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份，刘禹坐在房东的小电驴后座，顶着烈日来到位于南山高新中四路的凯丽花园。
这是个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住宅区，斑驳的楼体、生锈的窗栏印证着它的年龄。不过，它距离腾讯大厦仅有数百米，在夏天这个租房高峰季，可谓一房难求。
刘禹要看的房子，是一间逼仄的隔断间，不到20平方米，床头紧挨着洗脸池，同一套住宅里还住着另外四个房客，唯一不错的就是隔断间里有独立卫生间。
房东带刘禹看房时，房间里还站着中介带来的两个腾讯员工。刘禹看过之后，不敢迟疑，下楼后立马提出跟房东签合同。这时，中介的电话打了过来，刚刚碰过面的看房客，也有意签下这个房间。
租下这间屋子之前，刘禹前后看了5个隔断间，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凯丽花园的这间隔断间月租2600元，押二付一。房东是个老太太，看起来更像个居委会大妈。她打开小电驴的后备箱，里面摞着一串串钥匙。闲聊中刘禹打听到，夏天是老太太最忙的时候，签租赁合同忙不过来，这段时间还得雇个助理。因为她一人名下有5栋楼。
按老太太的话，她一年所收房租，大概是普通人打工30年的收入。 站在明晃晃的大太阳下，无力感像电流一样，把刘禹从头激到了脚，“这种宛如鸿沟的差距，并非努力就可以填平”。
不久前，脉脉上一则自称“南山房东咨询大厂房补，以便于涨租”的帖子，再次引发热议，打工人对深圳房东的感情，总是复杂又微妙。享尽时代红利的一部分人，在新进入这个城市的年轻人眼里，成了无法用努力达成公平的象征。
拿命换钱，花起来也心疼
正式进入腾讯上班后，刘禹暗自庆幸自己租对了房子。当时他只是个有转正机会的实习生，但加班亦成常态，有次产品上线前夕，凌晨3点多上司还在群里分配任务。这种情况下，选个离公司几分钟路程的住处，起码给自己省下了通勤时间。
对于住得较远的同事来说，深夜加班过后，通勤又是个麻烦事情。 腾讯班车晚上9点半停运，如果赶在9点半前下班，高峰期也要等上4、5趟才能上车。22点过后在南山科技园打车，网约车软件前面排170多人是常事，通常要等待一个小时以上。
冯鸣在深南大道边上的腾讯大厦工作过两年，此地的深夜通勤尤其令他头疼，由于附近道路狭窄，车一多就容易拥堵。即便在打车软件上叫到了车，很多司机最后也会爽约，有次下暴雨，他到凌晨1点才打到车。
整个南山科技园片区，向来以加班强度著称。晚上10点以后，林立的高楼群依旧灯火通明。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科技园上班族分享过附近天桥上一条意味深长的横幅——“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远超996的工作强度之下，休息时间尤为珍贵。为了节省通勤时间，不少互联网从业者，只能像刘禹一样，选择位于南山的城中村农民房或者小区隔断间。
中午时分，走进腾讯大厦附近的帝景园、豪方花园等老小区里，能看到挂着大厂工牌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走进走出。这些小区一般以大户型居多，年轻人们的容身处，大多是某套住宅内的一个单间或隔断间，在科技园片区，这些单间的租金一般在3000元左右。如果要在附近租一套30平以上的精装公寓，那租金大概要6000元，甚至更高。
即便拿着高薪，享受颇为诱人的房补，多数年轻的互联网大厂员工们，并不愿意提高租房预算。
科技园片区的老小区里，能看到大量戴着大厂工牌的年轻人.
