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30日，华为员工在珠峰安装了全球最高的5G基站。
在我们被美国打压的这两年，人力资源政策从未改变。公司内部没有混乱，反而更加团结。
我们在研究6G时，提前规划，抢占专利阵地。不要等到6G真正有用的那一天，因为我们没有专利，我们受制于人。
如果有七八百个外国科学家在这里工作，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在外国。我们将在上海青浦基地规划100多家咖啡馆，可容纳3.4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我们不再追求用最好的零件制造最好的产品。在科学合理的系统流程平衡方法下，我们也做出了零件合理的优质产品，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盈利能力。
介于“瘦”和“胖”之间的是另一类人才，他们学历高，擅长解决工程问题。他们可以当教授，用手术刀杀猪。华为能为他们创建一个评估体系吗？
我们允许海斯继续攀登喜马拉雅山。我们大多数人种植土豆，在山下放牧，不断给登山者提供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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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电子专家。即使我过去对工程技术有一点了解，但我的水平和今天的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今天和你说话，我不会不安。说错了可以当场批评。毕竟你们是走在科技前沿的人，我的错误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毕竟我们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能不是代沟，甚至不是一代“海”或“洋”。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要勇敢的和大家沟通，一起前进，一起克服困难，要敢于走在时代的前列。
问：一方面需要专家参与战场上的战斗，另一方面需要“捅破天，扎到根”。在实践中，这两个目标有时并不统一。如果你参加战斗，你将没有时间“粉碎天空”；“刺破天空，坚守根”的技术，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应用到产品上参与战斗。你如何看待这种不一致？
任：公司不是一个人的。有些人这样做，有些人那样做，所以不会有个人分裂。公司文件是给集体的，不是给所有人的。
第一，作为一个研究前沿科技的科学家，未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走科学家的路，在科学无尽的前沿做理论研究，在公司的愿景和假设的方向创造新的知识；一是走专家之路，拿着“手术刀”参与我们“杀猪”、“挖煤”的商业战役。
首先是从事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的道路。刚进门但还不成熟的可以称之为实习科学家；摸了门道，小有成就但没有突破的可以称之为助理科学家；少数突破可以称为科学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可以称为某一方面的首席科学家。不要比较社会头衔，你不会感到不安。我们的科学家是领取饭票的代号；社会上的科学家是社会荣誉的象征。我们收饭票的人多，说明我们的兵比马壮，战斗力强。因此，我们不怕更多的科学家。
“科学，无尽的边疆”，边疆在哪里？未来的神秘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因此，我们无法对科学家取得的成果进行量化评价，甚至我们的“科学家管理团队”和“专家管理团队”也无法对科学家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评价和指导。对于走科学家道路的人，我们主张用清华教授的待遇来衡量你的学术贡献。结果被发自内心的社群唾骂，说不重视理论研究。其实并不是我们不重视理论，而是与专家路线相比，我们无法定量评价科学家探索的未来奥秘。十几年来，如果公司不重视基础科学和研究，不与世界顶尖科学家深度合作，不重视基础研究人员，就不可能积累到今天这么多的理论技术和工程，再面临美国的打压和封锁，现有的问题也未必能解决。如果大家都不认可清华大学教授的待遇标准，也说明我们的评价体系不够先进。然而，我梦想成为清华的一名学生，但从未实现。我用“清华教授”来比喻我们做纯理论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你还是不接受，说明你更伟大，说明时代在进步，我们在落后。
二是走专家之路，用自己掌握的基础理论解决实际业务问题。带上你的“手术刀”，参加我们的“杀猪”战役。根据“猪”的肥大、关键节点的突破值和“战役”的大小，“猪”杀得多且肥，有机会根据战功晋升为“中将”。这是美军的标准。军士长的职务相当于中将，而在中国军队中相当于旅、团级。
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和商业价值驱动的应用研究也可以结合起来，创造科学知识和商业价值。这是9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斯托克斯教授倡导的“巴斯德象限”创新，也是去年新《无尽前沿法》提出将美国科学基金会改组为科技基金会的主要原因。
