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经济的本质是什么，碳币是什么东西

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根据人民银行答记者问的内容，重点支持领域是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具体支持方式是鼓励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风险自担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各类企业提供碳减排贷款。然后金融机构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资金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本金的60%，利率1.75%，期限一年，可展期两次。

央行在传统金融操作之外，还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人民银行申请碳减排支持工具时，提供与碳减排项目相关的贷款的碳减排数据，并承诺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参照碳减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或市场认可的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以及贷款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计算贷款年度碳减排)。

金融机构在获得央行再融资时，需要按季度向社会公开碳减排领域、项目数量、贷款金额、加权平均利率、碳减排数据等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核查等方式，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进行核查核实。

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这只是央行在金融层面支持企业节能减排的一个小政策，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也有人说，历史上的大事件大多往往是从最细微的一点开始的，甚至常常被当时的人们所忽略。过一段时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这么说吧，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决定，从政策角度来说，是把金融资源引导到绿色低碳领域，但如果看货币衍生的本质，可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基础货币衍生形式：

碳货币。

所谓的“碳货币”，就是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基础而派生或发行的货币，而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又是如何成为一种商品乃至碳货币的呢？

这件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参与国在日本京都举行了一次会议。人类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达成了科学共识，因此会议设定了一个目标：“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有目标，当然要有行动。当时，参与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其中明确要求：

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

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欧洲为很多企业制定了年度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但有的企业能超额完成任务，有的却不能。因此，需要采取市场化的手段，让那些达不到减排要求的企业可以向减排目标过剩的企业购买排污权。二氧化碳排放权，就此变成一种可供市场上企业买卖交易的商品,由此形成碳交易。2012年，我国也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此后，一批碳交易试点逐步形成。

目前，全球主要的碳交易市场包括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澳大利亚欧洲国家信托、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而加拿大、新加坡和日本则相继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据ICAP(全球碳伙伴行动)统计，2019年，全球碳金融市场交易额达到780亿美元。下图是2010年以来的几个代码。

型市场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变化（美元/吨）。

2019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340亿吨，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碳排放下降到320亿吨，而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伊朗、德国、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10个国家，合计占了总量的69%——其中，中国以99亿吨的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比后面2-6名的总和还要多，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的31%。

在这种背景之下，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了2021年3月的“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正式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到2030年之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途径，抵消自身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2021年7月16日，在多年区域试点的基础上，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首批纳入市场的2000多家发电企业可入场参与交易。根据国家安排，注册登记系统设在武汉，交易系统设在上海，当日二氧化碳排放权收盘价达到了52元/吨。

鉴于中国是当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首批入场的2000多家发电企业，又是中国最大的碳排放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碳交易市场一启动就有40亿吨碳排放权可供交易，这也意味着这个市场刚一成立，就是全球最大的碳金融市场。

在电力行业的基础上，不久的未来，中国将逐步将钢铁、建材、石油、化工、采掘、有色等行业的碳排放权都纳入碳交易体系，最终覆盖的企业二氧化碳年度排放量将达到70亿吨，占到中国年度碳排放总量的70%。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11月12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已有120天（79个交易日），总体运行平稳，单日成交量屡创新高，全国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2491.42万吨，累计成交金额11.06亿元。

以上，就是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整体背景。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人民币的发行机制。

1994年以前，人民币印刷的基础，主要是央行的“再贷款”和“再贴现”，还有一小部分来源于从出口企业或侨汇收入那里得到的外汇，但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占比在80%以上（银行用企业贷款做抵押，到央行来申请借钱，这就是“再贷款”；银行用企业的票据找央行借钱，那就是再贴现，说白了，就是央行根据政府和国有企业贷款需要凭空印钞）。

1994年，中国实施汇率并轨改革，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凭空印钞的方式开始得到遏制。接下来，随着民营企业出口创汇能力的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快速增加，以外汇做抵押而印刷的基础货币规模越来越大，而再贷款和再贴现的规模则保持不变，甚至持续变小，由此导致人民币的发行基础，逐渐过渡到了外汇储备为主。

说明：再贷款和再贴现，主要体现在“对银行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中。

到了2005年，外汇持续流入，水量充足，按照汇率折算的外汇储备总额，甚至远超人民币基础货币总量，人民币再也不需要“凭空印”；为了控制货币发行，央行甚至需要发行央票来回收基础货币，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14年——当时，市场上80%以上的人民币基础货币，都是用外汇储备做抵押而印刷出来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民币，你拿什么抵押给人民” ，就是讨论，历史以来人民币发行基础货币的源头是什么，因发表此文的公众号已被封，若想获取此文请加入小红圈）。

基础货币发行靠外汇，那广义货币发行（信贷扩张）靠什么？

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一方面将房地产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大力投资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电力以及城市里地铁、供电、供水的基础设施，这成为中国广义货币扩张的两条腿，并一直持续迄今。

