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之后，跳槽去互联网大厂

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来说，年轻是大厂员工早已固定的形象。

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还不超过35岁——这像是互联网公司的年龄底线，不能再老，没有人能够想象不再年轻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但在年龄的框架之外，还有很多人以让你出乎意料的姿态，成为大厂中的一员。

其中最夸张的，可能是60后：他们有的刚申请了延迟退休，有的甚至已经抱上外孙。

他们是处于年龄标尺最末端的少数派。但他们的存在，仅仅是存在本身，就在试图向我们回答关于边界的探索：在互联网公司，另一种活法是否存在可能？

中年之后，迈向互联网

对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人来说，互联网是个遥远的平行世界：多数探讨中，双方互不熟悉，或许也互不在意。

而当这些60后决定迈向大厂，接受新鲜的、直接的、属于年轻人的规则时，格格不入是必然的。

2017年，润源作为机电工程专家跳槽到蚂蚁集团。入职体检是互联网公司的常规操作，却成为他窘迫的开始。他先是担心自己的身体素质，“肯定是没法过关的”。紧接着，年龄一栏的“51岁”激起了人们好奇的打量。

就连体检的医生也惊讶地问：“互联网公司还招年纪这么大的人啊？” 的确，样貌、气质和谈吐的区别，放在相差近30岁的人们身上，大多数人还是能一眼辨认出：润源不是大厂员工中的大多数。润源被打量得不自在，囫囵过去，“我搞技术的，和医生一样，越老越吃香嘛。” 医生会心笑了笑，没有多说话。

还好后来的面试，对方显然更看重技能，并没有当面谈起年龄，润源很快完成了入职。

正在检修工程的润源（左一）

这样的不自在，后来却时常发生。新人培训，他拎着蓝色保温杯，更愿意坐在会议室最后排的角落，全场的同事和他女儿年龄差不多，他突兀得像是个闯入教室的家长。

公司团建，他往往沉默着当透明的角色。年轻人的热闹不属于他，网剧、游戏和抖音，他自然插不上话。也没法和主管聊多少工作之外的话题——最小的主管小他近20岁，年龄差实在太大。

工作上的不适应更为难捱。润源难忘自己入职的最初三个月，他原本带30多人的团队，大多数时候只需下达安排，就会有人执行，此时却需要亲力亲为。

他习惯严谨稳定的工作流程，按部就班，互联网却需要快速响应，不断变化，并应对更新的变化。快节奏催生焦虑、迷茫与麻木——他一整晚一整晚地睡不着，甚至为此戒了咖啡。 来自湖北宜昌的舜华也曾有相似的处境。

2008年，她从银行跳槽到支付宝，入职时39岁。 穿着打扮上的差异最为明显。

当时，上海的办公室坐落于浦东证大五道口大厦，支付宝租了最顶层的三楼，楼下都是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西装革履的都市精英和T恤短裤拖鞋的大厂员工，每天都会混杂在大厦电梯里。

舜华和同事们合影（后排右二）

看穿着就能区分谁在哪里上班——证券公司的员工有时还得和客户解释一下，“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上面支付宝的”。

融入大厂的第一步，是舜华把衣橱里均价千元的玛丝菲尔的衬衫和套裙，全部替换成几十块的文化衫和牛仔裤。

只不过，从国企跳槽到互联网大厂，冲击猛烈而具体。在国企工作，生活是缓慢地流淌着的——单位隔住处一道围墙，中午回家买菜做饭，看CCTV10每天半个多小时的《百家讲坛》，然后睡个午觉，再回去上班。

而这一切到了互联网公司，都成了遥远的奢望。新工作的要求是：时刻准备着。她所在的地方叫智能资金部，负责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

10多年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还不完善，刚开始工作的舜华和同事，需要24小时在线，解决资金管理系统的异常问题。

就算去爬山，她也要随时背着电脑，留意手机信号，做好随叫随到的准备。

大厂里，属于60后的位置

那些事后回忆里显得轻描淡写的适应过程，真实的情况，往往要艰难许多。

刚到公司不久，润源就被安排了一个装修项目，原方案被完全推翻，一切从头再来。但对他来说，这里的起点是自学CAD制图软件，整整两天，他戴着老花镜，对着两台电脑，从添加注释、更改透明度、调整照明这些基本操作开始，边学边做。焦虑、挫败、无助，这些情绪当然存在，但是“一切清零，先做事要紧。” 超出预料的情况总在发生。

2017年，公司快速扩张，原本只应容纳三千人的大楼，最高峰时办公人数却达到了四千多。电梯不堪重负，状况频发，空调也运行过载。而此时，润源既要处理旧大楼的棘手难题，还得在几个月内，完成新园区的搬迁。