我们应该敞开心扉，解放思想，敢于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公司正处于战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没有人才是不可能收费的。不要过分强调特长，只要他足够优秀，他愿意拿着“手术刀”参与我们的“杀猪”战役。我们必须拓宽我们的思维，使我们的基础多样化，避免单一基因思维，并允许偏执的存在。要改变过去用统一的薪酬体系招聘全球人才的思路，就要以本土人才市场的薪酬为基准，对高级人才给予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为了吸引美国的顶尖人才，我们必须。
遵循美国人才市场的薪酬标准。我们未来要胜利，就必须招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要与国际接轨，薪酬标准就要高于人才所在地（国家），这样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被美国打压的这两年，人力资源政策从未变过，工资、奖金发放一切正常，职级的晋升、股票的配给等一切正常。公司不仅不混乱，反而是内部更加团结，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我们的队列。抛开了束缚，更加胆大、勇敢地实现了更多的突破，有了领先的信心和勇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一个一个地解决难题，一批一批的有扎实理论基础的人“投笔从戎”，拿着“手术刀”，加入“杀猪”的战斗。比如，有几个天才少年加入了煤矿军团，反向使用5G，使井下信息更高清、更全面；复用黄大年的密度法等去解决煤矿储水层的识别问题，未来会产生巨大的价值。
当然，走科学家的道路还是走专家的道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抗日战争爆发时期，许多优秀大学生加入了战地作战，个人在这个社会中就像拼图板一样，你只是其中一块，很多块拼出来才是一个大的扇面。食堂里贴了一张宣传画，一个16岁的远征军士兵在战场上，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一段话：“中国会胜利吗？”“中国一定会胜利的。”“当中国胜利后你打算干什么？” “那时我已战死沙场了” 这不正是我们华为今天的时代精神吗？1941年莫斯科大雪中，数十万仓促而聚、混乱不堪的苏联红军，在红场阅兵，杂乱的队伍英勇地通过红场，他们视死如归地从阅兵场直奔战场的伟大精神，不正映照着我们的今天。我们不也是从两年前在混乱的惊恐中反应过来，形成今天的雄赳赳气昂昂杂乱有力的阵列吗？
第二，我们还要去寻找“又瘦又胖”的人，就像冯·诺依曼那样，既能解决理论问题，又能解决实际问题。昨天我开玩笑说：“教授教授就是越教越‘瘦’，杀猪的就越杀越胖”。还有一类人才介于 “瘦”与“胖”之间，学术素养非常高，同时又擅长解决工程问题，既能当教授，又能拿手术刀杀猪。不“瘦”怎么能杀猪呢？不杀猪怎么能“胖”呢？“又瘦又胖”的人如何评价？纯粹搞理论研究的有价值评价体系，纯粹走进工程领域的人也有评价体系，对于又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人呢，我们暂时还没有评价体系，华为能不能创造一个评价体系来呢？
我们会在心声社区开辟一个“科学与工程史”专栏，把“胖”的、“瘦”的、国际的、国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成长的关键时刻讲出来，以启发我们20万人的思想，炸开年轻人的大脑。为什么我过去写文章时要专门强调“瓦特曾经只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锅炉修理工”，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原创发明者，而只是改进了它。我们不要纠结在谁的原创上；我们不仅要尊重原创，还要在原创到商品的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被借鉴的人也是光荣的，他一小点点的火花竟然被我们点燃成了熊熊大火。作出阶段贡献的人，不要担心工分怎么算，贡献在那儿摆着的，又跑不了。水稻是数千年前由古人驯化的。杂交是一种方式，袁隆平是在中间一段推动了高产，也不失他的伟大。要敢于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前人，包括了你的同桌、同事。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开桎梏，不拘一格用人才，咱们也能出现伟大的科学发明、重大工程。
问：面向未来的技术研究落地周期较长，“活下去”和“有未来”两者之间如何平衡？
