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莆仙地区的农作物以粮食作物为主,而粮食作物又以水稻为主,并且本地传统上只种植水稻而不种植旱稻,这就导致“稻”在方言被默认为“水稻”,平读“谷”字则特指“稻谷”(或特指“水稻”的子实),而不用于表示其他的粮食作物。同时,“稻”字在方言又演化出了特有的字义,那就是特指把种子埋入泥土中集中育苗的栽种方式,方言说法如“稻鼎瓜栽”(丝瓜的集中育苗)。
“麦”也是传统重要的粮食作物,但其字其名与汉语基本一致。
除稻、麦以外,“黍”也是本地早期较为普遍种植的禾本类粮食作物,并为老乡们所熟谙。“黍”为传统“五谷”之一,其子实去皮后就是“黄米”;其方言文读同“暑”,平读同“所”。“黍”不但为传统老乡所熟悉(在方言形成了明确的文读和平读),而且还作为近类粮食作物和野生植物的基本名,如方言称“玉米”为“金黍”,而称高粱为“番黍”;此外,方言还称“牛筋草”(禾本科)为“黍草”,意即像“黍”的草。
“黍”在有些小地区又叫做“呆”(表音字)。
薯类也是传统重要的粮食作物,在番薯引种并普遍栽培之前,本地最重要的薯类作物就是“薯”。
“薯”字在汉语为上声,其原字作“藷”(“薯”系俗字),古代全称作“藷藇”(今作“薯蓣”)。据说为避唐代宗李豫名讳而改称“薯药”,为避宋英宗赵曙名讳又改称“山药”……这就是“山药”今名的来历。
方言“薯”为阳平声,音同方言“徐”。方言单称一个“薯”的作物,实质上是“参薯”。“参薯”原产斯里兰卡,本地大概于宋元时期从国内的南方或西南引进,引种年代比番薯要久远得多。
参薯具有适应性强、病虫害少和丰产的优点,并且房前屋后的边角地都可以种植,因而在旧时的产量很大,价格也比芋头要便宜得多,因而民间以“吃薯吐芋”谓得不偿失。
本地传统参薯的根茎多为单体,呈球形、卵形或短柱形或不规则块状,但不会长成多头并列成扁平的形状(这个品种在其他地区有一个很形象的叫做“脚板苕”);本地参薯外皮褐色,常带须根,断面浅白色,质地比山药坚实,煮熟后的口感也更糯。
瓜类作物中最具方言特色的名称无非就是“瓠”了。“瓠”之现代汉语音作“hù”(同“户”),古音为阳平声,同“胡”;方言文读为“hou(阳平)”(音同方言“胡”),平读为“bu(阳平)”(音同文读“无”)。在南瓜引种前,方言“瓠”指的是葫芦及葫芦的几个变种,常见的有“瓠兜”、“手股瓠”和“乌瓠”等。这类瓠果的共同特征是嫩时可食,老熟后外皮会木质化。其中,“瓠兜”的意思是可以剖制成舀取器具的“瓠”。“兜”读同方言“靴”,指瓢、勺之类的舀取器具;“瓠兜”主要指葫芦(传统民间无“葫芦”的叫法,而以“瓠兜”统称)和瓢瓜(匏瓜)两种;“手股瓠”的意思是瓠果像胳膊一样粗的“瓠”,即“瓠瓜”(葫芦的变种);“乌瓠”的瓠果圆而粗短,或呈鸭梨形,表皮深绿色,相对于瓢瓜的颜色以“乌”名之。
南瓜引种后,方言以“番瓠”名之。后来渐渐省称为“瓠”,于是,“瓠”的方言字义发生了演变,多直指南瓜。方言说法如“栽瓠”(种南瓜)、瓠棚(本义为“南瓜棚”,实际体现为瓜豆棚)等。
“瓠”的方言字义演变,导致方言瓜类概念也相应发生演变。葫芦科的“瓜”在方言分化成“瓜”和“瓠”两个大类,两类之间不能彼此混称。“瓠”含葫芦、葫芦的变种和南瓜三类,“瓜”则是除了“瓠”以外的所有瓜类。
(来源:湄洲日报 作者:陈锦 编辑: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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