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包陪丽
在采访包陪丽女士之前，我一直很忐忑，这位世界级船王的千金小姐，会不会刁钻古怪，会不会耍耍小姐脾气，会不会连一颦一笑都装腔作势呢？可是，当我提出采访要求的时候，她马上忽闪着大眼睛问，“你们会把我拍的很漂亮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立刻像个小姑娘一样欣然应允。
撰
一个初春的午后，下着沥沥的细雨，在武康庭内一间只能容纳几位客人的小酒吧里。包陪丽女士招呼着我们说，“来这里坐吧，这里暖和一些。”说着，脱下大衣，摘下印有豹纹图案的围巾，一袭深蓝色的连衣裙，荷叶边的衣袖，腰间扎着粗犷的民族风格的腰带，头发高高束起，短靴短裙，手臂上错落着大大小小的银质手环和夸张的宝石戒指。她捧起一杯温开水，背靠沾着水汽的玻璃窗，像个质朴的波西米亚女主人。
“你们要来点什么呢？他家的酒是很好的，和老朋友聚会是要喝点酒的。”她说完，哈哈大笑起来，随着爽朗的笑声，室内的光线一下子变得柔和温暖起来。
大家闺秀“勤建业”
在包陪丽的上海和香港的办公室里，都挂着一副同样的字：持恒健身，勤俭建业。这幅字是父亲包玉刚赠送给她以勉励她的。
身为千金小姐，包陪丽从小无论去哪里都会有人对她毕恭毕敬。等到终于有一天自己出国了，离开了父母去了遥远的美国。她捧起玻璃杯，身体稍向前倾，像一个少女般含着胸，略有些迟疑地说，“其实，可能我有意无意地在去逃避家庭环境对我的压力，但是后来去了美国，在外面一个人很辛苦的时候才觉得，有些东西当你拥有时，你不觉得珍惜，但是当你失去时，你才会感到它的重量。”
她先是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学习艺术和历史，并因此而培养了自己对于艺术审美独到老辣的眼光。当然，独立的生活态度也是每一个留学生都要学会的必修课。
在日本的时候，她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很用心做出来的，一定可以有机会开个展，她还记得有一次，没经过任何人介绍，就拿着最得意的作品去一家自己最喜欢的画廊，她问人家“要不要自己的作品”，然后问“能不能借您家的电话机用一下”，画廊的人指着门外的电话亭冷淡地说，“要打电话去那里打。”
那个时候的她年轻有冲劲，带着不愿意靠父母的叛逆心理，像个志气高的公主，离开了童话的保护，想要去外面闯一闯，可她哪里晓得：人海茫茫，一切不是想象。八十年代初期的日本，画家是需要人脉需要别人介绍才可以杀进这个圈子的。想到这里，她不好意思地垂下头，吐吐舌头说，“虽然说我那时候心理还是很委屈的，但是自己觉得脸上没光，所以也不愿意告诉任何人，就自己受着好了。”
“也许我太不会利用自己的背景和家庭关系了吧，或者说还在刻意逃避自己的这些。”曾经有一次，在纽约朋友聚餐时碰到一位很有名的中国画家，那个画家只是随便地斜了她一眼应声说，“喔”。后来，别人又带她去见这位画家，并且介绍说，“这位是包玉刚的女儿。”这位神情冷漠的画家，一听这话，立刻大献殷勤，态度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所有的这些告诉她必须要很努力地做自己的作品，不要靠父母而获得名气和地位。终于有一天，她在美国画展第一幅自己的作品以8000块美金卖出了，打电话告诉爸爸这一个好消息。父亲只是在那边“呵呵”的笑起来，那笑的意味是，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的回报就只有这么点钱。后来，爸爸寄来了一个花篮来恭喜她，夹着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持恒健身，勤俭建业”。这也是包陪丽后来一直铭记在心的箴言。
包家的家教是出奇的严苛和节省。当香港的名媛淑女们都在谈论“好衣好鞋，将来嫁个有钱丈夫“的时候，他爸爸却很严格地要求他们，一段时间内只能穿一双鞋，穿坏了才能买新的。
她和几位姐妹从小没有上过贵族学校，都是和普通孩子一样上学；玻璃丝袜穿坏了，妈妈会补一补穿在裤子里面。母亲的作风是非常节省的。
她甚至记得家里有一个旧窗帘一直都用了很多年，搬新家的时候终于不用了。她都以为说一定是要丢了，可是过了好多年后，突然有一天在餐椅背上发现被做成了一个新椅套。妈妈说，“东西旧了就丢总有点说不过去，拿来做个椅套还能继续用。”
也正是这种家庭教育，让她今天看待“富二代”的时候多了一份思考。“舍得花钱不一定是坏事，至少思想上放得开不会特别计较，但是他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要知道以后有能力去挣回来，也要知道钱要花的值得，不要为一个不值钱的东西去花大价钱。”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她在担任香港芭蕾舞团的董事局主席的时候，会不遗余力地帮助舞蹈团筹款，但是也要求他们每一笔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不可以浪费。
艺术和商业平衡
