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童年时期的恐惧、虐待、创伤和忽视直接影响大脑发育，从而影响孩子成年后的性格和行为。那些童年受过创伤的孩子，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往往会出现精神障碍或人格障碍。
不管你是否经常看新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抑郁症患者在年轻一代中的比例正在增加。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似乎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加深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作为一名儿童精神病学家和儿童创伤治疗的研究人员，布鲁斯d佩里曾在许多重大案件中担任专家顾问，如科伦拜恩学校枪击悲剧、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和韦科事件。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是世界“儿童心理创伤”领域的经典之作。在书中，佩里揭示了早期创伤、忽视、虐待和各种不幸经历可能对儿童大脑和各种行为问题产生的显著负面影响。本文节选自出版社授权的治疗与建议版块。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布鲁斯d佩里、玛娅塞拉维茨著，曾早磊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受过虐待和创伤的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的团体
虽然像神经序列法这样的治疗模式的出现确实带来了很多希望，但我的经验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创伤儿童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治疗经验并不来自治疗本身。
我们应该把创伤和我们对它的反应放到人际交往的语境中去理解它。无论人们是在地震中幸存下来，还是遭受了多次性侵犯，最重要的是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如何面对亲人，如何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所有经历过灾难的人最痛苦的反应之一是人际关系的破裂。这在儿童中尤为明显。被伤害，被抛弃，被剥夺一对一的安全感，被珍惜，被本该爱自己的人变成一种人际关系3354这些都是非常毁灭性的经历。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落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灾难一定包括人际关系的缺失。
因此，要从创伤和忽视中恢复，还必须与人际关系有关。——重建信任，重拾信心，回归安全，重建爱情。当然，药物可以帮助缓解症状，与医生交谈也非常有用。但如果没有与他人持续的、关怀的联系，——是无法完全治愈和恢复的，即使有世界上最好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的确，让治疗发挥作用的本质是与医生的沟通，而不是医生的方法和言语。所有经过我们治疗后最终能够健康成长的孩子，都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网络围绕着他们。
受虐待和创伤的孩子最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群体，能够帮助他们缓冲早年经历的痛苦、悲伤和失落。治疗效果是那些能提升孩子人际关系数量和质量的东西。起作用的是持续、耐心和反复的护理。而且，我想补充的是，恰恰是那些用心良苦却又可怜的“专业人士”在创伤事件发生后仓促介入，或者是那些逼迫孩子“敞开心扉”或者“释放愤怒”的行为，没有任何效果。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对创伤敏感的孩子不太可能拥有健康、支持的家庭关系和人际群体，所以很难通过我们现有的条件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因为健康的群体本身可以在第一时间预防人际交往中的创伤性事件(如家庭暴力等暴力犯罪)，而社会联系之间的断裂往往出现在我们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从而强化了人们的脆弱性。
如果我们能成功培养出健康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就能灵活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创伤(约40%的孩子在成年前至少会经历一次潜在的创伤事件)，所以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我们这个物种的奇妙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技术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和先前的经历中受益。
《马拉松》 (2005)电影剧照。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本应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技术，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代社会在很多情况下已经破坏，甚至抛弃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生物单位：大家庭。关于核心家庭的崩溃，我们谈得太多了，但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虽然大家庭的作用讨论得较少，但它至少同样重要。正如我们在莱昂的故事中所看到的，大家庭确实可以在年轻夫妇应对和抚养健康的孩子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他们中的一方或双方处于崩溃和无能为力的状态。
在一切都与科技相关的社会里，如何建立起人际关系？
