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学者徐琪：育儿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

本报记者王倩妮实习生赵梦媛。

如今，生孩子如何影响妻子和丈夫的收入？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说法，生育会对女性造成“惩罚”，这是有害的，而会给男性带来溢价，这是好的。

什么是父亲溢价？一般来说，这意味着生孩子会对男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实很容易理解。第一，生了孩子之后，男人会变得更有责任心，更努力。“我是爸爸”会带来责任感。其次，从雇主的角度来看，有宝宝的家庭需要赚更多的钱，这会给“爸爸员工”更多的工作安排和更多的正面评价。并且认为它们更容易管理。

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徐琪发现，在当今中国，生育对男性的好处也在减少。“父亲溢价”已经大大降低。

徐琪，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听写”

"生育对男性的好处越来越少了。"

2019年，我当了爸爸，照顾了家里更多的孩子。这是因为老婆需要上课，我是大学老师，在家可以灵活工作。与此同时，我的父母在我家和我一起传递育儿知识。

所以，从社会标准来说，我已经可以算是一个“爸爸”了。爸爸表面上是个褒义词，其实背后有一点嘲讽。在中国社会带孩子还是会被认为是男人味受损。

但是我学的是家庭领域，所以可以脱敏，不太在意社会期待对个人的影响。

我妻子也有压力。比如有一段时间，孩子离我比较近，她很失落很难过，甚至自责。我们的社会对她妈妈的期望还是比较高的。

做父亲促使我把“父爱溢价”的研究课题提上日程，今年《社会学研究》发表。

我的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这项调查是由中国疾控中心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1989年进行的。这项调查每两三年进行一次。

这个数据可以显示整个国家的整体情况。从1989年到现在，没有数据有这么长的跨度。为了跟踪动态变化，我们必须使用这种数据。这个数据库样本是生活在城镇，有工资收入的人。它包含了所有关于女性的出生史和工资收入，因此可以用于研究。

具体的研究方法称为“固定效应模型”，反映的是一个家庭中子女数量发生变化后，父母工资收入的即时变化。

当然，有些人即使没有孩子，收入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的研究中有另外一群人作为参考群体。例如，如果一个人没有孩子，在下一次调查中仍然没有孩子，那么他的收入是如何变化的？还有一些人第一次没有孩子，第二次有了孩子。他们的收入变化如何？通过比较这两组，我们可以看出生孩子对父母的影响。

这项研究还控制了诸如教育、职业、收入、城市和农村地区等变量。是同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相同，职业相同，城乡相同，年龄基本相同，生育是否影响他们的收入差异？

一方面，我的研究证实了“父母惩罚”的存在。生育确实对女性的职业收入有负面影响，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但是有研究说，女性生完孩子平均收入会下降70%以上，这就太夸张了。我的发现是会下降10%以上，和西方的情况差不多。

另一方面，生育给男性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少，2000年以后就不明显了。而且对男性有轻微的负面影响，男性生完孩子也在职场受到惩罚。

男女儿童时薪对数随时间的影响变化趋势(来源：徐琪)。

“父职惩罚”的苗头已显现？

那为什么男人生完孩子就开始在职场受到惩罚？

我的猜测是，现在一些80后、90后的家庭没有性别观念的歧视，谁有时间谁来照顾，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观念。

如果让男人承担一部分责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男人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家的一种情况。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听说过企业领导抱怨男员工生完孩子后经常请假。也就是说，男性也有“工作和家庭的冲突”，男女似乎是平等的，这似乎让男性平等地分担女性的育儿费用。然而，事实上，育儿成本是由家庭承担的，与此同时，一些成本也转嫁给了企业。

长此以往，会不会成为对已婚人士和已婚生子人士的歧视？企业只会招没结婚不会生孩子的？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企业心甘情愿地承担这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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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很多女权主义学者提倡的“男女都请育儿假”的建议，我当然同意。但最根本的矛盾在哪里？谁应该承担育儿的重担？是家庭还是社会？

我认为，目前生育的成本都在家庭内部，呼吁男女平等分担，但还是没有超过家庭。我观察到，很多家庭甚至因为分担父母责任的问题，婚姻关系非常紧张。

我们的国家鼓励我们生孩子，但我们不能只谈论它，鼓励男女双方都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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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在“育儿”上，国家跟家庭之间有一个分配，国家承担一部分，家庭承担一部分，才能达到一个很和谐的状态。