包陪丽是一位典型的天枰座女人，在艺术和商业两端左右平衡。她相信自己的眼光，对于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敏锐的分辨力。她深信，不好的东西会永远不会美的，因为艺术不是舞台上优伶的口红，今天擦了，明天就会卸掉，好的东西会永远都那么闪烁动人。
在美国修读艺术和历史，在纽约市成立画室创作艺术品，多年来，她就由着性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我会雕刻，会用锯子、凿子等工具，还会做木匠活。”说着，她用手模仿操作锯子时候的手势，眼睛闪着光芒，很难想象千金小姐居然木工活也干的来劲。
在纽约的时候，她总是穿得很随便，她说，“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我的作品是艺术品，而我们本身不是。”她每天挤地铁从家里到工作室，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疯疯癫癫的没个正经”。
有次被唐人街路边看车的老大爷当作是工厂女工，好心地提醒她说，“喂，小姑娘，今天来晚了！”说着，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立刻翻包拿出一副耳环戴上，笑着说，“不好意思，我忘记戴耳环了。”
对于自己喜欢的艺术品，她也有自己的坚持。在美国读书时，只要见到喜欢的都尽量买下。很多喜欢的艺术家的作品，比如Roy Litchenstein、Christo、Tom Wesselmann等，当时都不是很值钱的东西，可是现在已经翻了几十几百倍的价格。
今天的她仍然相信自己的眼光，很快就能判断出作品的好坏，有时听到不懂艺术的人用鄙夷的眼光说“这么简单的作品我也会做”的时候，她会很生气。“你要知道当一个人，一个历经沧桑的成年人，用几条线就去表达他复杂的全部的时候，是最难的事。”这不是孩子的涂鸦，而是一个人对生命的感悟和多年磨练出来的技能。
艺术是需要和经济接轨的。从李云迪获得的国际肖邦奖，到中国的艺术品在世界市场上走俏，中国的经济起步的每一个征兆都被她明察秋毫。
“做艺术很不容易，有时会走错路，走着走着，忘记自己最精的东西，忘记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很可惜的。”她说她看过了太多艺术家的起起伏伏，也因天生就有经商的细胞，早就知道了如何举足轻重。她抿了一口水，略一深思，有些遗憾地说，“人的一生会受到很多外界的诱惑。有些人会放弃自己最好的东西，变得认不清自己。”
包老一共四个女儿，在老人的眼里，女孩子家最好不要太辛苦。可是包陪丽却显得勇气可嘉。“我1996年就来到了上海创业，那时候别说是香港女人，就算是男人也不敢来。买老房子，别人说你捣鼓这些旧东西浪费精力，你买的产权有没有保障还说不定。”周围的人都觉得她疯了。可是，包陪丽喜欢上海。走过了纽约、东京、巴黎、香港等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城市，却没有一座城市像上海一般有活力，这里有能够接受新鲜东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可讲两种语言的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还有发展空间。她解释道，“当一个城市太成熟了，它就不再有发展的空间了。”这一点上，香港比上海成熟很多，却也比上海少了很多机会。
2004年的时候，她相中了这块地方。武康庭位于武康路的中心，也就是电影《色戒》中，王佳芝从温软玉润的珠宝铺走出来的福开森路。而当时的武康庭只是一个在老居民区里一座带小院子的小破烂办公楼。“我要花时间，要花精力在改造时安抚老居民，要看翻新工程的设计和创意，要在这里组建一个团队，个中艰辛只有自己感受。”几年功夫，武康庭做得有模有样了，像个迷你的新天地，有画廊，有露天咖啡厅，有酒吧，有正宗的法式料理，也有亚洲获奖的DAY SPA。
包陪丽回头望着窗外，看着细雨打湿的咖啡厅前院，歪着头说，“我并不算成功。看着来时的路，这一路走来并没有想过要变得很优秀，从没有真正的打算过，或者说计划过，也许我本身就是一个随性的人吧。因为设想的往往和现实并不一样，所以只能说让自己的心去尽可能获得自由一些。”
这么多年走来，包陪丽的每一个想法都像画画一样，在和自己的作品对话，也许今天应该加一笔，明天又会用其他的油彩把它抹去。
今天的她坐在武康庭的庭院中，坦率而真诚，时而哈哈大笑，时而侧耳倾听，时而颌首沉思，她说，自己走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看过了太多的人生起伏，见过了许多是是非非，不会去轻易地放弃，也逐渐明白了真正的自己。“其实，我并不爱凑热闹，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可实际上我是有些工作狂的人，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会做什么。”
那个会在觥筹交错时容光焕发，也会在灯火阑珊处回首的包陪丽，不但仍拥有年少轻狂的冲动，亦变得越来越坚定而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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