过去，人类世代生活在小群体中，由40至15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人彼此联系紧密，生活在一起。到1500年前，欧洲的平均家庭由大约20个人组成，他们每天都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到了185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0左右，到了196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5。到2000年，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不到四个人，而在美国，26%的人独自生活。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逐渐远离塑造我们的环境。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不尊重生物学；这个社会没有
有考虑到我们人类的许多最基本要求，反而经常使我们远离健康的行为，做一些对自己有害的事。
不幸的是，我所从事的领域也正是这个趋势的一部分。多年以来，心理健康专家们教导人们说，即便没有社交支撑，人们也能在心理上保持健康，例如“除非自己爱自己，否则不会有人爱你。”专家们告诉女性说，她们不需要男人，反之亦然。人们相信，没有任何社交联系的人与那些有许多社交往来的人一样健康。这些观念都有悖于人类这个物种的基本生物性。我们是社会型的哺乳动物，没有人类彼此之间的互相联系与支撑，根本无法存活至今。事实上，唯有曾经被爱且正在被爱，才知如何去爱。爱的能力无法独自建立。
我相信，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过渡期，人们正逐渐意识到，现代社会抛弃了许多人类心理健康的基本元素。我们从全世界不断急剧上升的抑郁症发病率可以看出，这些病症不能单单靠更好的治疗和诊断来解决。一个出生于1905年的人到75岁时患上抑郁症的概率只有1%，但是那些生于1955年的人到24岁时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是6%。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在最近几十年里，青少年抑郁症的比率呈上升趋势。我们可以从婚姻以及离婚的变化模式中，从人们难以发现浪漫关系的报告中，从人们不断挣扎着要保持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中，意识到这一趋势的出现。
为了保持心理健康而需要的一切，与现代社会能提供给我们的一切之间毫无联系，这也可以从父母们不断的担心中看到——父母们担心网络、媒体、药品、暴力侵害、恋童癖、经济不平等，以及最重要的是，担心塑造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的文化价值观。不论是激进的观点，还是保守的观点，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什么是错的，我们应当怎么办，但没有人会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健康。
电影《虐童疑云》（2008）剧照。
我们的领导人现在应当向前一步，问问看：“我们应该如何在现代社会里建立社区团队？如何在这样一个拥有电视、电子邮件，被电灯拉长了的日子，以及拥有汽车、飞机、心理类药物、整容手术，以及一切都与先进的科技相关的社会里，建立起人际关系？我们如何处理眼下出现的事物，创造出一个尊重我们的基因需要，强化我们彼此之间联结，而不是忽略和破坏这些生物需要的世界？”
我当然无法为上述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我确实知道，现在许多照顾孩子的方式实际是在伤害孩子。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规模巨大的医疗中心，专为3~5岁的孩子服务，就禁止里面的员工们触摸孩子。如果孩子们希望被拥抱或抱起来的话，成年人就应该推开他们。这就是好点子反而带来严重负面效果的典型例子——本意在于保护孩子们不受性侵害。孩子们需要健康的抚摸。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一样，婴儿会因为缺乏触摸而死亡。这是我们的生物性。
不幸的是，因为我们过于担心不健康的触碰，也许就不能满足孩子们对健康的身体关爱的需求。这会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恋童癖的侵害，因为孩子们会本能地寻找那些对他们表现出关爱的人。因为对他人越来越不信任，我们将孩子锁在屋里，不让他们自由地出去和邻里的朋友一起玩耍，严格规定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我们也就摧毁了让我们所有人保持健康的团体联结。我当然明白性骚扰给孩子们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在吉尔墨地区的案例，蒂娜的故事以及许多其他的例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性侵害的可怕现实。
但是我也知道，那些侵害者总是会选择最脆弱的孩子，总是会从团体中最弱小的人身上下手。任何捕猎者都会寻找最虚弱的猎物，这也是另一方面的生物性。因此，为了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我们应当与他人建立起健康的关系和联结，我们应当拥抱自己的孩子。通过加强社区间的联结，而不是分裂来尊重孩子们的需要，达到保护他们的目的。要在看护中保证孩子的安全，不让单个的成年人在无人注意到的情况下触摸孩子，但同时，也不能禁止肢体上的关爱和安抚。要创造一个安全的邻里环境，就得了解自己的邻居。不要把孩子锁起来，或是只让他做一些规定好的事情。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人性是如何形成的了，应当以一种尊重和反映其生物性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忽略其生物性，还意识不到这么做带来的恶果。
需要反思的“妈咪战争”
