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上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诗歌及诗论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王昌龄现存诗180余首体裁以五古、七绝为主，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宫怨。就数量之多、体制之备、题材之广说，王昌龄的诗实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高适、岑参而三宫怨诗可与李白争胜，且其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造语之奇，都有独道之处。

王昌龄是盛唐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艺术成就极高。本文主要研究其诗歌艺术总体特征和艺术成因。笔者认为王昌龄诗歌风格雄健沉着，具有激昂沉郁的诗歌风骨、简练清峻的语言风格。这是时代、地域和个人性格三重影响的必然结果。王昌龄化用比兴物象的高超手法使其诗歌取得了更加含蓄蕴藉、形象优美的抒情效果。其描写艺术无意于对景物的细致刻画，往往直接突出主体对景物心理感受的描写‚诗人用这种方法描写出了各种韵致的景物，七绝诗歌的景物多清寂雅丽，而五古诗歌的景物描写多宏大雄浑。王昌龄诗歌的艺术结构具有层曲雅致的特征。其七绝诗歌从时空结构上看具有空间层加的结构特，而其五古诗歌从文意结构上看多是顺势和转折结构，其中转折结构艺术成就颇高。王昌龄诗歌理论体现出了物色与情思高度融聚的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注重物色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重视诗歌可感可观的视觉效果。而其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了其艺术追求。进而揭示出王昌龄诗歌艺术成因之一，即其追求物色与情思的高度统一的艺术追求。

边塞诗

王昌龄有幸生活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的盛唐。这个时代，乃“是一个开扩的时代，一个外向的时代，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时代，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求取功名，建功立业的精神思想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加之，其时民殷国富，实力强大，民族自信心高涨，故统治者一为安边护境。二为开辟疆域，因而几致连年用兵，征战不已。同时，又由于李氏集团明智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中小地主发展的措施，从而也为文人士子的仕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就助长了他们雄心勃勃，亢奋搏击的行动。而戍守边疆、杀敌报国，无疑又是一条文人仕进的康庄大道。所以，许多文人学子在这昂扬、乐观、进取的时代精神的鼓舞下，不甘皓首穷经。争相立功疆场。如高适便高唱“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岑参亦向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即便诗仙李白也欲心雄万夫“高谈百战术，郁作万夫雄”。甚至连那素有“非战诗人”之称的杜甫也禁不住高喊道“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邱。”更不必说象王昌龄这样以放纵不羁著称于世的诗人了

• 从军报国，建功立业

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不甘寂寞的王昌龄更成为了这股从军尚武潮流的弄潮儿。他在《郑县宿陶大公馆赠冯六元二》中说：

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

本家蓝溪下，非为渔戈故。

无何困躬耕，且欲弛永路。

以及他在《宿溺上寄侍御屿弟》中表明心迹“知我沧溟心，脱略腐儒辈。”可知王昌龄不甘皓首穷经的平淡生活。加之任性不拘的个性，他胸怀爱国的热忱和建功立业的壮志，‘慷慨赴边，渴望一番作为。他约于开元十一年前后到潞洲和并州，后又漫游西北边塞，先后到过径洲、萧关、临挑、玉门关等边地一带。此时，诗人那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与希图个人显身扬名的思想紧密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边塞乐章。

如他在《变行路难》诗中，一反原题《行路难》的世路艰难、离别悲伤之意，抒发了“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的壮志豪情，其驰骋疆场、誓死报国之情溢于言表。在《塞下曲四首》其一中，诗人决心以“幽并客”为榜样，血战沙场、终老一生，把青春年华献给保卫祖国边塞事业，即“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并表示自己决不在斗鸡走马中虚掷光阴“莫学游侠儿，拎夸紫骆好。”其《少年行二首》其一更表现得激昂慷慨“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这就维渺维肖地刻画了一个赴边急难，不顾沽名的少年英雄形象。其实，这也正是年轻气盛、志存高远的诗人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所以沈德潜评之曰“少伯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此言极是。

• 誓斩楼兰，清除边患

自唐帝国开国至王昌龄所生活的盛唐时代，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伴有战争的喧哗。特别是进入盛唐时期‚战争更加频繁。这其中唐王朝既有防御性的正义战争，亦有非正义的战争。对此，王昌龄能够区别不同情况，认真加以审视，并对那为保卫关塞、安边护境而进行正义战争的戍卒们给以热情的讴歌，赞扬他们血战到底，誓斩楼兰的英雄气概和抗敌御悔、清除边患的光辉业绩。例如《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全诗首先渲染了西北漫长的国境上狼烟四起、乌云弥漫、强敌压境的恶劣形势。然而，以“黄沙百战穿金甲“一语，描写了边塞战事之频繁，士兵戍边时间之长，战争之艰苦及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漠。尽管金甲磨穿，黄沙百战，忠勇的战士那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更加坚定‚并立下铮铮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表现了一种马革裹尸。誓死报国的牺牲精神。再如《出塞》其二：