任正非： 有些理论和论文发表了，可能一两百年以后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基因对人类的巨大社会价值，但1860年，孟德尔的思想和实验太超前了，即使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也跟不上孟德尔的思维。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从1856年至1863年共进行了8年，他将研究结果整理成论文《植物杂交试验》发表，他发现了遗传基因，但未能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经历了百年后，人们才认识到遗传基因的价值。而当时我国由于意识形态问题，认为这是神父发现的，有宗教倾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力主学习的是米丘林、巴甫洛夫的学说，让我们对基因的认识又晚了几十年。mRNA抗新冠病毒疫苗是基于基因研究的。经过这次美国对中国科技脱钩的打击，以及疫情的恶劣蔓延事件，会使我们更加尊重知识分子，更加尊重科学。我们要对教师的地位、医生的待遇给予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创造性的劳动，才能有丰富多彩的美好世界。当一个事情出现普遍现象，一定要从制度改革入手，尊重与善待被改革群体的积极性。也只有你们理解了公司的战略，公司才会有力量。
因此，面对未来的基础研究，或许需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人们才看到你作出的贡献。你的论文或许就像梵高的画，100多年无人问津，但现在价值连城。梵高一生穷困潦倒。你是先知先觉，如果大家现在都能搞得懂你所研究的理论，你还叫科学家吗？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搞明白了，你们两个惺惺相惜一起喝杯咖啡聊聊，也能互相启发，互相鼓舞，互相打气，我们不要求一个人同时具有两面的贡献。
问：以前公司鼓励大家去做长期研究的工作，有些工作可能要几年或是数十年的积累才能沿途下蛋，但现在因为受美国打压，我们需要有质量地活下去，您怎么评价长期研究工作的价值创造？
任正非： 对于长期研究的人，我认为不需要担负产粮食的直接责任，就去做基础理论研究。你既然爱科学，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就沿着科学探索的道路走下去。如果一边研究一边担忧，患得患失是不行的。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评价机制，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不会要求你们“投笔从戎”的。我们允许海思继续去爬喜马拉雅山，我们大部分在山下种土豆、放牧，把干粮源源不断送给爬山的人，因为珠穆朗玛峰上种不了水稻，这就是公司的机制。有这样的机制才有必胜的信心。
问：公司这两年鼓励专家“杀回马枪”，解决产品难题，您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 专家就要做专。就像煮面条一样，就差点味精，那把味精一放，面条好吃了，就可以卖多一点钱。专家就要去做那道“味精”，去支持前方，直接参加作战，作战成绩是比较客观的。专家作出了贡献就应该得到正确评价，专家的评价基准比科学家的评价基准要清晰。
对于过去已经作出贡献的专家，如果有评价不公的情况，可以追溯，把过去不公正的评价改过来，该补给你的就补给你，就像无线的“Massive MIMO”团队。也不光专家，过去有一些干部工作中有错误，今天改正了，我们也要正确评价，发挥积极性，不要老揪住别人不放。
问：我们要通过给客户及伙伴创造价值，活下来以及有质量地活下来。什么叫“有质量地活下来”？
任正非： 我们公司现在有两个漏斗：第一个漏斗是2012实验室基础理论研究，这个漏斗是公司投入资金，你们产生知识；下面一个漏斗是开发队伍，公司给他们资金，2012实验室给他们知识，当然还有社会的知识，他们的责任是把产品做出来，创造更多商业价值。连接两个漏斗的中间结合部就是“拉瓦尔喷管”，你们有学流体力学和动力学的，知道拉瓦尔喷管的作用，就是通过加速方式使得我们的研发超前变现。
立足于这个研发体系上，我们不仅要在5G上引领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要在一个扇形面上引领世界。
问：6G潜在研究和标准化有分裂的风险，您怎么看？
任正非： 从现实的商业角度来看，我们要聚焦在5G+AI的行业应用上，要组成港口、机场、逆变器、数据中心能源、煤矿……等军团，准备冲锋。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拼命研究6G呢？科学，无尽的前沿。每一代的无线通信都发展出了新的能力，4G是数据能力，5G是面向万物互联的能力，6G会不会发挥出新的能力，会不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无线电波有两个作用：一是通信，二是探测。我们过去只用了通信能力，没有用探测感知能力，这也许是未来一个新的方向。6G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就不只是大带宽的通信了，可能也有探测感知能力，通信感知一体化，这是一个比通信更大的场景，是一种新的网络能力，能更好地支持扩展业务运营，这会不会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们研究6G是未雨绸缪，抢占专利阵地，不要等到有一天6G真正有用的时候，我们因没有专利而受制于人。
我们过去强调标准，是我们走在时代后面，人家已经在网上有大量的存量，我们不融入标准，就不能与别人连通。但当我们“捅破天”的时候，领跑世界的时候，就不要受此约束，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创建事实标准，让别人来与我们连接。就如当年钱伯斯的IP一样，独排众议。
