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的生理功能在五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内经》称肝为“将军之官，思考如何决策”，胆为“中正之官，决定如何决策”，而“一切都要靠胆”，由此可见这一点。肝胆疾病多而杂，就像《知医必辨》说的：“五脏之病皆有肝气。”林说：“很多病都是从肝生的。”
《内经》以来肝胆疾病治疗减少，理论很多。如王根据“最杂的肝病治得最广”提出了30种治肝的方法，可谓详细。老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肝胆的生理和病理进行了细致的探索，特别重视肝胆疾病之间的关系，强调二者在生理上是相辅相成的；病理上，肝胆综合征很常见。治疗应以肝胆并重，根据其证候表现有主次之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高度灵活性。本文从三个方面介绍如下。
(一)肝胆的生理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肝在五行中属木，与东方风木之气同生，故称脏风木。比喻它的枝叶萌发、繁荣、兴旺和向上的生命力，表明肝的生理特征“喜巴但恨郁”。
西条达。意思是肝脏物理上清澈、光滑、生发、舒适。因此，它可以促进气活动的畅通，血液的运行，食物和饮料的消化，体液的分配。此外，精神活动和女性月经都受肝脏的影响。如果肝脏不能完成它的特性，它就会抑郁或亢奋。
阴用阳。以肝血为体，以气为用，说是以体阴代阳。血属阴主静，气属阳主动，阴阳相互作用也是肝的生理特点。肝藏血养筋。《素问经脉别论》曰：“食气入胃，精散于肝，殷琦在筋。”“爪子是肌腱。”所以爪甲的筋在肝外，肝的阴阳气血调和，使筋壮爪甲红润。肌腱营养不良和抽搐往往是肝病的见证者。为女人而生。古语有云“女人生来就有肝”，因为肝是“血海”，关系是有责任的；肝肾同源，精血交替。因此，女性的月经依赖于肝脏的调节，月经失调往往与肝脏有关。
胆汁附着在肝脏上，储存精华和汁液，并决定。胆汁是“精舍”，藏精汁来自肝脏，所以胆汁的盈亏取决于肝脏。“勇气支配决策”是指勇敢和果断与勇敢有关，也与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有关。比如程引用《医参》:“不惧风，就不会被风所伤。如果你不怕严寒，你就不会感冒。如果你不是被迫喝酒，你就不会患上停滞不前。如果你生气了，你就不能作恶。”也就是说，强势的话语可以抵御邪恶，减少疾病的发生。“如果你出生在春天，你会发现万华安。因此，如果你出生在春天，你会很脏。“意谓胆如少阳之气，春日萌动，春气发生，万物生长；胆气上升，脏腑功能才能旺盛。
木气冲调和，胆气上升，导致引流。肝和，气机顺畅，脾胃健康。肝中气满，胆有余，排入小肠，促进脾循环。胆囊上升，促进木气释放。肝胆相济，而肝主虑，而非胆，这一事实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肝脏的生理功能要想正常发挥作用，需要胆的配合。例如
风在肝内动，与胆有关。总的来说，肝阳上亢是内生风的病机。所以《内经》的意思是“一切风都是晕的，都属于肝”。但胆囊与肝风的形成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胆附肝，肝为风木之脏。胆主春，少生阳。“肝木生火藏于胆腑，谓之互火。”风木疏疏，互火不强，木平顺，气血流畅，筋软。胆火过于亢奋，则为强火，扰肝木，煽风火，变亢为逆风，致头晕、震颤、抽搐。
气滞，胆失。肝失疏泄，气机郁滞，疏泄不畅，会影响胆汁分泌和排泄，而肝气不足，则胆汁少，无胃肠水谷。或肝气不疏，胆郁不抑，则胁肋疼痛，腹胀腻恶。肝气亢盛不利，则可引起胆汁外溢或溢出，导致口苦黄疸。反之，中焦湿热郁结，影响胆汁排泄和胆汁淤积，导致肝气不畅、疏泄不畅而致肝病。肝之不足怯，意不明。103010说：“老公的肝也要靠胆.这个人对他的计划没有把握，所以他的胆囊是空的，他的嘴是苦的。”指出肝胆对思维活动的影响。
肝病及胆，或胆病及肝，往往有神志的异常变化。如肝虚可见“悒悒不乐”，“惊悸不安，如人将捕之”之状。肝虚则胆怯，而见畏怯、恐惧、不寐、善叹息或虚烦不眠等。因此，对上述病变的治疗又须从肝胆论治。
（三）肝胆病证的治疗