榴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

透过一个特写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戍边战士在刀光剑影中奋不顾身、浴血搏杀的英雄形象。更让人感到战斗的艰苦和惨烈及戍卒的忠勇和坚强。而这一切，也正是戍边战士在实践着自己“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钢铁般的誓言。

正因为广大戍边战士具有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不辞捐躯的牺牲精神及无比，强烈的爱国情感，所以他们在抵御外侮、保卫祖国的战斗中，捷报频传，业绩辉煌。《从军行七首》其五：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沈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沙漠浩瀚，无边无际，风吹沙起、遮天蔽日。就在此时，一支增援部队正半卷红旗，急速前进。而就在他们尚在奔赴战场的途中，已经传来前方部队遇敌夜战并生擒敌酋的捷报。将士们的勇武形象，恰如浮雕凸现于读者眼前，于壮浪纵悠中见出豪迈气概。

• 穷兵默武，不恤民命

如上所述，自唐帝国开国至王昌龄所生活的盛唐时代‚始终伴有战争的喧闹。就唐王朝而言，亦不乏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边塞之行不仅丰富了王昌龄的阅历，也丰富了他的思想。多写于此时的边塞诗多侧面地反映了自己边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并在创作中秉持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在肯定正义战争的前提下，大胆地批判侵略战争的罪恶，反对统治者穷兵默武，直面那些与边塞战争有关的社会问题，扩大了边塞诗的思想性和现实意义。他对边塞战争的深刻反思，也表明其思想日趋成熟。如其《塞下曲四首》其二：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挑。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篙。

此诗让人们看到一次次战斗过后，战场上所留下的一片惨绝人寰、凄凉、恐怖之状无数的士卒在唐王朝发动的“圣战”中，血洒莽莽黄尘，抛尸萎萎蓬篙。因而苍鹰满天，白骨累累，实令人心惊胆战，目不忍睹。同时王昌龄在诗中还揭露了边庭战争的残酷性、危害性及不人道。他的《代扶风主人答》把矛头指向玄宗开元年间的拓边战争，这与杜甫《兵车行》的旨意不约而同。更为可贵的是，王昌龄的诗中反映的思想己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樊篱，对弱小侵略的一方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从军行》里的厌战情绪，非独一方的专利，“三奏高楼晓，胡人掩涕归”“戎夷非草木，侵逐使狼狈”。然后又提出解决边战的办法对少数民族怀柔胜武力。“紫辰诏发怀柔，尽谴降来拜御沟”目的是“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猴。”最终达到“朔河屯兵渐须抽，万里长征人尽还”的目的。

• 征人思亲，思妇念远

由于边关烽火长年不熄，从军万里的征人难以回还，因此这旷日持久的戊边、征战，不仅给广大的人民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也带来了精神的深重的离别之苦。如《从军行七首》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归万里愁。”诗人将征人思亲和思妇念远的双重情感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双重的情感力度‚把这种双方互忆互恋的痛苦心理描写得哀婉动人。《从军行七首》其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这些长年戍守在边关的士兵，最易对月触景生情。唐汝询评“奏乐所以娱心，今我起舞而琵琶更奏新声本以相乐也，然总之为离别之情。边声己不堪闻，其奈月照长城平入耳目者皆边愁也。”。且看《代扶风主人答》中描写的一个老兵的悲惨遭遇“十五役边地，三回讨楼兰。连年不解甲，积日无所餐。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乾。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瘫。乡亲悉零落，家墓亦催残，仰攀青松枝，坳绝伤心肝。禽兽悲不去，路旁谁忍看”少小戍边，老大始还。归后竟只孤独一人，情何以堪

读诗论人，从王昌龄这个时期以西北边塞之行为主创作的边塞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他的思想轨迹他渴望建功沙场，以军功封侯入仕亲历戎旅，漫游边塞的生活体验使他对战争有了比较客观、清醒的认识，对于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他肯定，而且颂扬唐军将士慷慨赴难、奋勇献身、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热情地赞美他们的勇武和战绩，奏出了盛唐国力的强盛、民族自信自强的时代音符对于统治者穷兵默武之战，他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他不回避赏罚不均、将帅不恤士卒的不合理现象，深刻地揭示战争造成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真实地记录了盛唐边塞生活的历史。王昌龄游历边塞、亲事戎旅，固然有谋取个人功名的思想，但从其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意义来看，他是一位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诗人。他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安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宫怨诗

