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之后,跳槽去互联网大厂

50岁之后,跳槽去互联网大厂

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来说,年轻是大厂员工早已固定的形象。

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还不超过35岁——这像是互联网公司的年龄底线,不能再老,没有人能够想象不再年轻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但在年龄的框架之外,还有很多人以让你出乎意料的姿态,成为大厂中的一员。

其中最夸张的,可能是60后:他们有的刚申请了延迟退休,有的甚至已经抱上外孙。

他们是处于年龄标尺最末端的少数派。但他们的存在,仅仅是存在本身,就在试图向我们回答关于边界的探索:在互联网公司,另一种活法是否存在可能?

中年之后,迈向互联网

对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人来说,互联网是个遥远的平行世界:多数探讨中,双方互不熟悉,或许也互不在意。

而当这些60后决定迈向大厂,接受新鲜的、直接的、属于年轻人的规则时,格格不入是必然的。

2017年,润源作为机电工程专家跳槽到蚂蚁集团。入职体检是互联网公司的常规操作,却成为他窘迫的开始。他先是担心自己的身体素质,“肯定是没法过关的”。紧接着,年龄一栏的“51岁”激起了人们好奇的打量。

就连体检的医生也惊讶地问:“互联网公司还招年纪这么大的人啊?” 的确,样貌、气质和谈吐的区别,放在相差近30岁的人们身上,大多数人还是能一眼辨认出:润源不是大厂员工中的大多数。润源被打量得不自在,囫囵过去,“我搞技术的,和医生一样,越老越吃香嘛。” 医生会心笑了笑,没有多说话。

还好后来的面试,对方显然更看重技能,并没有当面谈起年龄,润源很快完成了入职。

50岁之后,跳槽去互联网大厂

正在检修工程的润源(左一)

这样的不自在,后来却时常发生。新人培训,他拎着蓝色保温杯,更愿意坐在会议室最后排的角落,全场的同事和他女儿年龄差不多,他突兀得像是个闯入教室的家长。

公司团建,他往往沉默着当透明的角色。年轻人的热闹不属于他,网剧、游戏和抖音,他自然插不上话。也没法和主管聊多少工作之外的话题——最小的主管小他近20岁,年龄差实在太大。

工作上的不适应更为难捱。润源难忘自己入职的最初三个月,他原本带30多人的团队,大多数时候只需下达安排,就会有人执行,此时却需要亲力亲为。

他习惯严谨稳定的工作流程,按部就班,互联网却需要快速响应,不断变化,并应对更新的变化。快节奏催生焦虑、迷茫与麻木——他一整晚一整晚地睡不着,甚至为此戒了咖啡。 来自湖北宜昌的舜华也曾有相似的处境。

2008年,她从银行跳槽到支付宝,入职时39岁。 穿着打扮上的差异最为明显。

当时,上海的办公室坐落于浦东证大五道口大厦,支付宝租了最顶层的三楼,楼下都是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西装革履的都市精英和T恤短裤拖鞋的大厂员工,每天都会混杂在大厦电梯里。

50岁之后,跳槽去互联网大厂

舜华和同事们合影(后排右二)

看穿着就能区分谁在哪里上班——证券公司的员工有时还得和客户解释一下,“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上面支付宝的”。

融入大厂的第一步,是舜华把衣橱里均价千元的玛丝菲尔的衬衫和套裙,全部替换成几十块的文化衫和牛仔裤。

只不过,从国企跳槽到互联网大厂,冲击猛烈而具体。在国企工作,生活是缓慢地流淌着的——单位隔住处一道围墙,中午回家买菜做饭,看CCTV10每天半个多小时的《百家讲坛》,然后睡个午觉,再回去上班。

而这一切到了互联网公司,都成了遥远的奢望。新工作的要求是:时刻准备着。她所在的地方叫智能资金部,负责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

10多年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还不完善,刚开始工作的舜华和同事,需要24小时在线,解决资金管理系统的异常问题。

就算去爬山,她也要随时背着电脑,留意手机信号,做好随叫随到的准备。

大厂里,属于60后的位置

那些事后回忆里显得轻描淡写的适应过程,真实的情况,往往要艰难许多。

刚到公司不久,润源就被安排了一个装修项目,原方案被完全推翻,一切从头再来。但对他来说,这里的起点是自学CAD制图软件,整整两天,他戴着老花镜,对着两台电脑,从添加注释、更改透明度、调整照明这些基本操作开始,边学边做。焦虑、挫败、无助,这些情绪当然存在,但是“一切清零,先做事要紧。” 超出预料的情况总在发生。

2017年,公司快速扩张,原本只应容纳三千人的大楼,最高峰时办公人数却达到了四千多。电梯不堪重负,状况频发,空调也运行过载。而此时,润源既要处理旧大楼的棘手难题,还得在几个月内,完成新园区的搬迁。