问：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终端业务尤其是手机业务处在相当艰难的处境，公司在哪些领域未来会有大机会？
任正非： 终端是一个复杂的载体，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和应用，不仅仅是一个通道，也不仅仅是手机。终端也不仅仅是芯片问题，涉及很复杂的问题。这一点乔布斯是很伟大的，创造了手指画触屏输入法。
未来的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信息的体验全靠终端，最重要的载体也是终端，因为传输设备、软件等看不见、摸不着。终端将来是什么形态我也不知道，但肯定不只是手机，还包括汽车、家电、可穿戴设备、工业设备……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还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攻关。
问：我们要连接全世界的“外脑”，上海青浦基地正在建设，“巢”筑好了，“引凤”有更大的动作吗？
任正非： 借助外脑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我们已经在做的：加强对大学中青年教授、博士的支持，合作兴办博士后工作站，邀请海内外科学家参加我们的攻关工作，打造“黄大年茶思屋”前沿思想沟通平台……我们还要扩宽思路，探索更多更广阔的与外脑的连接方式。
第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环境优美，适合外国人生活。如果有七八百个外国科学家在这里工作，他们就不会感到是在外国了。我们将在可容纳3.4万名工程师、科学家的上海青浦基地规划100多个咖啡厅，全部由公司设计装修好，交给公司的高级服务专家来创业经营，实现服务的专业化、高端化。我们把环湖的10公里路叫“十里洋场”街，把园区中那个湖叫类日内瓦湖，湖边路边遍地都是十分优美的咖啡厅，适合现代青年，吸引一切才俊。打造适合外国科学家工作、生活的氛围。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让外脑们在这里碰撞、对冲，这个冲突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井喷。
第二，当某个国家出现了战争、疫情等困难时，我们能不能包个飞机去把一些科学家及家人接过来搞科研？尤其是疫情时期，咱们国家疫情控制得好，相对比较安全；过几年全球疫情控制住了，科学家也可以选择回国。现在是网络世界，在哪儿都可以搞科研。
第三，在座都是科学家、专家，希望你们要多抽一些时间读文献，尤其是最新的学术会议与期刊论文。可以把论文及你的心得贴在心声社区或者Linstar上，共享给更多人。科学家还是要多抬头看看“星星”，你不看“星星”，如何导航啊？
问：您对类脑计算这种根技术怎么看？
任正非： 这一点我是支持的。第一，从公司角度来看，我们公司最终体现的社会价值就是算力，通信也是给算力提供服务的。第二，从国家层面来看，包括算法在内的根技术，对我们国家安全和国家进步来说都是必需的。中国将来要推行“东数西存”“东数西算”，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算力的国家呢？完全可能。那我们怎么算呢？首先我们要有先进的方法，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先进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作为第二算力的大国，如果承载基础算力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如何保证国家信息产业的安全呢？
问：我们很多工作是颠覆性的创新，要革传统技术的命，推动会遇到很大阻力，您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 颠覆性的创新，即使最终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对我们公司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在失败的过程，也培养出来了一大批人才。正是因为我们研发经历过的一些不成功经验，才成长出了很多英雄豪杰。
因此，我们在颠覆性创新中不完全追求以成功为导向，成功与不成功只是客观结果，颠覆创新中的失败也会造就很多人才，他们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思想全部分享出来，一是能够启发别人，二是换一个岗位，带着这个曾经失败的方法，可能在其他领域中取得成功。
我们的人力资源考核机制不能简单地通过成功或失败就来做评价，成功的就打A，不成功的就打C打D，这是不行的。电视剧《国家命运》中关于原子弹的引爆，提到当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邓稼先主张的当量法，从管子的两头推动两个半块的铀合并到一起，到达临界状态产生裂变。缺点是接触面爆炸后会把后半部分还没有进入临界质量的铀炸飞了。另一种是王淦昌主张的内爆法。国家最终选择了邓稼先的当量法，这个方法相对容易一些，国家先采用了这个方法，这种方法浪费很大，是有接触的一部分炸了，其他的就炸飞了。内爆法的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体积小但爆炸效率高。
问：对90后、95后的人才来说，兴趣带来的内在驱动力超过外在激励的驱动力，能不能在工作当中给他们更多自主权，基于兴趣发挥出更多的创造力？
