咕从小就喜欢耳环、耳环、长袜和靴子。
经常有一个人不注意就偷了我的口红。他对粉底、眼影、腮红，所有女生的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感兴趣。
每次出去逛街，我都在服装柜台前不肯离开，可怜巴巴地求我：“妈妈，求求你，给我买条裙子。”
这种时刻哪个父母不头大。
你不能简单粗暴地拒绝他，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满足他。如果你真的上瘾了怎么办？你应该每天穿小裙子去学校，你的同学不应该嘲笑他？
本以为长大就好了，没想到含含糊糊过了几年，少女心竟然丝毫不减。
前几天我在网上给妈妈挑选靴子，突然他俯下身说：“妈妈，也给我买双吧。我早就想要了。”
瓜子嗡嗡作响。这.这.快一年级了！
我后来跟老梁说了这件事，两个人躺在床上，他突然说：“你就不能是同性恋吗？”
我白了他一眼：“胡说，他和小女孩玩起来很可爱。”
随即又暗暗地想，哎，万一生个小孩，真是同性恋可怎么办？
我认识几个同性恋朋友，听听他们关于出柜的故事。最悲惨的一章一定是我直接面对父母的时候。
近年来，氛围相对开放，社会整体包容性提高。有的朋友甚至敢在朋友圈承认性取向。可唯独面对父母，再前卫再先锋的人，都不免畏畏缩缩、胆颤心惊。
比小时候考了零分更恐惧。
挨骂没关系。我最怕的是那种像黑洞一样默默吞噬所有情绪，完全接受和妥协，却连后背都在一夜之间衰老的父母。
只有通过和平对话，打骂只会激起反抗，包容和退让才可平静对话。才有机会审视彼此心中的所有冰川，以及凿冰和融冰的艰难过程。
一个好朋友的父母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
从最初的打骂，到后来的隔阂，再到这两年逐渐融化的冰，我妈终于在过年的时候对他说：“带他回家吃饭！”
她叫他“他”。
“男朋友”这个词我妈妈仍然想不起来。
即便她花了十年时间，一寸寸凿掉了隔在母子间的冰川，却仍有这最后一块坚冰，不可融化。
喜欢招待儿子的小同学，给他们做饭，铺床，给隔壁邻居介绍：“这是我儿子的朋友。”
她支持孩子们。但每一个举动，每一张笑脸，都略带着一些苦涩的味道。
我朋友说他曾经恨过父母，怪他们老土，跟他们吵得很凶。
但直到近两年，所有的争吵都平息了，父母终于妥协了，他才突然意识到，不仅仅是自己在爬眼前的山，他的父母也在爬，甚至他们也和他一样痛苦。
十年，一对平凡的保守的倔强的父母，用了十年才走过一条天堑。
一条渐渐靠近儿子、理解儿子的天堑。
没那么容易。
当了妈妈才知道一切都这么难。
比如，我的孩子真的有一天会带回一个男朋友。我该怎么办？
高兴地庆祝？那不是真的。互联网是这么说的。嘿，这不是真正的人性。
不是对同性取向的排斥，而是父母的诞生，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社会的“少数”和“边缘”，去承受那些无缘无故的白眼、挫败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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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同样没法苛责他。
我的学识、教养、阅历，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没法对此口出恶言——他已经承受够多来自社会的恶意了，不该再承受来自至亲的恶意。
所以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默默消化这一切。
像没事发生一样，悄无声息修葺那一片震区。
我是成为母亲以后，才知道默默承受、独自消化，是父母们时常经历的一种常态。
碰巧早两天在看《请回答1988》，里面有一幕很是触动。
德善参加修学旅行，原本就很拮据的父母，给了她一台非常贵重的相机。
临行前再三叮嘱，万万、万万、万万不能把相机弄丢，它是这个家屈指可数的贵重物品了。
但可想而知，偏偏就弄丢了。
可怜的小德善，一瞬间吓得面色惨白，游玩的心思都没了，全身心惦记着相机痛哭流涕。
