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30日下午，28岁的黄征走出南山科技园一栋办公楼的隔间。趁着电梯厅的镜子，他留下了这家公司最后一张自画像。除了摄像头，还有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标志。

这是黄征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在辗转深圳四家互联网公司后，他决定彻底告别IT行业。

在职业生涯初期，黄征给自己定下的职业目标是当十年程序员，然后进入技术管理或者成为一名IT企业家。

在职业生涯的中途，他对自己最初的10年目标彻底失望了。“第一，他太天真，太自以为是。第二，即使他做到了，也无法摆脱996”。

去TM的996

离开的想法是在工作的第三年产生的。

这是黄征工作的第二家公司。一天晚上，他在科技园的一家快餐店吃饭时，突然感到心悸，呼吸困难。他放下筷子，慢慢走到门外，不停地深呼吸。10多分钟后，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那天晚上，坐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黄征想起了"像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许立志的诗。

一个加班的晚上，黄征同学的同事在办公室里口吐白沫。

寂静的夜里，黄征看着头上闪闪发光的日光灯，心里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成为掉在地上的螺丝钉。

在这种心悸之前，他对工作充满激情，渴望快速成长。

老板老秦是个好人，与下属分享经验和专业知识，欣赏黄征的技术才华。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专业技能也迅速提高。对于喜欢打代码、热爱技术研发的黄征来说，上一家公司很难给他价值。

在这种工作氛围下，黄征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一样，充满了活力。每天早上，他顶着汗水和口臭从宝安挤进科技园，然后开始一天的高速运转。加班到深夜是惯例。平均每月加班两次以上。

后来几次出现心悸。黄征逐渐开始怀疑这种职业热情的意义——所谓的通过技术积累，过上更好的生活，从本质上讲，不过是老板们榨取利益的糖衣。.

即便是像老板老秦这样的技术牛人，也摆脱不了996的命运。更高的职位和薪水只是老板们怂恿他们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过度工作的诱饵。

96式奋斗">

这样的判断，很快在第三家公司得到了更为确切的印证。

在这家公司他遇到了一位“变态制作人”，制作人在游戏开发公司的职能，相当于项目总统筹。

黄征之所以称骂这位上司变态，是因为熬了一个通宵后，整个团队赶出来的游戏新版本，仅仅是为了给老板看一眼。

这样劳而无功的通宵加班，黄征前后经历了好几次。加班到晚上11 点、12 点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每个深夜加班过后，老板次日都要在办公室里，指责制作人没有做好管理，累坏了“兄弟姐妹”。这位东北老板有着和刘强东一样的习惯，喜欢称呼员工为“兄弟姐妹”。

不久后他就同事那里得知，这是一套“驭人术”，老板负责在加班问题上唱白脸，制作人负责唱黑脸，只为让员工更心甘情愿地卖命。

无论加班到多晚，第二天9点，大家都要准时到达公司。因为部门要站着开早会，一个人迟到，就要连累其他同事站在会议室等他，一开始他不解，这种汇报“昨天干了什么，今天要干什么”的会议，完全可以在QQ群里解决，为什么一定要开会。

他后来知道，这同样是老板和制作人约定好的“驭人术”，目的不在于开会，而是防止员工迟到，“有谁好意思让别人站着等他”，同事在办公室里低声跟他解释。

黄征恨死了这样的日子，每晚工作到10点，脑力透支到极限以后，他的脾气变得格外暴躁，但凡一个人走过来提个问题，他必定要发一通火气。每周他要上六天班，工作日回到家后已经十一二点，健身、看书……任何能让自己喘口气的生活调节，都成为不可能。

而他工作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消耗在了低端重复性工作中，没法学习最新技术，距离自己最初幻想的“成为很厉害的技术牛人”，显得愈发不可能。

黄征决定“去TM的”。

他不再像过去一样，习惯将工作时间延长到9点以后。每天下午6点半后，他准时关电脑下班走人，迟到也成了习惯。没过多久，他参与的项目因盈利无望停摆后，他也被“优化”了。

曾经的上司老秦，已经跳槽了腾讯的某个游戏工作室。失业的日子里，老秦邀请他参观了腾讯的办公大楼。站在可以俯视南山的大落地窗前，老秦鼓励他学习虚幻引擎技术，为面试腾讯做准备。他笑了笑，随口搪塞过去。