今年我在《江苏社会科学》还发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是不是成立》。女性主义者一直在呼吁要男女平等，这样才能促进生育。

我在这篇论文中的发现则不一样：中国如果丈夫多做家务，多带孩子，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女性生育的可能性。

关于育儿，真正能起作用的是老人，因为老人是夫妻之外的“外部力量”，他们的参与才能真正缓解小家庭的压力，保证双职工家庭的工作能力和收入都少受影响。

但是依靠老人来带孩子，养育的负担还是没有超越家庭。在育儿方面，中国的家庭已经承担了太多，我们应当鼓励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来分担家庭的育儿负担，特别是女性的负担。什么时候女性和家庭的养育负担下来了，中国的生育率自然就上去了。

如何让婚姻和生育不再是包袱

虽然我的研究亮点是发现父职溢价在减缓，但现在生育率不高的核心原因还是“母职惩罚”的存在。

韩剧《儿媳过渡期》剧照

我们整个社会要想办法把女性生孩子的负担解决了。我的研究也已经说明了，这个育儿的困难是家庭内部克服不了的。

说几点我的建议吧。

其一，保障教育公平。有人做过研究，什么样的国家生育率低，或者说育儿焦虑严重呢？社会不平等越大，教育的回报率越高的社会，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生很多孩子，所以我们要使得不同的教育的回报达到一个比较适度的水平，降低社会不平等，同时我们要做一个最兜底的保障。

我们身处东亚儒家文化圈。这个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对子女教育的过度重视，有个理论叫“生育数量和养育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如果说生多个，资源一定会稀释掉，那么如果说只生一个，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小孩身上，就能够优先保证他的发展。

如果教育资源没有现在这样不平等，才有可能解决生育意愿低的问题。

《小舍得》剧照

二是出台一些措施让女性敢生育，让企业就愿意雇佣女性，把女性的职位保住。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国家究竟愿意承担多少成本，愿意付出多少钱来分担家庭和企业的这个责任，这是决定中国未来生育率反弹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代际资源的传递，在中国这种传递是沿着父系传递的，对女性是不平等的，对女性的家庭责任有很大强调。所以东亚女性恐婚是很正常的。

美国一个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讲日本女性的“婚姻包袱”，日本30%以上女性是终身不婚，到50岁了，发现还有30%还不结婚。因为在日本，女性结婚后就不可能选职场。她的工作和家庭没法平衡，所以有学者说是婚姻包袱，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另外一条路，选择了职业就不要结婚了，因为你一结婚你无论前面再好，你也得回家去“相夫教子”。

日本女星山口百惠在事业巅峰期宣布结婚隐退

中国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40岁以上的女性基本上大多数还是结婚了，95%以上都结婚。

我们曾经讲女性能顶起半边天，女性参加工作现在已经完全被中国老百姓所接受了，没有人会觉得双职工家庭是奇怪的。

但是如果看中国的性别发展史，很有意思。我们一方面在工作领域鼓励女性走出家门，而在家庭领域则默认性别不平等，强调女性做好家务，认为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是需要通过自己的革命意志去克服的。

到了今天，家庭责任依然被女性所承担，保留了家庭里面的性别不平等。现在中国女性为什么面临更加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跟我们曾经的历史遗产有关系。

如果说我是女性，在今天我也会恐婚恐育，我们要出台一些措施让女性敢生育。

第三，提供能够保障三岁之前基本安全的育儿托育，这个服务一定成本很低，让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承担得起。

在1990年代之前，国家认为家里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大家和小家是统一的，单位被认为有责任去分担女性的家庭负担，所以那时有很多的福利，员工福利，比如单位大院里面就有育儿机构托儿所。

但1990年代初单位制改革，这些育儿福利全部都给解除掉了，育儿负担被认为应该由家长来承担，家庭承担的时候，这个责任就只有到女性身上去了。

呼吁小家庭中的父亲和母亲平分育儿负担当然也很重要，但我非常担心，这最后会不会变成对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婚育人士的职场歧视呢？

我们不应忘记最根本的矛盾。孩子不仅属于小家庭，也是整个社会的财富，我们不应该把生育的成本全部积累在家庭内部。

仅仅呼吁男性和女性平分是不够的，甚至是忽略了重点。“外部力量”要有所作为来支持我们的家庭，并真正缓解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