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卜羽勤 上海报道 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这意味着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丰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为人民群众提高教育水平和发展能力创造更加包容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渠道,为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关于公平普惠的教育资源问题,近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姚洋认为,目前教育领域存在激烈的焦虑竞争,这种从小到大的选拔制度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公平和学生精神素养的平等提升。
因而,他建议要推行十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体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应当通过“抽肥补瘦”,平衡不同城市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并以学生的数量为标准投入相应的教育资源。
至于职业教育,他强调不宜过早。在要让孩子们在接受过高中教育之后再进行职业教育。,政府应该给予指导,企业和大学可以联合办学,提高学生的教育质量。
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00-1010 《21世纪》: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富裕,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包容公平。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教育资源的分布格局?
我们姚洋:.现在的教育有几大问题第一,大家的焦虑竞争太激烈了。如果孩子在同一条赛道上训练,他们只知道“考、学、考、学”。当他们去大学读研究生时,他们会为分数而奋斗。当他们读完研究生后,他们会找工作,为分数而奋斗,所以他们在精神上不会快乐。第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还是为了选拔?现在的系统是选择系统,一次一层。如此激烈的制度其实对孩子的精神层面伤害很大。中小学教育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好人,如何做一个好人,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学会如何认识世界,这才是更根本的。
第三个问题,中小学也包括大学教育,所有的资源都是从最好的地方分配。你优秀,学校给你更多资源;你很穷。学校分配的资源很少。从小到大,这会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进而导致每个人的成长不均衡。因为近一半的孩子可能已经被遗弃,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是沙漠。每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之处。他应该能够为社会做贡献。他可以把自己完善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人。放弃这些人显然是错误的。
《21世纪》:最近,您多次呼吁“国家加大对最低50%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在你看来,孩子教育的合理平均水平应该是多少?
我认为目前,姚洋:至少应该完成高中教育。目前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孩子高中阶段的教育费用,所以我提出了10年一贯制,即小学5年,中学5年。我认为我们应该确保每个孩子都接受10年的教育,直到高中毕业,然后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21世纪》:假设通过十年学制,他们在选择的时候能有足够的自主权吗?
姚洋:'s十年提案是强制性的,孩子必须接受教育,国家承担他们的学习费用。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学生可以自己选择。
《21世纪》:当前,我们追求教育资源公平的难点是什么?
姚洋:,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教育者乃至整个社会都觉得这种选择是自然的。我们现在很多学习都是浪费,美其名曰选择。我在大学里见过这些学生。他们太循规蹈矩,没有个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就被选中,不随大流就被淘汰了。因此,我们应该减少这种来自中小学的竞争。
我们提倡努力,努力就能得到回报。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推向极端,尤其是在人的培养上,我们还是需要追求更多的平等。当然之后还有很多问题,但只要观念改变,其他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比如北京的教师轮岗就是一个试点。反对声音太大了。不仅老师反对,社会也反对。事实上,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只要你回心转意,这些都不是理由。
00-101《21世纪》:现在有一种讨论很多的观点认为,虽然教师轮岗有助于提高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教学水平,但是对于一些所谓的“名校”来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可能会有所下降?
姚洋:,我们应该把每个孩子培养成一个有同等价值的人。可以有一些感兴趣的学校,但现在所谓的名校是在培养学习上的“精英”,不是培养孩子。
《21世纪》 :
对于某些方面有天赋的孩子,怎么去扶持他们的发展?
姚洋:我以前也不理解,后来见到北大的所谓的数学学院黄金一代,对于这些天才孩子,他的的确确就是喜欢,比如奥数题,我们常人连题目都看不明白,他能解得津津有味,就是不教他们也会主动学习。社会上可以提供一些办法,可以有额外的兴趣班去培养他,但不要强制,不要放在义务教育体制中。
《21世纪》:目前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确他们本身的教育资源,无论是资金还是人才是比较欠缺的,可能只能支持本地一所或者两所学校的发展。怎么去保证这些地区也能够有比较好的教育公平?
姚洋:既然是义务教育,中央政府就应该有责任做这个事情。中央政府从2000年开始,转移支付更多的是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目前中央财政最大的支出项目也是教育,我觉得再多花一些也是应该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资源。人的培养创造是长期的,因此国家才要去投入。
除了中央政府,省内也要平衡不同城市间的教育资源差距。我是坚决支持在教育方面应该抽肥补瘦,省会城市不应该那么多资源倾斜,应该给农村地区更多的投入。现在教育资源的投入是按照所谓的学校分类来分配的,以后能不能按照生均标准,比如每个学生2000块钱的标准。
我还建议国家或者省政府应该投入一些资金,提高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教师的待遇,吸引教师去那里工作。
职业教育应该放在高中之后
《21世纪》:除了继续升学深造,未来学生的一个发展途径是职业教育。我之前看到你有一个说法——“穷地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就等于没有教育”,对于这些地区怎么去提升他们的职业教育水平?
姚洋:我觉得职业教育应该放在高中之后。现在有的孩子才14岁,社会就要给他分流,逼着他去学一门所谓的手艺,这样孩子是很难受的,因为他根本不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突然就说“对不起,你该开始谋生了”。现在通讯那么发达,十四五岁的孩子一看,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我还有梦,你就让我去做工人。有些孩子说到工厂里一看,自己未来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坚决不干了,学了也不去做工人,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此外,这也和我国未来的转型升级是不匹配的。未来更多需要的是有一定技能的工人,而非流水线上的工人。这种流水线工人很快会消失,被机器替代,我们需要的是会开机床的、会编程的高级技术人员。但是要强调的是,职业教育一定就是要在高职或者大专阶段。要让孩子们先上完高中把文化课学好了,学会做人,然后再他自己去选择未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21世纪》:收入不平等很大一方面也是来源于目前教育不平等的情况。在你看来,我们国家目前社会阶层的流动状况如何呢?
姚洋: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1960年之前出生的人,教育流动性是在增加的,在这之后教育流动性就下降了。所谓下降的意思就是父母的教育决定你的教育程度。
有可能是城市化速度太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也会影响到大家接受教育,还有比如教育费用的提高等等综合的因素造成的。我个人觉得政府还是要多做一些,光靠社会是不行的,教育进一步均等化是重中之重。
《21世纪》:除了政府,企业、高校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做出哪些努力?
姚洋:这跟政府政策有关系,比如在德国,高职、技术院校基本上全是和企业合办的,如果能引进一个较大的公司,或者和两三个企业合作,将公司中至少一部分研发放到大学去,这样公司也省钱了,大学又获利了。我认为在这方面政府应该采取一些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大企业和高校合作。当然这非常难,因为我们的企业都还是盈利为主,所以国家一定要有措施引导他们去做这些,要让他们看到这是对国家对社会有利,从长远来看对他们也有利的事情,这样他们才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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