王昌龄漫游边塞，以边功跻身仕途的理想并未实现，“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从军行二首》其一他掉头读书应试来求取功名。“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的信条。王昌龄于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二年应博学宏词试登科，改授沮水尉，后屡被贬滴。其间有七年在中央任职的经历，这为他宫怨诗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的生活基础和情感的动力。

• 渗透宫女之怨

王昌龄的宫怨诗，尽管在文字上也继承了齐梁宫体诗婉要艳丽的特色。但在思想内容上却改变为对宫庭失宠缤妃的深切同情。表现了他对摧残人性的宫殡制度的控诉，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如《长信秋词》五首：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 其一

高殿秋砧响夜阑，霜深犹，忆御衣寒。银灯青锁裁逢歇，还向金城明主看。 其二

奉帝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排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其三

真成薄命久寻思，梦里君王觉后疑。火照西宫知夜饮，分明复道奉恩时。 其四

长信宫中秋月明，昭阳殿下捣衣声。白露堂中细草迹，红罗帐里不胜情。 其五

这组诗全托汉代宫庭故事以寄讽谕之意。封建帝王占有众多殡妃，致使许多女性青春虚度。红颜空老，她们被禁锢在幽深的宫掖中，丝毫没有行动的自由，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王昌龄将笔触深入到她们的内心世界。细腻描写了她们孤苦凄凉的心理感受。在梧桐泛黄，清霜飞泻的秋夜，她们辗转难眠，只有那夜漏、捣衣声陪伴她们。即使偶尔入眠，但却稍睡即睡，而醒来再难入寐之时，西宫却灯火通明，正在开宴夜饮，别人的奉思得宠与自己之被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生命运是如此黯淡，一切世俗富贵之物便全然失去了意义。什么“珠帘”、“玉枕’、“银灯”、“金殿”，已经不再是齐梁宫体诗中夸饰宫廷妇女养尊处优生活的标志，而是“无颜色”甚至是她们容颜易衰的一种反衬，只能引起她们自叹薄命的阵阵伤怀。就连那带着晨光日影的寒鸦，也会触动她们自伤自怨，敏感多愁的情怀，发出深深的感叹。

又《西宫春怨》：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

料抢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诗作先写出西宫夜晚的幽静，百花散发出馨香，单从此句看，这该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啊。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所以西宫之殡妃就打算卷起珠帘来，暂且排遣一下孤苦愁闷的心情。但“欲卷”而终未卷，未卷之原因乃在“春恨水”一一即自己被抛弃冷落的怨恨太深，终致无心欣赏美景良辰。然孤苦愁闷总觉得需要排遣，于是取出来后却又斜抱在怀，仍然无心弹奏，只是痴痴地望着月亮发呆，遣怀之目的终未达到，这位西宫殡妃就只能陷在痛苦中无法解脱了。末句含蓄暗示出导致西宫怨长的原因，月色朦胧之下，树色掩映之中，昭阳殿之人正是君王恩宠相伴，幽静的夜色，百花的馨香，朦胧的月色，婆要的树影，一切美景都属于他们而与自己无缘。诗作逐层递写‚散竭尽曲折含蓄之妙。

赠答诗

在王昌龄现存的一百八十多首诗中，赠答送别诗占近五十余首。历来研究王昌龄的重点，多放在边塞诗和宫怨诗，而忽视了这一类作品。赠答送别诗往往是诗人对友人吐露心曲的作品。因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对于了解诗人的感情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昌龄此类主题的诗歌有个突出的特点，即感情真挚而不消沉。江淹《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己矣。”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困难，人们往往视离别为人生的不幸和悲伤之事。王昌龄的一生，两窜遐荒，几番谴滴，每次迁移都要与新朋旧友告别辞行，却不知能否再见这可说是很伤感的事了，然而，在王昌龄的赠答送别诗中，除了歌咏友情的深厚和珍贵之外，还有一种昂扬的格调，诗人用之与友人共勉，歌唱兼济天下的理想和信念。王昌龄的赠答诗，大多写在贬滴途中。当他失意仿徨时，常常纵情于诗酒友朋，借以发泄心中的苦闷。他的赠答诗，内容很丰富，或吟咏友情的真挚，或吐露自己内心的痛苦，或抒写昂扬奋发的意气与友人共勉，或追求隐逸的情志。