任正非： 首先，我认为，这点在我们公司是尤其能发挥的，因为我们有充足的经费支撑大家做一些基于兴趣的研究和探索。
第二，我们既要有集约机制，又要有创新动力。对于市场部门的要求是集约的，以限制他们的边界，需要他们把产粮食放在第一位。初级阶段首要目标是要养活自己，伟大理想现阶段往后面放一点。比如，港口与海关智能化，能否3年完成对全球70%的港口提供智能化服务？煤矿军团能不能在2-3年技术成熟，然后对全世界提供矿山智能化服务？
但对于2012实验室，公司从未有过多约束。比如，有人研究自行车的自动驾驶，公司没有约束过他。我们要生产自行车吗？没有啊。这是他掌握的一把“手术刀”，或许以后会发挥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巨大的商业价值。
第三，现在年轻人大多数都摆脱了温饱问题，把兴趣爱好作为第一位。不像当年的我们那么有饥饿感，升个职、涨个级、多点奖金，我们就干。现在年轻人很多是为了爱好而工作，你在追寻事业的过程中，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是为了兴趣爱好，就别把物质激励看得那么重。教“瘦”待遇就可以了，就很伟大了，回家告诉丈母娘，丈母娘肯定说“瘦”了好！年轻人有新生的活泼力量，我们就不拘一格降人才。
问：现在面临很多卡脖子的问题，我们想做一个“鲶鱼”来激活和拉动产业链，又快又好地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我国比较重视实验科学，对理论研究不够重视。现在也一样，公司不能目光短浅，只追求实用主义，那有可能会永远都落在别人后面。
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突破，尤其是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科学领域，基本上是日本、美国领先，我们要利用全球化的平台来造就自己的成功。你们在短时间内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和贡献，这很不简单，继续努力做下去。
我国也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刺激，年轻精英们都去“短平快”去了，我国的工作母机、装备和工艺、仪器和仪表、材料和催化剂研究……相对产品还比较落后，我们用什么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试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
问：您怎么理解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软件正在吞噬整个世界”？
任正非： 未来软件将吞噬一切，说明未来信息社会的数字化基础架构核心是软件。数字社会首先要终端数字化，更难的是行业终端数字化，只有行业终端数字化了，才可能建立起智能化和软件服务的基础。鸿蒙、欧拉任重道远，你们还需更加努力。鸿蒙已经开始了前进的步伐，我们还心怀忐忑地对它期盼。欧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欧拉的定位是瞄准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和生态底座，承担着支撑构建领先、可靠、安全的数字基础的历史使命，既要面向服务器，又要面向通信和实时操作系统，这是一个很难的命题。
问：韩国半导体产业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历经60年，现在世界领先，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任正非：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抓住了大型机、计算器的DRAM高质量高可靠需求（25年保质期），基于戴明质量管理法，做到DRAM质量远超美国，取得50%份额。上世纪90年代PC取代大型机成为DRAM主要市场，韩国抓住PC对DRAM低可靠性的要求（5年保质期），用低成本创新实现了弯道超车，聚焦性价比创新，超越日本。
商业的本质是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任何不符合时代需求的过高精度，实质上也是内卷化。所以，我们要在系统工程上真正理解客户的需求。这两年我们受美国的制裁，不再追求用最好的零部件造最好的产品，在科学合理的系统流量平衡的方法下，用合理的部件也造出了高质量的产品，大大地改善了营利能力。
问：未来创新的重要趋势就是融合创新或者交叉融合，不少重大创新来自跨界融合。您对融合创新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 主动去与跨界的人喝咖啡，多喝咖啡，你不就能吸收他的思想了吗？这会对你的研究成果产生贡献。大家要去看蛭形轮虫的故事，我为什么反复说这个故事，就是希望大家要多交流，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与合作伙伴一起胜利，换来粮食，才能爬“喜马拉雅”。
（本文根据任正非在与华为科研人员代表座谈时讲话录音整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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