3年前冯鸣在深圳读完研究生后，如愿拿到了腾讯的offer。他和女友趁着入职前的时间，把腾讯大厦东西南北的出租房看了一遍。宝安坐地铁太挤，放弃。蛇口不方便，房租贵，放弃。南山中心区、福田区房租贵，放弃。剩下的就是西丽。
最终俩人相中了西丽某个城中村由农民房改造的小公寓，距离腾讯大厦6公里，月租2700元，一直住到现在。
冯鸣老家在福建农村，父母是渔民，一路供他读到硕士毕业已是不易。父母没有退休金，工作后他每月会转一笔钱给老人。他清楚，成家、买房诸事都得靠自己。
职业危机感，从冯鸣踏入这个行业便如影随形。与他竞争的，已经不止是同专业的年轻人，许多清北甚至世界名校的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们，通过自学不断涌入这个行业。退路似乎也不明朗，不同于10年前，甚至5年前入行者们“手握股票，房价不高”的时代机遇，新一代互联网人能享受的行业红利，可能仅仅是10年左右的黄金高薪期。
在冯鸣看来，与他同龄的互联网从业者中，多数人出身普通家庭，高薪之下，大家也怀着相似的惶惑与不安——前有居高不下的房价，后有互联网行业内卷和中年危机，他年薪接近70万，数字固然漂亮，但每一分钱都是以超出普通人的工作强度与时长换来的，“这钱赚得不容易，花起来自然也心疼”。
没有房子，就没有安全感
27岁的朱铭齐同样出身普通家庭。他在社交平台分享过自己的生活状态，“吃一二十块的盒饭，住的还是巴掌大的房间”。他刚刚跳槽到科兴科学园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年薪60万。
朱铭齐和妻子在凯丽花园的老旧公寓楼住了3年，一间20平方米不到的单间，没有厨房。房租每年涨一百，今年是3100元。几个月前，隔壁栋公寓翻新后出租，俩人本有意搬过去，最终被每月5000元的单间房租劝退，“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夫妻俩来深圳已有5年，今年领了结婚证。朱铭齐跟妻子开玩笑时，曾戏称自己为“卷王之王”。每次定目标时，他像拧发条一样， 总要比同龄人拧得更紧一点，别人一年赚30万时，他得赚50万。5年来，他的时间、精力和专注度，全扑在工作、充电与职业规划上，脑子里想的永远都是“怎么拿到更高的绩效，怎么赚更多的钱”。
对“向上”的极度渴望，让朱铭齐的月薪从4500元一路翻升，也令他始终处于紧绷的状态，“一直很慌，睡觉都睡不踏实”。
反观俩人这五年的生活，朱铭齐清楚“一直处于很凑合的状态”，他特别想换个舒服的沙发躺一躺，还想添个书架，可想到早晚要搬家，又放弃了。
住了3年的单间，在夫妻俩看来远远算不上家。朱铭齐在深圳前后搬了四次家，搬家对于夫妻俩来说，是件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事情，不得不丢掉很多东西，想添置的大物件，又总是不敢添，“心里总知道这里你住不长久”。
其实不止是搬家，夫妻俩在深圳从未有过安全感，“怎么样都觉得不安全”，在俩人看来，除非买到自己的房子，算是有了家，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
朱铭齐妻子去年诊断出了焦虑症，其实妻子工作压力不大，也没有太大的事业心 。妻子的病因，是受朱铭齐高度紧绷的状态影响，还是在这座城市里过于缺乏安全感，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俩人也搞不清楚。
平时，朱铭齐习惯把一切压力埋在心里。只是那些积压已久的焦灼、疲惫、惶然、不安、委屈，总会被一些细微末节的小事轻轻一戳 ，而后奔泻而出。比如挤在乌压压的地铁里，闻着车厢里的汗味、口臭味，忽然间又被人踩了一脚时；比如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从一家公司奔波到另一家公司求职时……
现在，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面试的公司通勤不便，那就打车，坐地铁不舒服，那就住在步行可达公司的地方，“生活里稍微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我能用金钱去解决，这会让我稍微有点安全感。”
困在房价里的年轻人