我们还能采取哪些措施，保护孩子免受创伤、忽视和虐待呢？又该如何有效地帮助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孩子呢？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现有的政策和方法并没有将人际交往放在首位，现有的帮助孩子的体系也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应当承认，许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从长远上加剧了问题。我们应当理解自己不断进化中的需要，然后在现代社会中找出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最好就是从头开始，用我们对待婴儿和新父母的方式来开始。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为了能够正常发育，婴儿需要一到两个主要的、持续的养育者对他们付出关爱，而那些养育者需要处于一个有爱的团体中，对他们给予日常的支持，这个团体能够意识到新父母们筋疲力尽的需求，并能够缓解这些疲倦。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并非一个女性应该全天单独和自己的子女待在一起，而伴侣待在办公室里。男性和女性都要为生存而努力奋斗，但女性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而大一点的男孩子则陪伴在男人的身边，接受训练。快要撑不下去的母亲可以把自己的婴儿交给某位阿姨，或是某个姐妹，或是祖母：平均来说，应由4个年轻人和成年人来共同照顾一个年幼的孩子。今天，我们却认为日托中心的成年人与儿童比例恰当，在那里，一个保育员要照顾5个孩子。
灵长类动物学家和进化理论家萨拉·布拉夫·哈迪在接受《新科学家》杂志的访问时说：“政策制定者们想当然地认为核心家庭就是‘黄金时代’的缩影，但是从人类家庭的悠久历史来看，孩子只由父母抚养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些接受过其他成员关爱的孩子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善的地方，并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哈迪的著作，《母爱：母亲的直觉如何塑造了人类》，就强调了大家庭的重要性，她把大家庭的成员称为“共同的父母”。她提出：“孩子可能会处于被忽略的危险中，而（共同的父母）的干预，例如，来自祖母的关爱，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该状况。”
而且，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婴儿并没有自己的婴儿房——甚至没有自己的婴儿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随时处于一位成年人或是手足的附近，还常常被抱着。今天婴儿出现的许多睡眠和哭闹问题很有可能是婴儿一个人待着而引起的。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看不到成年人的婴儿是可能要面临死亡的。所以单独入睡的婴儿常常很难入睡，这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正好反映出了人脑的适应性），这么多婴儿很快就适应了这一状况。那些独自睡觉的婴儿最终有可能不太容易开启自己的压力系统，人类社会经历了数千万年的演变历史，这可不是按照大多数父母喜欢的节奏来进化的。
我们应当教育人们了解婴儿的需求，并且形成更好的办法来告知他们。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了解婴儿和孩子的社会，每个与孩子们打交道的人都应当知道孩子们的需求。例如，一个婴儿根本就不哭，像康纳那样，那么应该像关注哭闹过多的婴儿一样，对他付出同样的关注，更有意识地关注与他们年龄相符的行为，这样可以保证在必要的时候尽快帮助到这些孩子。
并且，我们应当立即叫停“妈咪战争”，并且意识到，当新生儿父母有花更多的时间与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并且有一群人支持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时，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受益匪浅的。正如哈迪所说：“我们应当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母亲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群居支持。婴儿需要这样的群居体验，才能完全发展出自己的人类潜能。”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正在尝试拥有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儿童养护，以及许多的带薪家庭假期。相信我们也能够制定出类似的政策。
过分强调认知的发展，忽略了孩子的情感和生理需求
为了建立更有利于生物性的家庭环境，父母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对媒体和高科技设定界限——例如，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此时所有的电话、电视和电脑都要关掉。而且，人们还可以在与他人交往互动的过程中，不管是和亲戚、邻居、商店店主还是平时遇到的别的什么人，通过强调人际关系、同情和友善的重要性来树立行为模范。
学校同样需要做出改变。我们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认知的发展，几乎完全忽略了孩子们的情感和生理需求。仅仅是20多年前，小学才意识到午餐时间与休息时间的重要性，也才强行要求一周要上几天体育课。家庭作业每晚很少超过一个小时，孩子们应当记住最后期限，并独立完成作业。每年也会举行几次需要父母们协助的大型活动。以上提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对年幼孩子生物性的尊重，特别是男孩子，因为他们比女孩子要成熟得晚。
电影《超脱》（2011）剧照。影片中，一个拥有与学生进行某种情感交流天赋的老师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其实内心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处于弥留之际，母亲自杀阴影始终在脑海中萦绕。
校方也意识到，注意力时间短，正是孩童的特点，孩子们需要有自由的时间来奔跑和玩耍，学习如何彼此相处。我的共同作者迈亚，其9岁的侄子有一次告诉他的妈妈，说不知道谁是自己的朋友。他在学校里的生活受到严格规定，他没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也没有休息的时间。这真是太疯狂了。在我们匆忙的生活中，总是想着要确保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和邻居家孩子一样“富有”的环境，实际上却剥夺了孩子们在情感上的需求。孩子的大脑不仅仅需要单词、课文和有组织的活动，还需要关爱、友谊，以及玩耍和做白日梦的自由。了解这些，也许可以使更多的父母能抵抗社会的压力，并且能够督促学校向更理智的方向发展。