房地产扩张信贷（广义货币）途径，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房地产贷款+房地产企业贷款，而基础设施建设扩张信贷，则依赖于大量国有企业贷款+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广义货币高速扩张，支撑着中国持续提升经济总量。

直到目前，中国的广义货币扩张，基本上还是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两条腿。

2014年之后，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流入减缓，基础货币扩张开始停滞甚至收缩，由此带来了全社会通缩和地方政府债务兑付危机。这该怎么办呢？

央妈开始飙英语了。

2014年，央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这两个拗口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后来又开设了抵押补充贷款（PSL），并配套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与常备借贷便利抵押品管理指引》，此举标志着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开始多元化，也意味着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再次转向。

SLF、MLF的抵押品，最开始要求是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AAA级公司信用债。但在2014年底，人民银行在山东、广东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评级试点，将优质的信贷资产纳入央行合格抵押品范围。到了2015年10月，试点区域的经验被推广至全国，这意味着中国的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大门重新开启。

2014年7月，央行向国开行注入为期3年1万亿元的PSL，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安居工程、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这是带有精准滴灌性质的一种再贷款——也就是说，各大城镇实施的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安居贷款，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一个渠道。

2015年5月，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再度扩容，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文，将地方债纳入国库现金管理的抵押品范围，纳入SLF、MLF和PSL的合格抵押品范围，而鉴于中国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规模，意味着人民币基础货币来源的重大转变：地方政府债务成为新发行的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来源。

2016年，央行扩大抵押补充贷款（PSL）的对象和范围，创设扶贫再贷款并实施比支农再贷款更优惠的利率。

2018年6月，央行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新增的担保品包括了：

1）不低于AA级的小微、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

2）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

3）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

这个决定，意味着涉及绿色、三农的垃圾债，也成为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来源。

再次放开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同时屡次扩大抵押品范围，让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从80%以上的外汇，逐渐转向国内的各种贷款和债券，在央妈资产负债表上的体现，就是“对银行债权”的规模和占比，都持续扩大（见下图）。

这一次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其实就是再次扩大抵押品的范畴，因为要求用减排量作为贷款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排放权，成为中国新的基础货币来源。

将碳排放权纳入货币发行，中国并非唯一。

就在几个月前，欧央行（ECB）也曾表示，将进一步将气候变化考虑纳入其货币政策框架，扩大其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建模、统计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分析能力，同时在信息披露、风险评估、抵押品框架与资产购买等领域，按照气候因素予以区别对待。

这意味着，欧元也在考虑将碳排放权纳入欧元的基础货币发行。

为应对一直饱受诟病的“漂绿”（Green Washing，企业将自己洗白为低碳环保企业）现象，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出台新的“欧洲绿色债券标准”（European Green Bond Standard，简称EUGBS），以维护绿债市场。

由此推想，未来中国也很有可能出台自己的绿色贷款或绿色债券标准。

在金本位时期，人们普遍会关注纸币的含金量，有人不免畅想了，未来有一天，人们会不会关注纸币的“含碳量”……

甚至有人想到，过去中国用外汇做货币基础，而土地和房地产贷款则是广义货币扩张的基础，如果，碳排放权将成为企业贷款的基础，未来的人民币将会紧紧绑定碳排放。

不过，也许是我比较保守，我个人对“碳货币”的前景并不是很看好——虽然我个人硕士专业就是环保这块儿，而且我的同学中，也有不少人从事碳排放这块儿的工作。

短期并不看好的原因在于，当前阶段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太低，根本不足以支撑当代天量的信用货币发行，作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过去的4个月里，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总额仅为11亿元，这个规模，不及央妈随便操作一个逆回购的1/N——除非碳排放权的价格，像比特币价格上涨那样，从现在的几十元一吨，上涨到几万元，几十万元一吨，由此再来充当基础货币还差不多，但这个可能性又基本没有（多种几棵树就可以实现碳排放的减少）。

更重要的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来说，生存都是第一位的，碳排放权恰恰是在限制人们过上更好更舒适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说其实与人性相悖。你怎么能想象，就在不久的将来，人们愿意为了减少碳排放，不再住漂亮的房子，不再使用高耗能交通工具，不再使用各种高耗能的商品？

远期也并不看好的原因在于，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虽然有科学证实，但是，这种涉及远期而且非常宏大的概念，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还有很多人根本不认可这事儿（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选择退群），因为各种利益杯葛，各国政府也很难就此达成一致。

更重要的是，从远期看，碳排放权作为一个各国政府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与当代的信用货币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普通人也很难在心底里把它当成财富存储的载体。如果只是政府在强推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在久远的时间里，很难在人们心目中真正建立信用。

相比被各国政府100%控制在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我个人还是更愿意相信比特币、黄金这些非政府的、分布式的资产，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范围内的货币基础。