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尚。最近，有两则关于上海的老视频在网上火了：一个是1980年代的时髦发型展示，一个则是1990年代（1995年）在上海举办的一场发型汇演。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流行过的发式，无论是夸张的爆炸卷，还是蓬松的小卷发，其彰显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对“美”的追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美和把自己打扮得更美本是人的天性，然而在某个时期，为了变美而在发型上做功夫，曾是被明令禁止的事——
上海1980和1990年代的时髦发型，有些发型现在看也很时尚（视频来源：上海音像资料馆）
1942年冬，战时重庆笼罩在大轰炸的阴影之下，商业萧条，物价高企，街道上临时修复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本就行人稀少，入夜后便更显冷清。忽然之间，街角的理发店内传来一阵喧嚣，一队便衣士兵冲进店内大肆搜捕，将涉嫌烫发的妇女和理发工人逮捕，而所有烫发工具也被一一查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他们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便衣，此百思特网番奉命前来查办理发店，是为了响应新生活运动的号召，取缔妇女烫发一事。
烫发禁令之缘起
早在1934年初，国民政府便在南昌发起了一场旨在改造社会道德和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这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对国人的日常生活做了极其具体的规定，希望通过行政命令实现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
1941年2月，重庆，新生活运动七周年庆典晚宴上，蒋介石夫妇与国民党要员共同进餐
2月至7月间，南昌、南京、北平、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山东、陕西、山西、福建、云南等地相继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简称“新运会”），由各省主席任会长，蒋介石亲任南昌总会会长，各地新生活运动由此迅速开展起来。新生活运动崇尚简朴，该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即禁止妇女烫发。
新生活运动的标语海报（上海市档案馆藏）
新生活运动反对妇女烫发，其中一条重要理由便是奢侈浪费。烫发技术自上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后，起初价格十分昂贵，动辄就要二三十块大洋，当红影星胡蝶甚至每周都要去外国人开的理发店修理一次烫发，所费之巨可想而知。就当时来说，一般也只有歌星、影星和权贵阶层才消费得起。
经过烫发技术的逐步改进和成本的不断降低，到1930年代后，烫发所需费用已降至三到四元甚至更低，报刊上开始大量出现烫发女子的照片和理发店的烫发广告，社会舆论的宣传让烫发之风急剧扩张，烫发在社会上大受欢迎，逐渐成为时尚女性的发型首选。女子烫发越发普及，许多职业女性亦多有烫发现象。
胡蝶
新生活运动提倡对女性发式进行约束，与蒋介石的个人喜好也不无关系。他认为“我国各城市之妇女好趋时髦，咸以散发及烫发是尚，非但绝不美观，抑且有害健康”，且“以为妇女应有发髻，令全国军人此后不得与无发髻之妇女结婚”。可见蒋对于妇女发型的观念是偏于保守的，并试图通过新生活运动来扭转女子烫发这一社会趋势。新生活运动开始后不久，他曾手谕南京市市长及新生活运动会，指示应行整饬各事项，其中就包括了“妇女烫发亦应设法取缔，最好定一办法，如已剪发之女子，发长不得过几寸，过几寸者必须梳髻或戴帽”一条，由此禁止妇女烫发逐渐被列入新生活运动范畴，与禁止行路吸烟、禁止衣冠不整和提倡服用国货一并，成为政府推进新生活运动的重点工作之一。
老上海女子的摩登发型（图源：王开照相馆）
各地取缔烫发的尝试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蒋即“手谕南昌行营拟定禁令，禁止全国妇女散发及烫发”，各级政府以妇女烫发“既耗金钱，复碍卫生，且每烫一次，费时至两点钟之久，更妨正当工作”为由，对女性的发式提出了严格规范，并不惜以行政手段进行干预。1935年1月，南京市政府首先出台取缔办法，规定“禁止妇女烫发，以重卫生”。至5月初，北平厉行取缔奇装烫发，于交通要道和公共娱乐场所加派警察，随时劝导来往民众，“各处摩登妇女因之被警察阻拦而加以劝导者，几不可以数计”。随后，四川省公安局下达烫发禁令，规定各理发店如“代人烫发，一经查觉，定立予封查”。为从源头上控制烫发工具，又令各剪刀、五金店“如再制售烫发器具，一经查觉，除没收外，定将该店主传案严办不贷”。而上海、广州等地亦陆续出台相应措施，取缔妇女烫发。