故障从不给人留喘息的片刻，最狼狈的一次，外面下着大雨，他举着防水布在室外换压缩机，机器修好了，人也湿透了。

人生的新挑战，也曾发生在香港工作的慧均身上。此前数十年，他在渣打、汇丰等银行从事反洗钱的工作。严密复杂的工作环境催生出层层规则，而他需要做到严格遵守、严谨克制。

2017年，年过半百的慧均加入蚂蚁。本以为可以在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但到了蚂蚁，一切没想象中简单，每天与年轻同事沟通，每天的步伐快如跑车，而他需要利用经验不断影响身边的同事：风险管理很重要，合规机制很重要。 熟悉大厂的过程中，慧均有过犹豫。入职一年左右，由于家人生病，他也提过离开。主管得知后，帮忙协调，让他不用经常出差，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庭。

慧均与同事合影（左一）

他也慢慢习惯了随时到来的变化——不按固有的轨道运行，这件事本身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这些年，国际非法洗钱越来越复杂，打击犯罪需要运用更好的技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挑战也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一个行业也好，一家公司也好，走得越久，就不只需要年轻和效率，也需要周全和缜密，承担更多责任。”慧均说，这是更适合他的工作，也想为社会培养更多有国际视野的反洗钱人才。

慧均代表蚂蚁集团在联合国反洗钱论坛发言

年轻的、扁平的管理当然有好处，但逐渐形成的制度和规则，也很重要。

舜华记得自己刚入职时，办公室总是吵哄哄的，大家隔空喊来喊去，“要改一个BUG，就是直接叫一声，老苗（倪行军，花名苗人凤，后担任蚂蚁集团首席技术官），来修一下！” 现在入职蚂蚁的新员工，初学操作，或面对紧急问题，不再会像当年的人们那样毫无头绪，喊人帮忙。一切有着明晰的操作流程、项目指南、应急方案——多年来，舜华和同事们一起，梳理种种规则，沉淀在了公司的数字资料库里。 “我们没法一直年轻，但可以变得成熟。”

润源说，“一家成熟的公司，也会更看重专业性，而不会只用年龄这把尺子来打量一切。” 60后在年轻人的阵地，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他们觉得年轻人也不容易

在“大厂员工”的标签之外，60后有着更为丰富的社会身份与人生经历。度过初期的手忙脚乱之后，他们逐渐找回舒适的平衡。

每天五六点，生物钟会催促着润源起床，早起之后的流程几十年如一日：整理房间、洗漱、做早饭，再做一套广播体操——为了日渐老化的关节着想，这是一种更温和的健身方式。跳槽至蚂蚁的那年，他的外孙刚好出生，简单锻炼后更多的时间，他会留给家庭中的新生命。

润源和4岁的外孙

平淡的生活里，60后们也会回归我们所熟悉的，和年轻人有些代沟的那一面。慧均常常提到一首名叫《狮子山下》的歌——它诞生于70年代香港的贫民区，这首歌陪伴那一代人度过了金融危机、非典疫情，“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总想拼一个更好的来日。”

慧均看起来不像五十多岁，得益于他保持着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七点到公司上班，日程计划精确到分钟，下班去健身房运动——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让同事羡慕的身材。

慧均在蚂蚁集团内留影

我们以60后为切口，看到了互联网大厂的另一面，又或者说，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一种在焦虑、压力之下，写给每一代人的启示。

前几年，舜华接手了部门的文化培训。她用笔记本电脑记下了部门所有人的生日、入职时间、擅长的领域。新人有问题，也爱找她来请教。

她越来越感觉：职场人的焦虑，并不只伴随年龄的增加而简单累积，而是与每个人身处的环境更紧密相连。 “比如35岁的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前有房租房贷，后有看病养老，真是被包围得严严实实。” 舜华说，自己是幸运的，房价不高时买了套房，也赶上互联网时代的红利，有了稳定的收入。

如今的年轻人，撞上的却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

三年前，舜华与刚工作的儿子聊天，儿子说，“房价超过三四百万，靠普通工资无论如何都够不上，我再怎么也赶不上你们了。”舜华也无法给出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她只能告诉儿子，时代一直在变，能把握的或许只有自己。 公司入职培训时，舜华也会小心避开一些过多谈及梦想和打拼、会让年轻人觉得是PUA的词汇。“不是这些话不对，而是环境变了，人的心态也变了。

看不到增长的蛋糕，你跟我谈什么梦想？” 她更愿意跟年轻同事说起的，还是希望他们多丰富自己，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50岁那年，她到了退休年龄，向公司申请再延长退休期5年。她是时代浪潮里打磨过的人，昔日物质的匮乏会带来一种紧迫感，“我们这辈人骨子里还是觉得，有一个单位是件好事，必须要不断学习，不被时代抛弃。”

舜华利用业务时间担任公益项目自然讲解员

而在大厂之外，舜华拥有着更为广阔的生活。

每天中午，她带着望远镜，走到西湖后山，教人辨认植物、画成图鉴。她还有个微信群，群里都是曾在蚂蚁工作的老同事，离职后，有人继续创业，有人开了小店，还有人去国外学了插画。

聊天记录里充满“微笑”、“阳光”、“玫瑰”等表情，群名倒是可爱，叫做“艺术少女营地”。

她们继续老去，她们也继续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