• 真挚友情

王昌龄一生乐朋好友，交友广泛，特别是入士后与当时长安的许多著名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李顾、王之涣、王维、孟浩然、崔国辅、储光羲以及常建等人都有交往，而且过往密切，唱酬不断。我们可以从王昌龄的诗歌中时时感受到他对友人的关怀、对友情的珍视。《送李五》云“扁舟乘月暂来去，谁道沧浪吴楚分”用王子酞夜雪访戴故事，意谓彼此别后倘思相见，便可扁舟乘月，举掉可至，沧浪之水不能阻隔两人深笃的友情。而《送胡大》则表现出与友人分别时的萧瑟环境以及别后的凄凉心境“荆门不堪别，况乃潇湘秋。何处遥望君江边明月楼。”秋风萧瑟，明月孤楼，故人远去，情意何堪！又如《送柴侍御》：

沉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别。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乍读此诗，无甚深情。因为诗人已明言“送君不觉有离别”然而细作玩味方能知晓其别意之真切。末两句翻用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在对朋友的宽慰背后，己将深挚不渝的友情和别后的思念渗透在字里行间。由此我们推知前面的“不觉有离别”绝非寡情，而恰恰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加倍深情。他为了使即将远别的友人不致神伤而故作淡漠，正表现出更深厚，更体贴，更感人的真挚友情。

• 忧伤之情

王昌龄两度远贬，似乎很有怨情。诗人的一腔怨愤无处申述，只能在一些赠友人的诗中向他们表白、坦露。表现了这种失意和痛苦的忧伤之情。

如《为张倩赠阎使臣》：

哀哀献玉人，楚国同悲幸。

泣尽继以血，何由辩其真。

赖承琢磨惠，复使光辉新。

犹畏谗口疾，弃之如埃尘。

张倩盖以忠直遭谗枉者。王昌龄以此诗代向阎使臣陈情。诗中引用楚人献玉的故事比张倩见谗的冤屈，“泣尽继以血”极写冤情之大。这时王昌龄自己也在被贬途中，代人喊怨，其实也属同病相怜。

皇恩暂迁请，待罪逢知己。

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

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

谁识马将军，忠贞袍生死。

一一《留别武陵袁承》

这首诗是王昌龄自江宁臣被贬龙标尉时所做。诗中借马援事表白自己被谗窜滴的冤屈。马援曾征战武陵一带，今王昌龄被贬路过其地，因思其人，联想自己的遭遇，因而发出这番感慨。又如同时所做的《武陵田太守席送司马卢溪》：

诸候分楚郡，饮钱五溪春。山水清晖远，俱怜一逐臣。

诗人的满腔冤屈，似乎连青山绿水都代为不平。真实地反映出王昌龄被贬龙标时悲怨、沉痛的心情。

王昌龄曾把自己比喻为黄鹤“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留别司马太守展示自己卓越出众的才能和高远不群的志向。岑参在《送王昌龄赴江宁》中亦对他说“潜此且深蟠，黄鹊垂两翅，徘徊但悲鸣。”无怪乎葛立芳评论说“则所谓黄鹤者，竟不能高举矣。”人生的失意给王昌龄带来了莫大的忧伤，因而忧伤感便是送别诗歌的基本格调。

雄健沉着的艺术风格

• 激昂沉郁的诗歌风骨

风骨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理论家的阐释下都有不同的内涵，当代学界对风骨的范畴也有各种不同的界定。笔者比较认同周明先生的观点，他认为“骨指文学作品中由强烈的思想感情构成的坚实的精神力量，风指这种力量表现于外部的鲜明的特色和气势，风骨二字合言之可算是诸多风格中的一种鲜明有力的风格。”既然风骨是风格的一种，而风格是作家独特的迥异于他人的艺术特征。因而研究王昌龄诗歌风骨有利于把握王昌龄诗歌的艺术特征。