他清楚，跳槽腾讯后，老秦的加班更为变本加厉。

经历无数次加班以及“驭人术”的洗礼，黄征的“上进心”已被磨灭殆尽。他决心找一家无需996的公司。很快，他就发现这根本不可能。

无需996的工作也有，但给出的薪酬根本支撑不了他的生活开支。他面试了一个多月，最后选择了一家“相对轻松”的公司。“相对轻松”的概念是，在996的前提下，这家公司的加班强度，比其他公司略低一些。

上班地点和之前并无差别，5年来黄征呆了4家互联网公司，最后三家都在科技园片区打转，离公司最近的地铁站，要么是高新园，要么就是深大。

在科技园里兜兜转转，就像他走不出的996宿命一样。拿到第四家公司的offer后，黄征打定了主意，就在这里混混日子。

“只要猝死得够快，内卷就追不上你”

李寅也在深圳做了5年的程序员，他比黄征小一岁，却没法“去TM的”。

他的孩子刚满一岁，买在惠州的房子，每月要还5000块房贷。相比于对996的厌倦，职业焦虑、生活压力更让他惶惑不安。

这种不安是从去年4月开始的。当时李寅参与的创业项目彻底停摆，收入都成了问题。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掰着指头算算各项开销，他在求职市场上，给自己定了个2万的薪资标准。

工作找起来一下子吃力了很多。在此之前，李寅找工作可谓顺风顺水，基本上离职一周后，就能入职新的公司，那时他的薪酬还在1.5万以下。这次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了一份月薪2万的程序员工作。

他想起了之前同行讲过的金字塔理论，越往上走岗位越少，竞争就越发激烈，而到了35岁，就是职业的终点。“我来深圳5年了，再过5年，也差不多就到了职业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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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的工作虽不难找，李寅却从未感觉过职业安定感，他在深圳经历了5家公司，一半以上情况是被动离职——公司倒闭或者裁员。

他和同行讨论过这种困境，这与整个互联网行业的现状有关。整个市场上，几个大厂分完了蛋糕，互联网小公司生存举步维艰，“九死一生就算是不错的了”，他发现大多数小型互联网公司，要么做成一个项目赚一笔离场，要么项目失败以破产收场，最好的结局就是被大厂收购。

“今天我到这里上班，看起来一切都还好，说不定明天就不行了。”在福永的一个科技园里，李寅指着楼上的公司说道。

去年，李寅的前同事进入一家大型集团从事技术开发工作。他劝李寅多考虑相似的机会，“大企业起码可以养老，至少稳定”。李寅觉得前同事讲的不无道理，但他也不太敢指望这一点，毕竟很多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照样要被公司“优化”。

孩子出生以后，李寅就陷入了技术焦虑，下班之后，刨去喂孩子吃饭，陪孩子玩耍的时间，他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充电的时间。

“我们这一行有句话，时代想要抛弃你，分分钟都不会等你，今年你用的是最新的技术，明年这个技术就落伍了”。

李寅之前有个做技术开发的女同事，在家休了将近一年的产假后，再上班已经完全适应不了工作节奏，“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后来被调出了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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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腾讯做了9年游戏开发的刘超宇，将这种焦虑归因于“做技术的诟病”——国内互联网行业所做的东西属于应用层面，用到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国外的基础技术研发，“说白了人家是你的技术上游，你只是用了人家开发的工具型技术”。

“你得一直追赶人家的技术走，人家出了新的插件、技术和架构，国内所有的技术人员都要去研究它，不然过几年你可能就失业了。你得不断学习，来保持岗位竞争力，但你这样追赶，你比得过年轻人吗”。

比不过年轻人的，不止技术更新的速度，还有加班的热情。刘超宇离职前的那几年，发现刚入职的同事甚至在内网上发布攻略，分享如何在公司住上一个月——“在健身房洗澡，用折叠床睡觉等等，写了一二十条”。

刘超宇的一个前同事，从腾讯离职后开始卖保险。离开从事20年的IT岗位后，他跟刘超宇感叹“卖保险以后，感觉豁然开朗”，相比较之下，程序员职业则是”越做路子感觉越窄，选择越少”。