肝胆常同病，肝胆病必同治。历代医家对肝胆病治法论述颇详。如《内经》治肝有三法：辛以散之，甘以缓之，酸以收之。甘缓、辛散、酸收三法为后世治疗肝病奠定了基础。《难经》指出“损其肝者缓其中”，《金匮要略》进一步指出“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并创四逆散、小柴胡汤、芍药甘草汤等重要方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此基础上制逍遥散，合三法为一方，为后人治肝所常用。清·王旭高认为“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拟治肝三十法，分肝气、肝风、肝火三类，根据主症不同治法各异，颇为实用。
先生认为，肝胆病证候复杂多变，故有“肝为五脏之贼”、“肝木如龙”之说，内科杂病中，肝病十居六七。因此，对其治法的探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前贤对肝胆病证的治疗研究颇详，治法繁杂，方药众多，但不出扶正祛邪两途。
因此，先生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师古不泥，结合自己临床实践，提出对肝胆病的治疗应注重肝胆同治，此先生治肝胆病之特点。临证处方善以古方为基础，据证化裁是其特色。如逍遥散、柴胡疏肝散、温胆汤等皆为临床常用之方，但随男女老幼不同，病因之异，证之不同而灵活变通。处方用药，味少量轻，则又体现先生用药之特色。通常一方不超过１０味，剂量亦轻，６～１２ｇ为常，临证化裁，药量多少之变亦属其一，处方组成虽未变，然其用意已迥然不同。
疏泄不及，肝郁不舒，治当舒肝。
肝气郁结始在气，继必及血。肝气郁日久化热化火，耗伤阴血，病重在血。治当疏肝解郁，养血健脾，方用逍遥散。
逍遥散原方组成为：甘草半两，当归、白茯苓、白芍药、白术、柴胡各１两，共６味，制成粗末，每服２钱，烧生姜１块，薄荷少许，水一大盏，同煎到７分，去滓热服。从其用量而言，属“轻剂”，每次仅服２钱。而现一般用汤剂，用量较大。
先生用药时，多保持古人原意，用量轻，合其轻清宣泄之目的，其效多佳。同时注意随证加减。如肝郁失于疏泄，病及于胆，则疏肝以兼以利胆，加入胆经之郁金，取其利胆之功；且郁金又能入气分行气解郁，入血分凉血破瘀，为血中之气药，又合于肝郁始病气而继及血的病理变化，故为首选药物。肝郁气滞，不通则痛，痛甚者加川楝子行气止痛。肝郁气滞，血行不畅，女子经行腹痛，加香附人肝以疏肝理气，气行则血行，收疏肝解郁理气止痛之效。乳房胀甚者，加王不留行，取其入肝经走血分，善利血脉之功，配之可理气行血，消胀止痛。
疏泄太过，肝气亢奋，治当柔肝。
肝气亢逆，气机逆乱，气血上涌，或横逆乘脾犯胃，或挟胆火而动致胆汁上逆或外泄，情志表现为急躁易怒等。方用柴胡疏肝散，调理肝用。
柴胡疏肝散方见《景岳全书》。方中柴胡、陈皮、枳壳、香附四味皆以调气为主，但行气药辛燥升散，为防伤及肝体，复用川芎、白芍、川芎为血中之气药，主和血走散；白芍敛阴，伍甘草可酸甘化阴，且能柔肝，阴柔以制肝用，防止疏散过甚，为治肝气过用之常用方。运用时亦当随证加减。胆汁上溢，口苦，呕吐黄绿水，加郁金，增强疏利肝胆之功；胸胁、胃脘、少腹胀痛甚者，加川楝子，取其苦寒性降，入肝胃经，泄肝行气止痛，凡疏泄太过，肝气横逆，犯胃克脾致脘腹胁痛，为常用之品；肝气上逆，见头胀痛、眩晕或巅顶痛、耳鸣等，加生牡蛎，取其性寒质重，能清热益阴潜阳，凡肝阳上亢，或化热化火，伤及阴液，皆可选用。逍遥散和柴胡疏肝散皆是据四逆散之立法化裁而来，为疏肝理气之常用方，但所主病证同中有别。
先生认为柴胡疏肝散重在气分，调气为主，主肝用为病，兼顾肝体，故常用于治疗肝气疏泄太过之病证。消谣散则顾及血分。二方皆有柴胡、白芍，一为气药，一为血药；一主辛散，一主酸收；一主行气，一主养血。配伍得当，能调肝用，补肝体，使肝之体用俱舒。
先生对柴胡、白芍的用量与配伍调剂也颇有讲究。二方虽皆用柴胡、白芍，但用量有变。逍遥散中白芍量少于柴胡，而柴胡疏肝散中白芍量大于柴胡。逍遥散主治病及血分，用白芍酸以收敛，当归甘以温补，敛阴补血，补肝体。但肝郁病起疏泄不及，以柴胡疏其肝用，酸收太过则滞碍肝用，故芍药用量少于柴胡。柴胡疏肝散重在调气，主治肝之疏泄太过，故用柴胡配枳壳、陈皮、香附调气为主，但恐其辛散之性又往往损伤肝体，伤肝之阴血，故需配白芍等补血养阴之药以柔肝。诚如张锡纯所说：“肝体木硬，宜用柔肝之法。”是以白芍用量大于柴胡，酸以收之，以防疏散太过。两证两方同用二药，但病机不尽相同，故可通过调整二药用量比例来应对之，使疏而不散，收而不滞，体用兼顾。方虽寻常，药无大变动，往往以平淡制胜。由此可见先生临证处方之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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