1934年6月，江西省政府遵照蒋介石的手令制定《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后，上海也开始取缔妇女烫发，上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还命令警察予以监督实施。然而，在风气开放的上海，这种用强制力来干预妇女发型的措施，受到广大妇女群体的反对。在当时的报纸上，对此也多有批评之声。最终，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之下，取缔妇女烫发在上海未能继续推行。
在当时领时尚风气之先的上海，烫发禁令终究未能继续推行。图为上海歌唱界女明星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白虹、姚莉、周璇、李香兰、白光、吴莺音
紧接着，国民政府正式下达了关于禁止妇女剪发、烫发及禁止军人与无发髻女子结婚的命令，妇女烫发问题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恐慌，反对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甚至有人抨击烫发禁令是复古与独裁的表现，以致宋美龄也被迫出面圆场。她在答记者问时这样解释道：“关于禁止剪发烫发之事，外面颇多误解蒋委员长之真意者。蒋委员长前以妇女在国家社会家庭中所居之地位极为重要，所负之责任亦极重大，而近年以来，我国妇女颇多以趋尚时髦为荣，以致生活行动多浪漫不羁者……深觉有彻底改革之必要，务使我国妇女能崇尚朴素，保持固有之美德……然而并非干涉与禁止也。”
上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印制宣传品，其中要求“养成劳动节约之生活”，取缔妇女烫发就与此有关（上海市档案馆藏）
与之相应，新生活运动总会也不再要求各地明令禁止烫发，而是指示各地新运会：“取劝告态度，启发一般妇女之自觉心。”但重庆警备司令部仍于当年发布了禁止妇女烫发的公告，规定各理发店即日起“将烫发器具自行销毁，倘敢阳奉阴违，一经查出，除勒令歇业外，并从重处罚不贷”。南京市社会局也于1936年再次颁行禁令，规定在校学生“男蓄头发，以平顶或光头为原则，女生绝对禁止烫发，并不得蓄长发过耳际”，还强令所有理发店“将各该馆中之所有烫发器具，一律自动收藏”。
民国时期的广告画，画上女子烫发穿旗袍，十分时髦
禁令推行困难重重
对于究竟如何取缔奇装烫发，虽南京、重庆等地新运会先后拟定相关办法，并“函请治安当局一再明令取缔”，但禁令推行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当局查封了几家理发店后，店主们就纷纷变更办法，或搬到家里去烫，或利用机关合作社名义之理发店烫，使得街面上烫发的女子竟比从前更多了。尤其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后，全国各地人口大量涌入，“外来男女多有烫发及着奇装”，导致“本市男女争相竞效”，烫发之风复起。1938年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为劝导国人“尽量抑止个人无谓消耗，节省财力，贡献国家”，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会拟定了更为严厉的《取缔奇装烫发实施办法》，并呈请中央政府通饬施行。其主要条款为：
1. 由本会呈请最高当局，通令各军政机关转饬公务员所有眷属，应自动取缔烫发及着奇装，以为民众表率。
2. 已烫发之妇女，应即设法恢复原状，未烫发之妇女，应保持原有之美德，勿沉湎于奢靡恶习之下。
3. 由本会先行通告理发业同业公会，嗣后应绝对不得为人公开或秘密烫发，并在各理发店内及门首张贴“烫发要受处罚”标语，不得撕毁，否则送交警局议处。
4. 理发店为人烫发，如经查觉，即行勒令封闭。
5. 理发工人秘密至私人住宅烫发者，如经查获，除将该工人交由警局处以三月以上苦工外，并将该工人所住在之理发店与第四条为人烫发同样予以封闭。
6. 如理发店能将烫发器具自动缴销者，本会当予以荣誉上之奖励。
7. 本会派员率同宪警随时赴各理发店巡视，并检查有无烫发器具。如发觉为人烫发，仍照第四条处理，并将烫发人送治安机关科以相当罚金。（此项罚金即作慰劳抗敌将士之用）发现器具而未见与人烫发者，即将该项器具予以没收用杜流弊。
8. 妇女服装，应崇尚朴素，勿过于奇艳，表露其生活浮华，如巡逻宪警嗣后遇有再着奇装艳服者，即切实劝告加以纠正。
9. 男性奇装烫发即由治安机关拘捕，从重处罚。