而且，我们的教育系统和我们的社会对人际交往的重要性的普遍轻视，也阻碍了孩子们同情心的发展。和语言一样，同情是一种人类基本的能力，也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之一。但是同情也和语言一样，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通常情况下，我们在童年早期就能掌握这两种技巧，但是正如在康纳和利昂的故事里表现出的那样，同情以及人际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环境的输入。虽然幸运的是，很少有孩子会像康纳和利昂那样长时间自己待着，但许多年幼的孩子正在越来越多地把时间花到设定好的系统的环境中，很少有时间可以建立真正的友谊，缺乏足够的练习和重复，以发展出富有同情的关爱。更糟糕的是，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时间被数小时的家庭作业填满，或被数小时的电视、电脑和游戏所填满。
大脑的发展是依赖于使用的，即：用进废退。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来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联系，以及处理冲突和协调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么他们大脑中的这些区域就会发育不良。正如哈迪所说：“关于同情，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只有在某些抚育的状况下，才有可能产生出来。”如果你没有为孩子提供一个有爱的、充满活力的社交网络，那么同情就无法完全显现出来。
在如今的安全文化里，我们好像在两极中摇摆
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压力都是坏事，孩子们对挑战和冒险的需求与对安全的需求并无二致。想要保护孩子是很自然的，但我们也应当问问自己，从何时开始，想要让孩子们远离冒险的愿望走得过了头。毕竟，最安全的游乐场应该是没有秋千，没有滑板，没有粗糙的地面，没有树木，也没有孩子的游乐场——但同时也没了乐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大脑会被他们的活动缓慢而重复地塑造着。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去练习该怎样应对小小的冒险，没有机会去应对这些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他们就无法应对更大的冒险，无法承担更大的后果。
在如今的安全文化里，我们好像在两极中摇摆：从婴儿时期一直到整个高中阶段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控和指导，然后将他们释放到绝对自由的大学生活（虽然也不乏一些想要侵占这一地盘的父母）。我们必须记住，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青少年更早地承担起成年人的角色，长大成人后更能优秀地应对挑战。今天青少年面临的许多问题都起源于大脑在成长过程中，没有面对足够的挑战。尽管现在我们知道，大脑中作出决定的区域要直到二十几岁时才能完全发育成熟，但也只有体验过作出决定，才能让这些区域成熟起来，如果不冒些险的话，是永远无法完成这一进程的。
我们应当让孩子们去尝试和犯错。当他们真的因为经验不足而作出愚蠢和短视的决定时，我们就应当让他们承受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制定出相应措施来保持平衡，不能放大错误，例如吸毒或是斗殴等，以免酿成毁了一生的大祸。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当下的“零容忍”政策（因为违反了一条规则就将孩子们驱逐出校）所正在干的傻事。我们知道，我们的生物性会使我们很容易模仿周围人的言行。我们知道自己所重复的一切，最终会得以强化并和环境成为一体。我们做某件事情做得越多，我们的大脑就会形成与之相关的越强大的体系。
电影《冲出逆境》（2002）剧照。影片中，童年时期被养母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虐待的悲惨遭遇让安东尼的性格变得孤僻与扭曲，成年后的他不仅个性残暴，没有同情心，并且对女性充满了仇恨。幸运的是，在主治医生杰罗姆的帮助下，安东尼逐渐揭开了心中的郁结。
如果周围重复的是关爱和培育，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棒，可现实很可怕，想想那些暴力，以及围绕在我们和孩子周围的不断增加的引起暴力的刺激吧。生活在暴力蔓延的社区，经济上拮据，目睹暴力行为或者本人就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决定哪些孩子会成长为使用暴力的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不是简单的暴力游戏或是电视画面就能影响的。如果我们想要减少暴力和犯罪，关键就在于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帮助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虽然大多数受虐待的孩子长大后并没有成为施虐者，但是相比较那些早年没有受过虐待和忽略的孩子而言，他们长大后成为虐待或忽略孩子的父母的概率要大得多。如果这些孩子住在充满冲突的社区，周围充斥着引发暴力的事件，又很少有积极的社交来作为弥补，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虽然还没有研究记录下孩子们观看暴力的电子游戏的数据，或是探讨它们对孩子们行为的影响，但美国精神病学会估计，普通的孩子在成长到18岁时，仅是在电视上就平均观看过大约16000起受到刺激而引发的谋杀案，以及200000起暴力事件。要建立起激发我们天性中“更好的天使”的社会，那么限制孩子们接触这类暴力是非常重要的。改变若干细小的负面影响能够最终带来更大的效果。
作者丨[美]布鲁斯·D.佩里、迈亚·塞拉维茨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丨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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