的失独或者无法生育的家庭不愿意领养，但又达不到正规途径的收养门槛。另一方面，对没有经济来源的意外怀孕女性，相关部门的对口帮扶机制仍然不够完善，导致这些法律意识薄弱的女性容易被人贩团伙哄骗。

“收养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考核标准，增设相应程序，单靠法律一味封堵，无法解决底层存在的现实需求。”张永将说道。

本起案件背后，“关系网”盘根错节，给贩卖网络撑起了层层“保护伞”。

袁彬表示，监管不该变成形式主义。合法收养关系的建立，需要各个环节的监督机制互相作用和配合，不该仅停留在文件这样走马观花式的检查层面上，“20多岁的年轻女子堂而皇之变成40多岁的中年妇女而无人察觉，正大光明拿到医学出生证明，实际上是假借合法的形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卫生、公安、教育系统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警惕，继续加强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虽然我国的收养制度还在不断完善，包括针对拐卖婴幼儿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进步，但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需要实践、时间以及专家论证。“目前来说，还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张永将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