老师给家里打了电话，把情况告诉了妈妈。
德善忐忑极了，她以为自己一定死定了，妈妈一定会骂死自己，可沉默了两秒后，电话里却传来妈妈温柔的声音：“没事的，好好游玩吧！”
就那么两秒，一个妈妈的形象鲜活地跳出来了。
当然生气，当然心痛，全家人穷到住地下室，还丢了一台宝贵的相机，能不气吗。
可是，她是妈妈呀。
那两秒间，妈妈的思绪大概绕着地球飘了几圈。
因为贫穷而导致的抠搜，对女儿的愧疚，对生计的疲惫，一一绕上心头后，她最终的选择，是告诉孩子：“没事的，好好玩吧！”
妈妈不是真的“没事”，妈妈是为孩子选择了“没事”。
我一下想起好多类似的时刻。
咕咕小时候把我的香奈儿小羊皮包，当做过家家的器具，放在地板上用塑料刀砍砍砍、切切切，见我过来，还一脸兴奋地招呼我：“妈妈，陪我一起玩。”
啊，霎时间山崩、地裂、海啸、火山爆发……
可看着孩子稚嫩的脸庞，地震和岩浆又飞快压回了心脏，我笑着跟他说：“这个包包不好切，妈妈给你换一个好切的。”
不然能咋地，跟一个两岁小孩计较，把他胖揍一顿？
可就算揍晕了，他也不可能明白妈妈为什么生气，什么香奈儿啊，在他看来跟普通砧板没啥区别嘛。不能骂，吐血了也不能骂。
又譬如我自己念书时。
因为家庭条件窘迫，父母老早便教育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就是考大学，考到大城市去。为此父亲非常严厉，早在四岁以前，就命令我读书写字，一直以来小考大考，无不耳提面命。
偏偏我还是考砸了。初三那年，成绩几乎惨不忍睹。我都不敢想象从家长会上回来的爸爸，会有一场如何的雷霆之怒。
然而神奇的是，爸爸好像突然失聪失忆，面对那张糟糕的成绩单，竟然笑嘻嘻地跟我拉起了家常，绝口不提中考二字。
我还以为这是老师的特意叮嘱，直到自己为人父母才恍然大悟，在那段谈笑风生的回家路上，爸爸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挣扎——他的孩子学习不好，就要经历跟他一样的痛苦命运。可是，他却不能责备她。
他心知肚明她尽力了，更懂得在中考的关键节点，那一顿责骂下去，极大可能超出孩子的心理承受界限，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又譬如老梁。
跟我一起之前，他有过一段长达七、八年的恋爱。分手之痛，可想而知。
那两年他相当萎靡，一个人住在脏兮兮的出租屋里，没有热水，没有洗衣机，下水道时常漏水，把房间溢得到处都是，他也懒得叫人来修，垫几个砖头在家里“过独木桥”。
这样颓然，很难不令当妈的焦急。
我嫁过去以后，婆婆有次跟我闲聊，说那两年里，她时常忧心得睡不着，生怕这孩子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我把这话转述给老梁，他一脸没心没肝：“啊？还有这事？我妈从没跟我说过啊……”
妈妈当然不会跟他说这些。这是一个妈妈最寻常不过的自觉。
妈妈的伤心，妈妈的失望，妈妈的愤怒，妈妈的恐惧，妈妈的担忧……所有情绪都会经由妈妈的身份一层层过滤，拾掇好、包装好、修缮好，再以冰山一角的形式呈现。
你看到的只是眉头紧蹙，但妈妈心里啊，或许早经历了一场八级地震。
一份早餐、一块面包、一个签名、一张照片、一次不早不晚地接送、一声不轻不重的叮咛，或许要到为人父为人母的一天，才知道这寻常的一切背后，竟凝结着意想不到的艰辛努力。
咕咕最终获得了一双长筒靴。
我亲自在网上给他挑的。稍微折中了一些。
不是他最想要的红红绿绿流苏仙女款，而是一双黑色的略带中性的马丁靴。
谢天谢地，虽然不是“梦中情靴”，但他还是相当喜欢相当满意，一到手就穿在脚上，噼噼啪啪在家里踢起了正步，脸上尽是眉飞色舞。
不知道若干年后，他还记不记得那双想要的流苏长筒靴，会不会因为没有得到它而稍感遗憾，为母亲当时的“折中选择”而惋惜。
或许要到他同样为人父母的那天才能谅解，世上从没有一百分的完美父母，在这场亲子的巨大考题里，妈妈交出的答案并不完美，但那已经是妈妈，绞尽脑汁能想出的最好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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