盛唐诗歌兼具风骨和声律己成确论，诗歌作品普遍具有风骨之美。王昌龄作为一位盛唐诗人也不例外，最早研究王昌龄诗歌风骨的当为唐朝诗歌理论家殷播。他在《河岳英灵集》评价王昌龄诗歌“元嘉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这句话看似平常易解，说的是王、储二人继承了魏晋风骨。但是殷播也评价其他盛唐诗人有气骨，如他评价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可为什么只将继承魏晋风骨的桂冠戴到王、储二人头上呢?王昌龄诗歌艺术风骨有何特征?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要了解唐诗风骨与建安风骨的异同。唐诗风骨源于建安风骨，但不同于建安风骨，被称为“大唐气象”。“它扬弃了‘汉魏风骨’中感慨悲凉的成分，而着重展开其豪壮明朗的一面，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特有的素质。这也是唐诗作为一代新诗风的客观依据。”根据葛晓音先生的研究，盛唐气象包含三方面的内涵:“首先，诗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的发展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积极的思考。”“其次，诗人们在追求建功立业的热情中显示了强烈的自信和铮铮的傲骨。”“再次，赞美人格和高贵的品质，在出处行藏的选择中大力标举‘直道’和‘高洁’，使他们追求功名的热望减少了庸俗的成分，增添了理想的光辉。”可见学者普遍认为盛唐气象豪壮明朗，而建安风骨中慷慨悲凉的成分要多一些。也就是说盛唐气象和建安风骨一样体现了力量之美，但这力量的色调较建安风骨更为明朗，是时代所决定的。但这是一个比较笼统概括的结论，我们可以说盛唐诗歌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盛唐气象。但具体到每位诗人手里，盛唐气象表现得也就各种各样。伟大的诗人往往能在时代的共性中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如李白的天真浪漫、杜甫的沉郁顿挫，孟浩然的冲淡自然……

我认为王昌龄诗歌具有激昂沉郁的艺术风骨‚激昂是指奋发昂扬之气，沉郁是指深沉蕴藉之势，它们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王昌龄独特激昂沉郁的诗歌风骨。王昌龄诗歌激昂沉郁的风骨与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较为接近，因而获得了殷潘的好评。

简练清峻的语言风格

文学说到底是思想与语言的艺术，诗歌更是如此。因而考察诗歌的语言风格有利于把握诗歌的整体风格。从古典诗歌本文的语言构成单位来看，首先是最小的即最基本的语言单位——语象;其次是语象构成的意象，也就是一个格律句;最后是各种意象整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意境，即整首诗歌的语言。因而诗歌创作的过程同时也是语象选择、句式选择、语句组织等语言创作的过程，从这些过程中分析作者的特点、喜好，便于具体地研究诗歌的语言风格，进而把握诗歌的艺术风格。

王昌龄的诗歌从语象选择、句式运用到语句组合三方面都体现了诗人对典雅劲健的言艺术风格的追求，这是诗人内在的诗歌艺术风格的要求。《诗格》是王昌龄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其中有许多具体涉及语言艺术的言论，因而笔者将《诗格》中的理论与其创作结合起来论述。

意兴相兼、沉中见清。王昌龄的诗歌往往景语、理语交错使用，因而语言风格沉稳中见清朗。王昌龄提倡意兴相兼的语言艺术，他说:“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在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下，他的诗歌语言体现出沉稳中见清爽的特色。如《留别武陵袁垂》:“皇恩暂迁滴，待罪逢知己。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谁识马将军，忠贞抱死生。”此诗第一联是理语，直接叙述自己的贬滴遭遇，第二联与第三联是景语，描绘了孤舟远渡的情景和溪水两岸的风景，二、三联可以说是兴象之句。第四联是理语，直接议论抒情。所以，此诗是典型的景语理语交错使用的诗例。其实，他集中多是这种景、理语交错的诗歌，情、景、理水乳交融‚因而王昌龄的诗歌语言显得摇曳多姿，沉稳而不失清朗。

王昌龄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闻一名先生曾说“王昌龄的诗，在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王昌龄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诗名早出，当时即被授予“诗家夫子”的桂冠，在唐诗发展史上，确有承先启后的阶段性意义。

王昌龄的宫怨诗，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书写那些久闭深宫的妃殡宫人的悲情哀怨，以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世界，揭示她们在残酷的宫殡制，度下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客观上批判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这种思想倾向奠定了其作品的健康基调，洗尽六朝宫廷诗浮艳色情之污秽，有力地扭转了齐梁歌咏“肉欲的艳情”（闻一多《唐诗杂论》）的不良文风另一方面，就艺术表现而言，王昌龄又发扬了六朝华美艳丽、精雕细琢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其形式美。王昌龄是成功地用七言绝句写宫词的第一人，他在字句上的雕琢、锤炼，又不同于六朝的过分矫饰、舍本逐末，而是以积极健康的内容来决定表现形式，以同情宫人的不幸遭遇为创作的指导思想，选取典型环境、富有象征性的意象，惨淡经营，抒写出许多深沉蕴藉，婉曲凄丽的宫怨绝句。这种对前代文化遗产既有继承又有超越的扬弃态度，也使他的创作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他的宫怨诗，千载之下，仍然十分感人，余味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