近两年，买房几乎成了卡在朱铭齐喉咙里的一根刺。他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某些时候，买房是他想移又无能为力的山头，压得他寝食难安。另一方面，他不想过上被房贷绑架的生活，尤其近些日子，思考起赚钱是为了什么时，他陷入了迷茫。
一个多月前，朱铭齐拿着300块的购物券站在超市里，发现自己怎么都凑不齐这个额度的商品，“好像什么都不想要，什么都没兴趣”。
朱铭齐认真思索起赚钱的意义，一切似乎都只是为了亲人，妻子想在深圳有个房子，赡养父母需要钱。如果他自己回到老家生活，每月可能1000块都不需要，手上的积蓄恐怕一辈子都花不完。
可现在，他要为了更高的薪水，做着迎合公司需要，却没有多少成就感的技术工作。房子、钱、当下的工作，都不是他真正需要的东西，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朱铭齐不知道。
今年春节，冯鸣被母亲催问起了婚事。成家自然得考虑房子，节后回到深圳，他下载了一个房产APP。真正了解起深圳的房价，冯鸣才清楚价格高到了什么程度，当然，那还只是政府指导价。
不需要太久，冯鸣对南山、福田、宝安、龙华，以及更远片区房产价位已了然于胸，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挣脱的焦虑感。
工作3年，冯鸣一直保持着早10晚10的工作强度，如果算上通勤，那就是早9晚11，每个深夜回到家里，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节奏，研发压力、KPI考核、同事间的内卷式竞争，几乎掏空了他的身心。他从小能吃苦，不怕累，每日工作12个小时他亦无怨言，那是自己热爱的技术方向，他也习惯了努力。
内心的固有节奏，最终还是被房价打乱，冯鸣对绩效、薪酬、升值开始越来越敏感。几个月前准备离开腾讯时，冯鸣有好几个新机会，但他最终放弃了成长性最好的职位，选择了薪酬更高的工作。做出这个决定后，他倏然发觉，不知不觉间自己专注的方向，已经由技术、兴趣与梦想，转向了搞钱和房子。
冯鸣想起2016年研究生刚入学时，和几个同学在街边吃烧烤。大家聊起未来，一致回答都是去腾讯。那时候，深圳在一群年轻人的眼里，象征着包容，有活力，充满希望。进入腾讯对冯鸣而言，意味着追求技术梦想。
昔日的意气风发，会埋没于房价吗？冯鸣一时想不清楚。
清楚自己的状态有问题， 冯鸣只能尽量转移对房子的注意力。还好，女友比他看得开，常开导他“干吗非要在深圳买房子”，他的心态逐渐趋于平和，“能上车就上车，上不了40岁以后回老家”。
卷不动了
最近朱铭齐听说，同专业一个工作1年的男孩，靠着过去一年每晚加班到凌晨的努力，拿到了每月2.5万元的薪水。朱铭齐发觉自己“卷不动了”，这5年来，他靠着不断自学精进技术，以及灵活的职业路径选择，自觉一直跑的比同龄人快。当更年轻的同行以“更卷”的姿态追赶时，还是令他感觉到“恐怖”。
朱铭齐一直反感靠加班竞争的行业常态，有段时间，公司需要赶项目，连续加班三个月后，某个早晨的上班路上，他小腹痛得倒在路边，最终被救护车拉进医院，被诊断为肾结石发作，只因长时间工作时忘记了喝水。
前几天，朱铭齐跟一位朋友吃饭，朋友硕士毕业后，做着薪水不高但相对理想化的工作，他告诫朱铭齐“一直追逐赚钱，内在世界很容易在某个时间点坍塌的”。
朱铭齐想了想，当下自己“觉得什么都失去意义”的茫然，似乎正在印证朋友所言。抛开工作与赚钱，他清楚自己喜欢的其实是写写东西。中学时代他偏爱文科，凭着兴趣写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后来想跟妻子一个班才选了理科。回到当下与现实，这一切又显得过于遥远，“在深圳你不可能谈喜欢”。
实习三个月后，大四学生刘禹拿到腾讯的正职offer，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个机会，“拼命加班，疯狂内卷，也够不着一线城市的天价房，没意思”。他决定留学海外，并最终留在国外工作。
刘禹离开深圳时，是今年10月份，正值租房淡季，他的隔断间没能转租出去，被房东扣掉了两个月押金。
备注：
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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