“说白了，同一个职位争的人太多了，工作经验已经不值钱了”，刘超宇觉得，这是中年程序员最为尴尬的一点。

近些年来，“程序员职业高度内卷化”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所谓内卷，即在蛋糕大小不变的前提下，分食蛋糕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现实下，分食者的个人最优选择（做题家、奋斗逼等）会导致整体的无效率和边际报酬的递减（700分读不了清北，996等）。

在网上关于“程序员如何避免内卷化”的提问下面，其中一个回答是“只要猝死得够快，内卷就追不上你”。

告别996，下一个路口

两年多前，刘超宇离开了腾讯，在深大附近开了家手工皮具工作室。今年夏天，因为疫情接连亏损了几个月，他和妻子不得不关掉工作室。

头顶大厂光环，隔三差五他还能接到猎头的电话。他懒得应承，“一旦回去，你就必须接受那种工作状态”。

黄征的上司老秦，现在过的应该就是“那种状态”——赶项目时，整个一年基本上都要晚上12点后下班，凌晨两三点下班回家也是常事。

几个月来，刘超宇和妻子呆在龙岗的家里，偶尔有皮具爱好者上门，体验一下皮具制作课。俩人希望找到新的自由职业，而不是返回职场。

刘超宇当初进入这个行业，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游戏开发的痴迷与热爱。十多年后他发现已经很难找到当初的兴趣，开发一款游戏，公司更关注的是商业价值，而不是独立创新性。

毫无节制的加班，也让他感觉整个行业将脑力创造性工作，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你做一个创造性的东西，你灵感好，状态好，一天就可以解决问题，状态不好一个月可能都解决不好，工作时长能解决问题吗？但国内企业已经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通过压榨劳动时间来实现突破。”

还好，9年大厂工作给刘超宇留下了一定的积蓄。足以让夫妇俩在失去收入的大半年时间里，相对从容地寻找一条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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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寅背负着更多现实压力。

他和妻子都是湖北人，俩人商量着等他离开IT行业，就回到武汉发展。可离开老本行，跨行业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回去到底做什么，要不要提前存够武汉房子的首付”，是他现在最焦虑的问题。

之所以要存够武汉买房的首付，是因为他在惠州买的房子，近几年都无法出售。根据惠州楼市政策，商品房需证满3年方可转让，现在李寅还没拿到房产证。

他更忧心的是，即便熬到可以交易，房子也很难出手，“那么多新房都卖不出，何况二手房”。

2年前，准备结婚的小两口在中介的“30分钟到深圳”游说下，买下了这套房子。现在他感觉握着一个烫手山芋，“住不了，租不出去，也没有升值，算上每月要还的利息，还是亏本的”。

对李寅夫妻俩来说，回武汉买房，怎么着都不是个轻松的事情。“要么背负两套房贷，要么亏损把惠州的房子割肉卖了，这个抉择很难。”

现在俩人带着孩子，租住在坪洲地铁站附近。李寅有3个同学住在附近，也都是程序员。隔段时间四个人会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起将来，大家通常以满嘴不在乎来掩饰迷惘，“有人说过几年回老家养猪，有人说回家继承老爸的养小龙虾事业”。

今年因为疫情，李寅一直在荆州老家待到四月份，小城生活让他体味到了久违的安稳感，“在家太幸福了，要啥有啥，生活又方便，就是没有好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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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黄征，当下的处境最为轻松，他形容目前的生活为“回到人间”。

去年找第四份工作时，他开始留心转行的机会。做跨境电商的朋友，给了他转行的启发。辞职以后，他重新租房，搬到宝安福永片区的一间公寓里，做起了跨境电商。这3个月来，每月收入大概有2万多元，这差不多与他之前的收入相当。

他有心把跨境电商做得更大一些，“明年去佛山，可以雇两个人来干，那边房租、人工便宜。”

黄征现在住的地方，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3公里。每天他睡到10点钟起床，打理一下电商账户、发发货物，一天下来只需工作四五个小时。他了有充足的时间，看书、健身，去附近转转……

“我有了自由的时间，可以去看自己喜欢的书。我期待自己慢慢变成一个很牛的人，正如在 2015 年 3 月，我得到第一份工作时，憧憬着自己将来能有一番作为一样。”

告别996后，28岁的年轻人，许给自己一个新的未来。

备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