故障从不给人留喘息的片刻,最狼狈的一次,外面下着大雨,他举着防水布在室外换压缩机,机器修好了,人也湿透了。

人生的新挑战,也曾发生在香港工作的慧均身上。此前数十年,他在渣打、汇丰等银行从事反洗钱的工作。严密复杂的工作环境催生出层层规则,而他需要做到严格遵守、严谨克制。

2017年,年过半百的慧均加入蚂蚁。本以为可以在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但到了蚂蚁,一切没想象中简单,每天与年轻同事沟通,每天的步伐快如跑车,而他需要利用经验不断影响身边的同事:风险管理很重要,合规机制很重要。 熟悉大厂的过程中,慧均有过犹豫。入职一年左右,由于家人生病,他也提过离开。主管得知后,帮忙协调,让他不用经常出差,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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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均与同事合影(左一)

他也慢慢习惯了随时到来的变化——不按固有的轨道运行,这件事本身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这些年,国际非法洗钱越来越复杂,打击犯罪需要运用更好的技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挑战也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一个行业也好,一家公司也好,走得越久,就不只需要年轻和效率,也需要周全和缜密,承担更多责任。”慧均说,这是更适合他的工作,也想为社会培养更多有国际视野的反洗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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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均代表蚂蚁集团在联合国反洗钱论坛发言

年轻的、扁平的管理当然有好处,但逐渐形成的制度和规则,也很重要。

舜华记得自己刚入职时,办公室总是吵哄哄的,大家隔空喊来喊去,“要改一个BUG,就是直接叫一声,老苗(倪行军,花名苗人凤,后担任蚂蚁集团首席技术官),来修一下!” 现在入职蚂蚁的新员工,初学操作,或面对紧急问题,不再会像当年的人们那样毫无头绪,喊人帮忙。一切有着明晰的操作流程、项目指南、应急方案——多年来,舜华和同事们一起,梳理种种规则,沉淀在了公司的数字资料库里。 “我们没法一直年轻,但可以变得成熟。”

润源说,“一家成熟的公司,也会更看重专业性,而不会只用年龄这把尺子来打量一切。” 60后在年轻人的阵地,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他们觉得年轻人也不容易

在“大厂员工”的标签之外,60后有着更为丰富的社会身份与人生经历。度过初期的手忙脚乱之后,他们逐渐找回舒适的平衡。

每天五六点,生物钟会催促着润源起床,早起之后的流程几十年如一日:整理房间、洗漱、做早饭,再做一套广播体操——为了日渐老化的关节着想,这是一种更温和的健身方式。跳槽至蚂蚁的那年,他的外孙刚好出生,简单锻炼后更多的时间,他会留给家庭中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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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源和4岁的外孙

平淡的生活里,60后们也会回归我们所熟悉的,和年轻人有些代沟的那一面。慧均常常提到一首名叫《狮子山下》的歌——它诞生于70年代香港的贫民区,这首歌陪伴那一代人度过了金融危机、非典疫情,“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总想拼一个更好的来日。”

慧均看起来不像五十多岁,得益于他保持着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七点到公司上班,日程计划精确到分钟,下班去健身房运动——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让同事羡慕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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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均在蚂蚁集团内留影

我们以60后为切口,看到了互联网大厂的另一面,又或者说,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一种在焦虑、压力之下,写给每一代人的启示。

前几年,舜华接手了部门的文化培训。她用笔记本电脑记下了部门所有人的生日、入职时间、擅长的领域。新人有问题,也爱找她来请教。

她越来越感觉:职场人的焦虑,并不只伴随年龄的增加而简单累积,而是与每个人身处的环境更紧密相连。 “比如35岁的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前有房租房贷,后有看病养老,真是被包围得严严实实。” 舜华说,自己是幸运的,房价不高时买了套房,也赶上互联网时代的红利,有了稳定的收入。

如今的年轻人,撞上的却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

三年前,舜华与刚工作的儿子聊天,儿子说,“房价超过三四百万,靠普通工资无论如何都够不上,我再怎么也赶不上你们了。”舜华也无法给出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她只能告诉儿子,时代一直在变,能把握的或许只有自己。 公司入职培训时,舜华也会小心避开一些过多谈及梦想和打拼、会让年轻人觉得是PUA的词汇。“不是这些话不对,而是环境变了,人的心态也变了。

看不到增长的蛋糕,你跟我谈什么梦想?” 她更愿意跟年轻同事说起的,还是希望他们多丰富自己,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50岁那年,她到了退休年龄,向公司申请再延长退休期5年。她是时代浪潮里打磨过的人,昔日物质的匮乏会带来一种紧迫感,“我们这辈人骨子里还是觉得,有一个单位是件好事,必须要不断学习,不被时代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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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华利用业务时间担任公益项目自然讲解员

而在大厂之外,舜华拥有着更为广阔的生活。

每天中午,她带着望远镜,走到西湖后山,教人辨认植物、画成图鉴。她还有个微信群,群里都是曾在蚂蚁工作的老同事,离职后,有人继续创业,有人开了小店,还有人去国外学了插画。

聊天记录里充满“微笑”、“阳光”、“玫瑰”等表情,群名倒是可爱,叫做“艺术少女营地”。

她们继续老去,她们也继续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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