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莆仙地区的农作物以粮食作物为主，而粮食作物又以水稻为主，并且本地传统上只种植水稻而不种植旱稻，这就导致“稻”在方言被默认为“水稻”，平读“谷”字则特指“稻谷”（或特指“水稻”的子实），而不用于表示其他的粮食作物。同时，“稻”字在方言又演化出了特有的字义，那就是特指把种子埋入泥土中集中育苗的栽种方式，方言说法如“稻鼎瓜栽”（丝瓜的集中育苗）。
“麦”也是传统重要的粮食作物，但其字其名与汉语基本一致。
除稻、麦以外，“黍”也是本地早期较为普遍种植的禾本类粮食作物，并为老乡们所熟谙。“黍”为传统“五谷”之一，其子实去皮后就是“黄米”；其方言文读同“暑”，平读同“所”。“黍”不但为传统老乡所熟悉（在方言形成了明确的文读和平读），而且还作为近类粮食作物和野生植物的基本名，如方言称“玉米”为“金黍”，而称高粱为“番黍”；此外，方言还称“牛筋草”（禾本科）为“黍草”，意即像“黍”的草。
“黍”在有些小地区又叫做“呆”（表音字）。
薯类也是传统重要的粮食作物，在番薯引种并普遍栽培之前，本地最重要的薯类作物就是“薯”。
“薯”字在汉语为上声，其原字作“藷”（“薯”系俗字），古代全称作“藷藇”（今作“薯蓣”）。据说为避唐代宗李豫名讳而改称“薯药”，为避宋英宗赵曙名讳又改称“山药”……这就是“山药”今名的来历。
方言“薯”为阳平声，音同方言“徐”。方言单称一个“薯”的作物，实质上是“参薯”。“参薯”原产斯里兰卡，本地大概于宋元时期从国内的南方或西南引进，引种年代比番薯要久远得多。
参薯具有适应性强、病虫害少和丰产的优点，并且房前屋后的边角地都可以种植，因而在旧时的产量很大，价格也比芋头要便宜得多，因而民间以“吃薯吐芋”谓得不偿失。
本地传统参薯的根茎多为单体，呈球形、卵形或短柱形或不规则块状，但不会长成多头并列成扁平的形状（这个品种在其他地区有一个很形象的叫做“脚板苕”）；本地参薯外皮褐色，常带须根，断面浅白色，质地比山药坚实，煮熟后的口感也更糯。
瓜类作物中最具方言特色的名称无非就是“瓠”了。“瓠”之现代汉语音作“hù”（同“户”），古音为阳平声，同“胡”；方言文读为“hou（阳平）”（音同方言“胡”），平读为“bu（阳平）”（音同文读“无”）。在南瓜引种前，方言“瓠”指的是葫芦及葫芦的几个变种，常见的有“瓠兜”、“手股瓠”和“乌瓠”等。这类瓠果的共同特征是嫩时可食，老熟后外皮会木质化。其中，“瓠兜”的意思是可以剖制成舀取器具的“瓠”。“兜”读同方言“靴”，指瓢、勺之类的舀取器具；“瓠兜”主要指葫芦（传统民间无“葫芦”的叫法，而以“瓠兜”统称）和瓢瓜（匏瓜）两种；“手股瓠”的意思是瓠果像胳膊一样粗的“瓠”，即“瓠瓜”（葫芦的变种）；“乌瓠”的瓠果圆而粗短，或呈鸭梨形，表皮深绿色，相对于瓢瓜的颜色以“乌”名之。
南瓜引种后，方言以“番瓠”名之。后来渐渐省称为“瓠”，于是，“瓠”的方言字义发生了演变，多直指南瓜。方言说法如“栽瓠”（种南瓜）、瓠棚（本义为“南瓜棚”，实际体现为瓜豆棚）等。
“瓠”的方言字义演变，导致方言瓜类概念也相应发生演变。葫芦科的“瓜”在方言分化成“瓜”和“瓠”两个大类，两类之间不能彼此混称。“瓠”含葫芦、葫芦的变种和南瓜三类，“瓜”则是除了“瓠”以外的所有瓜类。
（来源：湄洲日报 作者：陈锦 编辑：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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