10. 本办法除函送本市治安机关办理外，并报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长行营新运总会核夺通饬施行。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就《取缔奇装烫发实施办法》通饬施行函复行政院秘书处
不过，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会的请求并未得到中央支持，内政部礼俗司在公函中指出：“现时各地对于此类办法多有规定施行，似无由中央通行之必要。”且“新运会为社会团体，其方案之推行，如含有强制执行之性质者，宜会商当地党政军机关依法办理；其单行办法中之处罚条文，并宜参照现行法规”。虽然全国已有多地先后取缔奇装烫发，但大都执行不力，湖南省新运妇委会还曾因此与当地新运会意见相左，导致许多工作计划根本百思特网从未实施。
相比之下，陪都重庆对于禁令的执行已算严厉，不仅出台了更为严厉的取缔办法，还时常联合宪警进行巡查。从1942年11月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一纸公函中可以看出，虽然当时重庆仍笼罩在大轰炸的阴影之下，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还是派出了大量便衣上街检查理发店，取缔妇女烫发。但其结果也仅以查封理发店和查扣烫发工具为主，妇女烫发现象却无法禁绝。
民国时期爱美的少女们流行在家里用一根铁制的扦子，先在火酒上面烧热后，继在头发上面横卷竖撩
由战时取缔到禁令终结
1943年9月，在委员长侍从室的授意下，重庆市警察局以“烫发不合战时要求”，再次召开取缔烫发的专题会议，意在“减少无谓浪费，增强抗战实力”。市警察局行政科科长梁尔恭代理会议主席，新运总会、社会部、重庆市政府和市党部等机构均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梁尔恭首先转达了委员长侍从室“关于整理陪都市容的意见”，其中要求：“烫发之女性应严予取缔，除没收公私理发店（多数利用机关合作社名义之理发店电烫）之烫发器具，予以封闭外，并须计定当路剪除烫发之办法，由警察严厉执行，以为浪费者戒。”可见，苦于“不烫发之宣传甚久，然毫无效果”，最高当局对战时取缔妇女烫发的态度越发激进，甚至想要执行当街剪除，从而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不过，如此严苛的办法，显然无法得到众人支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当街剪除烫发“切实执行颇为困难，且牵扯范围至广，容易发生纠纷”，最好先行宣传劝导，或从自身做起，绝对禁止政府职员烫发。最终，会议决定对烫发者不再强制处罚，而是改以“着重宣传劝导”为主。议决事项如下：
理发店烫发之取缔
1. 先行通知各公私理发店（包括合作社），自即日起应将烫发器具一律收藏，不准供人烫发。
2. 检查时如发现有烫发器具时，不论正在使用或未予使用，一律予以没收，并予该店以永远停业之处分。
3. 本日参加会议各有关机关会同检查一次，并另邀请市妇女会参加。（由警察局定期通知）
女性烫发之取缔
1. 宣传劝导，十月一日开始以下列方式行之：
（1）函请市妇女会劝告妇女同胞绝不烫发。（请重庆市党部办理）
（2）函请各机关首长通令所属取缔烫发。（请新运总会办理）
（3）各电影院在玻片上放映取缔烫发标语。（警察局办）
2. 公共娱乐场所、车船码头及公共场所之烫发女性随时检查其身份证，并予严查警告。
3. 集团结婚禁止烫发女性参加。
4. 各有关机关每月会同检查一次（地点临时指定），并请重庆市妇女会参加。
5. 十一月一日起开始执行。
实施时间
以上议决各项取缔方式，俟本会议记录呈奉市政府核准后实施。
1943年9月，重庆市警察局召开取缔烫发会议之记录
如此一来，当街剪除烫发的设想自然无法施行，以宣传劝导为主的取缔方式让烫发禁令再次回到了原点，逐渐不了了之。烫发禁令之所以难以推行，一方面是禁令超出了政府的职权范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难以通过行政命令强行加以改变；另一方面也与“权势”当道有着重要关系。各级官员常常只是单方面强制老百姓遵守规定，而自己的家眷和有身份地位的女性却不受约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结果，自然使烫发禁令的效果大打折扣。到抗战胜利后，烫发之风已遍百思特网及民国官场，“上自一品夫人，下至大姐娘姨，无不卷发如云”，烫发禁令实际上也就名存实亡了。
杂志编辑：李红
新媒体编辑：一茶、陆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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