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江小涓：用数字技术克服“鲍莫尔病”（刘鹤副总理提出要克服“鲍莫尔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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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刘鹤副总理在向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所做的致辞中提出，数字技术深刻改造生产函数并不断创造新业态，要克服“鲍莫尔病”。这是一个学理深厚、意义重大的命题，涉及到中国在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后能否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问题，有必要做深入分析和讨论。

何谓“鲍莫尔病”

威廉·鲍莫尔是一位美国学者，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特别是服务业增长问题。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发表了几篇著名的服务业文献，研究为什么进入服务业为主体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低。

鲍莫尔的研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划分产业，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一个是技术影响强的“进步部门”，在这个部门，“创新、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带来人均产出的累积增长”；另一个是技术影响弱的“非进步部门”，这个部门由于新技术应用甚少，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所谓技术影响强的“进步部门”是指那些可以应用先进技术设备、能大规模生产、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制造业部门。而非进步部门，则主要指一些服务业。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非进步部门转移，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与增长病，简称“鲍莫尔病”。

鲍莫尔后来不断修订他的观点，转而使用更为复杂的解释，但直到2006年，他本人依然在按照这个基本思路研究服务业问题，并将现场艺术表演业扩展到了更广泛的文化产业之中。鲍莫尔的研究对后续服务经济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了服务业研究的一个主流标准模型。 

传统服务业有几个特点：一是“结果无形”，即服务过程不产生有形结果。二是“生产消费同步”，即服务生产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生产完成时服务已经提供给了消费者。三是“不可储存”，由于必须同步，服务过程也就是服务结果，过程结束服务结束，无法储存。四是“个性差异”，每位学生、每位病患的情况都不同，无法使用自动化单一模式重复提供服务。

上述性质使这些服务业具有以下经济学意义上的重要特征：一是没有规模经济，二是技术含量低。由于这两个原因，促使工业革命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都体现不到服务业上。虽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但劳动收入在部门之间趋向平均的规律却仍然发挥作用。由于公共服务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单位服务成本长期呈现上升趋势，提供同样服务需要愈来愈多的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尤其受到很大压力。

“鲍莫尔病”对进入服务业为主阶段的中国产生影响

2012年，服务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超过制造业，2015年，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最近10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稳定缓慢下行的通道，虽然影响这个下行趋势的因素很多，但服务业比重上升和服务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国际上看，进入服务业为主的时期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相对稳定的趋势。笔者曾研究过二战以后陆续进入服务业为主时期的多个经济体的表现，在服务业比重超过一半的年份前后，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呈现下降趋势，这是经济发展史上较为少见的规律性表现。 

由于中国在信息技术时代进入了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已经有一些服务业部分改变性质，具有了新的产业特点。例如远程教育可以大大提高教育的生师比从而提高教育服务供给的劳动生产率，电子安保系统可以以先进的技术设备替代日益上升的保安人力成本等。不过，由于服务业整体上仍然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可以说，今后如果没有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持续有力赋能，随着服务业比重的继续上升，我国经济还将有一段较长的持续下行时期，有可能要达到先行国家服务业比重和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均衡的状态才能稳定下来。

运用数字技术促进中国服务业效率的全面提升

最近几年，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务业发生重要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服务业生产效率低这个基本性质。现在，许多服务业高密度地使用数字技术，从消费、生产和传播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显著的规模经济。这源于许多网络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总体看，服务业全行业生产率显著提高，有些甚至超出了现代制造业的水平，例如网络上的教育节目和文字信息可以无限次观看，边际成本极低，规模经济极为显著，效益递增几乎没有边界，任何制造业都无法与之相比。 

以文化产业为例。数字技术以极快速度和极大能量，全面赋能文化产业创意、生产、传播、交易、消费全链条，从各个环节带来效率的提升。

第一，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障碍。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便携性和移动性，更利于随时随处进行各种文化消费，扩大消费规模。

第二，突破了信息有限的障碍。消费端的搜索技术使消费者能够在网络海量的文化产品中随意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提升单位消费时间的消费者获得感。

第三，突破新创意新作品“面市”的障碍。如中国网络文学注册作者总数已达1400万，如此规模的作者群，在线下难以找到呈现其作品的场景，却能够被线上市场所容纳。

第四，突破了知晓市场需求的障碍。数字技术具有探知消费者愿望的强大能力，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挖掘消费需求，制作出受市场欢迎的节目，扩大消费群体。

第五，突破了精准传播的障碍。现在人们生产出海量文化产品，生产者如何能寻找到喜爱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成为难题。智能算法对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潜在倾向进行专业化处理和加工，实现生产与消费高度匹配的信息分发模式。第六，突破了中小企业的市场进入障碍。有时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作出好的文化产品，却无法以一己之力完成大规模传播，大型平台鼓励各类创意创作者上平台，并为之提供多样化服务，向全世界消费者提供服务。 

利用数字技术克服“鲍莫尔病”还需要服务消费理念的与时俱进。我国曾经较长时期受苏联核算体系的影响，这种理论只将所谓的物质财富视为财富，将实物产品的生产视为生产性劳动。服务不能够创造物质财富因而不能成为生产性劳动。这种观点到现在仍然有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在同年龄段青年人中的占比有一个均衡点，超过之后，高校毕业生的收入并不能高出非高校毕业生。但是，能够上大学，是许多家长和孩子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是智力、志向、素养等诸多非收入“品质”的标志，他们愿意为其中之“满足感”付费。还有那些纯粹找乐的文化消费，也为人民群众带来精神消费的满足。如果认为“商品”与“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同等重要，就要理解物质消费与精神、心理消费两种行为同样重要：汽车、电器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质量，而“乐消费”提高了人类的精神愉悦感和心理满足感，因此都是有效需求。人类精神需求中也有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如炫富、猎奇、攀比甚至嫉妒等，会诱导窥探他人隐私、制造传播谣言、嘲讽诋毁他人等信息的制造和传播。内容不当问题应该成为政府和社会监管产业的重点，这也是数字时代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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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智能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